宋景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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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宋景诗又名：无

分类：传记 / 历史 / 战争 / 古装 / 地区：中国大陆年份：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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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1-06-17

宋景诗影评：从《宋景诗》看中国式农民起义（一）：起事

19世纪，有位观察力敏锐、名叫托马斯·梅多斯的西方人评论道：在所有已达到某种程度的文明的民族当中，中国人是最缺乏革命性，却又最富有反叛倾向的。要说缺乏革命性，二千年来，“百代都行秦政制”，本朝虽号称共和，然拜苏维埃民主集中制所赐，专权远迈于前代，看来亦不能免俗。要说富有反叛倾向，外夷虽比中朝不和谐得多，但“篡逆者”多为勋戚贵族，从一介平民造反而登上王位的例子，几乎没有，盖因西方重血统之故也。反观中国，自从陈胜口中讷出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开始，中国的农民就间歇性地不安分起来，短则几十年，长则一二百年，就要发作一次，搅得天翻地覆。黄巢以后，农民起义更是风起云涌，与蛮族入侵相交替，成了中国式王朝更迭的标准模式。然而，每一次农民起义，总逃不出悲剧的宿命：要么被镇压下去，要么为人作嫁，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宋景诗的造反，与历史上成百上千次同类事件相比，并不起眼，却有幸被后世扒拉出来编排成一出“可歌可泣”的革命历史题材大戏，倘其泉下有知，怕也是受宠若惊吧。

几千年来，中国的农民们一直过着没有什么指望的日子。老婆孩子热炕头，再有几亩薄田，就是他们生存的全部意义。要是祖上积德，运气特别好，能过上孟子所说的：“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的日子，那真是生逢盛世，谢天谢地了。可是历史上大多数统治者连“黎民不饥不寒”这种低标准的温饱都保证不了，这就把农民的生活置于凶险的境地。稍微有点天灾人祸，他们就会像野草一样大批死亡。正所谓“岁凶荒，人饥为盗”，混到连吃饭都成问题的时候，人生选择反而简单了。

起事

农民起义的发端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张角式的，利用宗教迷信蛊惑人心，聚众起事。起事之前，往往要经过长时间的秘密谋划、酝酿、造势，一俟时机成熟，方才大张旗鼓。登峰造极者，首推洪杨之太平天国；另一种是陈胜吴广式的，逼上梁山，一不做二不休，揭竿而起。典型例子要数李自成，张献忠。宋景诗起事，显然也属于这一类，——聚众抗税，最后发展到杀知县，哄抢公粮。对于这种行为的处罚，《大清律例》里规定的很明白：“抗粮聚众，或罢考、罢市至四五十人，为首者斩立决。”“如哄堂塞署, 逞凶殴官, 为首, 斩决, 枭示。其同谋聚众转相纠约下手殴官者, 拟斩立决。其余从犯, 倶拟绞监候。被胁同行者, 各杖一百。”全是死罪，一个都跑不了。可笑的是许多闹事者犯了死罪竟浑然不觉，天真地认为这茬就算完了，回去还能安安稳稳种地，真是蠢到了不可名状的地步。类似的蠢行还有许多，比如宋景诗既然已经扯旗造反，家小却不带走，官军若抄袭老巢，岂非坐以待毙？历来凡是真正铁了心铤而走险的，必然自断后路，一了百了。明代嘉靖年间的《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传》里有一段刘关张结义的故事，与《三国演义》的描写大不相同，十分惊心动魄：

“刘备道：‘我独自一身，你二人有老小挂心，恐有回心。’关公说：‘我杀了老小，共哥哥同去。’张飞道：‘你怎下得手杀自家老小？哥哥杀了我家老小，我杀了哥哥的老小。’刘备道：‘也说得是。’……张飞当时忙不住，青铜宝剑手中存，来到蒲州解良县，直到哥哥家里去，逢一个时杀一个，逢着双时杀二人。”原来“结义”之后，第一件事是分别去“兄弟”的家里，把“兄弟”的家属都杀掉，省得将来有反悔之心。心狠手辣，一至于此！然而，古来成大事者不尚小节，“清除”了亲属，每个人都不可能走回头路了，于是彻底没有牵挂，只剩下将“结义”进行到底。而“结义”的目的是什么，也就不言自明了。刘关张日后能三分天下有其一，与当初的决绝分不开。再者，即便不杀，也该像宋江一样，把老子兄弟接上山寨保护起来，免得落入敌手。相形之下，宋景诗既不自断后路以明志，又不带走加家属以保护，如此迁延不决，必然徒增困扰，何能成大事？至于大头目张崇德擅自遣散部下回家割麦，大军一哄而散，不战自溃，更是愚不可及的闹剧。凡此种种，无不反映出农民起义的致命缺陷——散漫、随意、缺乏坚定的信念和长远的战略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