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可兄弟

本文是导演给自己影片写的解读。原文链接

从维尔加到葛兰西

文/卢奇诺·维斯康蒂

作为一个对于种种搅扰意大利人的生活，使他们心怀忧虑、渴求变化的深层原因，始终保持兴趣的人，我从来都视“南方问题”为我创作的一大主要灵感来源。有必要说明在最初一段时间里，我是通过一条纯粹文学层面的路径接近，或者毋宁说发现这一问题的：通过维尔加的小说。那是1940-41年我正在准备《沉沦》的时候。当我平生第一次以电影的形式——尽管是在法西斯主义强加的诸多限制之内——处理当代意大利生活的题材，整个意大利小说史上似乎唯有《杰苏阿多工匠老爷》[Mastro Don Gesualdo]和《马拉沃利亚一家》[I Malavoglia]作为叙事文学是可以继少年时代的阅读记忆之后重新被我吸收的。可以说我从那时候起就已经有了将这部小说【*】改编为电影的计划。随后战争开始了，战争带来了抵抗，抵抗[运动]带来了对意大利所有问题的——至少对于一名像我这样教育背景的知识分子来说——全新观念，使我认识到它们不仅是文化、宗教和道德风气，更是社会结构层面的问题。

【*】他也没有说是哪部（虽然《大地在波动》改编的是后者），也许他把这俩看成一部小说，因为它们都是维尔加“被征服者系列”的一部分。

南方和北方之间的差异、矛盾和冲突开始激发我的兴趣，使我走出了身为北方人对于神秘的南部和两岛之地——那时在我眼中差不多仍是加里波第率领千人军开拓的未知领土——[单纯的]迷恋心理。维托里尼的“谈话”【*】为我们适时敲响了警钟。维尔加笔下那种神话式的想象，我曾经读得津津有味，后来却不再满足了。我迫切地需要了解到底是哪些历史、经济和社会因素构成了南方悲剧性现状的基础，而正是阅读葛兰西【**】带来的启示使我得以洞见真相，尽管这一真相至今仍未被充分研究与阐明。葛兰西令我信服之处不仅在于他通过敏锐的历史-政治分析，深入论证了现象背后的原因，也即南部地区社会严重离散[una grande disgregazione sociale]、沦为北方统治阶级（殖民地式）开发对象的特点，更在于和其他重要的南方问题作者不同，他同时指出了对于解决这一事关我们国家统一的核心问题真正具有实践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行动方向：联合北部工人和南部农民，打碎“工农业集团”[blocco agrario-industriale]【***】的铅斗篷。葛兰西并且进一步向我揭示了南方知识分子，一旦成功脱离[对统治阶级的]封建式逢迎和对国家官僚体系的崇拜，在推动社会进步中占据的特殊的、不可替代的位置。

【*】《在西西里的谈话》是维托里尼的小说名作。

【**】就本文而论，他引用的葛兰西似乎完全来自写于1926年的文章《南方问题的一些情况》。

【***】wiki：北方的进步工厂主接受政府采取贸易保护措施抬高粮食价格，换取南方保守的大地主维护政府的稳定统治。1887年上台的左翼政府的经济政策推动了这种利益联盟的形成。

葛兰西理论框架的价值在战后的斗争中已经得到了验证。而且，虽然南部和西西里地区的形势以争取土地改革，争取自治权和争取工业化的农民运动为基础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我看来这位伟大的反法西斯斗士指出的方向至今仍然没有过时。但是有人或许要问为什么我本人取材南部地区的电影作品着重探索的却是本质上属于心理层面的冲突，而并未偏离对于失败或者说“被征服者”这个维尔加式主题的传统呈现呢？下面我就要尝试回应这一批评意见。

所有电影都是特定文化大环境的产物。想要处理有关南部的问题，我不可能不从维尔加的作品入手：因为它们代表了迄今为止以此类内容为基础的最高艺术水平。然而，仔细留意便可看到，我在创作《大地在波动》时业已尝试将经济矛盾[的地位]凸显出来，作为全片剧情发展背后的根源和驱动力量。换言之对我来说，社会因素总是解读人物精神状态、心理机制和矛盾冲突的关键，尽管我得出的结论仅仅是人性层面的，也必定要落实在具体的个人身上。这是根源和酵母。但是，公民热情和社会问题始终在故事的血液里流动着。

《洛可》正是这样。诚然，兄弟关系、母子关系对我来说是与一个来自南部的类似家庭、一个南方人家庭同等值得关注的话题。但是我在呈现我的[艺术]选择的时候并非局限于搜集特别具有感召力的人性素材，而是通过有意识的设计[让影片]回归到北方与南方的关系问题，这正是一名不仅希望使观众感动，更希望引发他们思考的创作者要做的事。

想想看：在当前时刻，官方想让我们看到的是南意大利、西西里和撒丁岛地区已经在更多的柏油马路、工厂、分配[给农民]的土地和受到保障的行政自治权存在下改头换面，而我则希望听到南方的现实世界里那些更低沉的声音：当一个群体，一种文明，在所谓意大利的经济奇迹盛宴上只分到一点残羹冷炙，至今尚未走出精神和道德上的隔离状态，而典型的意大利式偏见也即认为南方比全国其他地区劣等的观念仍在支撑着这种隔离，从这样的现实里发出的声音。在推进这一主题的时候，我的方式也许是坚决的乃至激烈的；但绝不会有人说它是专断的或者灌输的。新闻报道中日复一日记录的，南部劳动者们为了工作和机会北上的冒险故事，为我提供了最好的佐证。

然而无论我多么确信《洛可兄弟》讲述的故事完全可以成为其中一篇报道的内容，我仍然致力于赋予它足够的典型性。在我的人物和事件纯粹出于虚构想象的独特性背后，我认为我提出了一个[普遍的]伦理和观念问题，一个对我们当下生活的历史时刻、以及对于特定的精神状态来说具有典型意义的问题。[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人们]一方面仍然保有对南部复兴的希冀和志愿，另一方面又不断由于救助的缺乏被推向绝望，或者推向各种只能片面解决问题的出路，其中之一就是由作为个体的南方人独立地融入到外界强加给他们的生活之中。

我的电影情节就安排在这一框架之内——正如大家看到的，它最终发展为一场凶杀——其间突出的是南部地区的特点中我认为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荣誉观念，它的法则，以及它的禁忌。

现在回答第二个问题。个体情感冲动中最为高尚的部分，在社会面前遭到挫败和嘲弄，这一主题的当代性不会比其他任何题材逊色。但是处理它的方式则至少可分为两种。一种方式追求的只是美感和愉悦感，我会毫不犹豫地将它称为非社会性，更准确地说反社会性的；另一种则将[人物的]挫败放在现有社会秩序如何[给他们]造成困难的框架之内考察，作品越是充满希望和活力，社会困境的真实面貌、和相反愿景在衬托之下的光明，就越是从艺术加工中凸显出来。

维尔加的创作和分析对后一种方法的运用停留在初级阶段。我的意图则是沿着与维尔加方法相同的根系挖掘[人物]悲剧的根本原因，并将它们在某一个身处崩溃过程（《大地在波动》：瓦拉斯特罗一家的经济困难；《洛可兄弟》：经济状况最大程度稳定下来时的道德危机）顶点的人物身上明确地，甚至几乎是说教式地[didascalicamente]——我并不惧怕这个词——呈现出来。在《洛可》中，这个人物理所当然地就是西罗，这位进入工厂的弟弟不仅表现出一种不流于浪漫幻想的、持久的深入生活的能力，并且对于各项权利背后连带的责任也产生了自觉。

这样一来——虽然其实不是我刻意安排的——《洛可》的结尾就成了我的南方问题立场的象征性，或者说典型化体现：工人兄弟与家里最小的儿子谈起家乡的未来，而他的想象所描绘的正是安东尼奥·葛兰西[工农]团结的理想。

因此可以看出，尽管我的电影只是对一次忠实重现的人性悲剧进行了心理层面的探索，它最终的结论却具有社会乃至政治意义。

这是悲观吗？是对种种矛盾的放大和牵强附会，意在挑起争论吗？

这并不是悲观主义。因为我的悲观仅仅是理智的悲观，而绝不会是意志的。理智越是在悲观的帮助下深入挖掘生活的真相，意志——我认为——就会越好地被乐观和革命热情武装起来。

那么对矛盾的放大表现呢？这本就是艺术应该做的。重要的是这些矛盾应该是真实的。因此我认为《洛可兄弟》中给出的不是一种意存偏向的表述，而是所有人，只要怀有良好的意愿，都可以达成共识的基础：抨击需要抨击的现象，同时表达那些任何自由之人都不可能真正拒绝的企盼与希望。

Luchino Visconti, "Da Verga a Gramsci." Vie Nuove, no. 42, 1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