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

2022年第94届奥斯卡于日前公布了提名名单。其中收获最佳国际影片、最佳动画长片、最佳纪录长片三项提名肯定的丹麦动画纪录片《逃亡》，堪称动画奖和纪录片奖的热门种子选手。（奥斯卡提名名单详见：2022奥斯卡提名名单揭晓！卷福小K冲影帝影后，日本预定最佳国际影片？）

在强势进军奥斯卡之前，塔已在颁奖季多个专业奖项上有所斩获。除了荣膺2021圣丹斯电影节世界纪录片单元最佳影片，也在顶尖级的国际动画评奖节——法国昂西国际动画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长片动画。

两个“最佳”，分别肯定了《逃亡》在纪录片、动画片两个看似不搭边领域上的成就。它也以别出心裁的方式与角度，跃过窠臼，带给我们强烈震动，展现了创作的更多可能性。

首先需要明确的，《逃亡》是一部以动画手法拍摄的纪录片。片中的主人公及故事，皆来源于他的真实经历。

为了保护受访者的隐私（阿明、他的家人不方便出镜），也出于一手影像资料的匮乏，《逃亡》化局限为创造力，采用了动画与纪录片相结合的拍摄方式。

一方面，影片用放飞想象力和感受力的动画形式，来呈现男主百分百的真实经历，加强了情绪感和戏剧张力；

另一方面，纪录片的实质和穿插在动画中的真实影像资料，又在时刻提醒观众这些都是实打实发生过的事情。

矛盾碰撞之中，给观众带来了一种少见的观影体验。

影片的主人公——受访者阿明（Amin），是一位从阿富汗逃难到丹麦的难民，影片由他的自述展开。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触目惊心、令人心碎的“难民逃亡细节”。

以偷渡方式为例，阿明一家只能先从阿富汗中转到给他们旅游签证的俄罗斯。90年代的俄罗斯刚刚经历政治解体，社会不稳、民生不济。除了艰难谋生、攒钱继续逃难，他们还要时刻躲避贪腐警察的搜刮和威胁，毫无尊严和安全可言。

那时的难民们大多都通过非法的人口贩卖进入欧洲国家。这种方式不仅收费高昂、成功率不定，危险指数也像是在赌命。他的两个姐姐，就曾与60多人挤在货运船密不透风的集装箱里，差点憋死，落下了一生的心理阴影。

这样残酷的情节，直到现在还在热搜新闻里发生着。也很容易勾起观众的共鸣感。

通过灰扑扑的色块与表现主义式的简笔抽象画，这些真实的苦难经历，以一种超现实的笔触，被渲染出了足够有感染力的恐惧氛围。

短粗、凌乱的人像线条，抹平了精雕细刻的表情和姿态，把他们剥离成没有具体面孔的生命体。难民们的“非人”状态，被赤裸传达。

动画抽象、想象力放飞的风格，并没有削弱内容上的纪实力量。相反，以阿明口述为基底的画面，在动画形式的主导下，凸显了不少真人难以演绎的生动细节，也烘托了氛围，带来意想不到的沉浸感和戏剧性，让逃亡经历渗透出噩梦般的黑暗感。

用动画释放感染力之余，电影也会有意识地穿插实景历史资料（如90年代的俄罗斯社会、爱沙尼亚的看管生活都是实拍新闻片段），为阿明的自述补充年代背景信息。

另一方面，它们也像一个个突然跳出来的感叹号，对着观众再次强调“这些都是真的！”，加深纪录片的震撼实感的同时，也表明这些经历，可能也发生在其他千千万万的难民身上。

除了逃难经历的悲惨感和残酷性，主人公阿明自身的复杂性，也是《逃亡》矛盾戏剧冲突的重要来源。

除了难民，阿明还是一名同性恋，更是拥有博士学位、如今生活安定无忧的知识分子。苦命的流亡者、不合群的同性恋、受人敬仰的学者...这些既边缘、又主流的身份，在他身上汇集。不幸与幸运，时刻拉扯着他的内心。

极端的不幸是他难民的命运。从父亲被抓、战火降临家乡开始，他就失去了普通男孩该有的正常生活，取而代之的，是为了如何活下去而挣扎。

他随家人一路逃亡，从阿富汗中转俄罗斯莫斯科，好不容易进入爱沙尼亚却被强制遣返，一切几乎白费。最后哥哥集全家之力，才保他一人抵达丹麦重新生活。

与此同时，少时就饱尝流亡苦难的阿明，也是一个纤细敏感，聪慧勤奋的人。

真实生活中，他只花6个月，就在学校学会了丹麦语。结束流亡后，在异国他乡生活学习的阿明，也凭借自己的努力，拿到博士学位，过上了正常安稳的生活。“知识改变命运”的奇迹，就真实发生在这个“不配读书，只配活着”的难民身上。

他的逃亡史，是不幸中的大幸，也形成了带有戏剧性的反差，具有天然的故事吸引力。

或许是因为自小性取向的“不合群”与不安定的成长环境，也或许是出于他的学者素养，阿明的回忆里既有细腻的观察和情感流露，也不乏抽离的反思和自我剖析。这也让《逃亡》在苦难叙事之余，迸发起真切的情感浓度，和思辨性的表达深度。

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阿明曾目睹贪腐警察强奸难民少女。因后悔未曾返回制止，多年过后，阿明仍感觉女孩那惊恐的双眼，正死死望向他。

偷渡时，他亲历同行难民嫌弃体力跟不上的老人拖累速度，怂恿人贩子“一枪把她解决”。

当他们在破船上以为获救时，游轮上的欧洲游客却跟在动物园看猴子一样对着难民拍照。与其他难民以为得救的欢欣不同，阿明从始至终，只感受到“尴尬和羞愧”。

随后迎来的，果然是大船发出的遣返声明，拒绝人道主义的援助和收留。冷酷和虚伪带来的伤害，又以另一种形态，留在他的心里。

在大量不义的“观看”与羞辱的“被看”之外，阿明也意识到，自己在多年的逃亡和成长过程中，已沦为老练的说谎者。

进入丹麦国境后，他不得不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世，对移民官谎称家人全部身亡，才侥幸不被遣返回国。在严苛的难民政策下，阿明无奈化身不可信的叙事者。

他需要不断编造经历、丰富细节、流下泪水，以应对难民署的定期谈话，以及新认识的人和新加入的团体。难民政策的伪善，以及被迫说谎的行为，对正处成长期的阿明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精神和道德伤害。

同性恋的身份则加剧了他的压抑和疏离。

小时候的他，尽管能意识到自己的不同（如迷恋健美的动作明星尚格·云顿本人，而非他的武艺），但还是对外界通行的“男孩模式”深以为然，不敢面对自身的情感萌动，甚至以为喜欢男生是病，需要吃药治疗。

长大后的他，则惦念为他牺牲无数、对他寄予厚望的家人，自愿隐藏身份。好在家人早已知晓，以绝对的支持，给了他做自己的勇气。

但逃亡的经历，还是塑造了阿明回避型的行为方式，让他"在任何关系中无法相信别人”。如今的阿明，安居丹麦、有爱人相伴，但面对即将到来的婚姻（更亲密的关系，生活的新状态），还是忧郁退缩。

因此，阿明选择自述往日流亡经历的行为，不光是对往昔事实的追溯与苦难的再度演绎，也是对他当下“恐婚症”的心理治疗。

鼓起勇气回忆、叙述那段最黑暗的经历（同意将之拍成一部纪录片），或许便是“医治自我”的方式。

电影最终也给了观众一个温暖的出口。

如果说之前大篇幅的灰暗动画搭配着阿明围绕逃亡展开的自述，都指向他头脑里盘旋不散的噩梦。

那结尾，聆听恋人闲谈、安然呆在花草丛远眺湖畔的实景镜头，就以一种相对静态的方式，表明阿明在叙述之后，获得疗愈、解开心结的松弛状态。虚与实的转换，成为阿明内心的映照。

用动画和影像资料大张旗鼓再造回忆，不动声色地返归真实，展现了《逃亡》的艺术创造力。它也在细腻、真切的情感与深沉的勇气中，让经历过绝望过往或现实的人们，感受到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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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mo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