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可兄弟

本文原刊于帕索里尼在《新道路》（Vie Nuove）杂志上主持的“与读者对话”专栏，其中附有一小段对影片的评论。

亲爱的帕索里尼，我是最近才得知罗马市民原来在“官方”意义上分为两类：正式的和半拉的。我这里指的是所谓“非常住”人口，他们无法得到罗马市内的居住权因为没有稳定工作，同时他们也无法找到稳定工作因为没有住房【*】。这种规定已造成了十分可怕的后果：这些人无法得到任何帮助和救援，甚至不能投票，如果他们没有办法及时回到自己的“官方”居住地的话。总之，对于罗马的市政部门这些人口可以说根本不存在。在棚户区的住户以及他们悲惨的生活条件面前首都的市政管理部门毫无反应。这样“解决”问题未免太容易了，您不这么认为吗？我很想听到您对这个问题（法西斯时代糟糕的城市化法律的后果，而且这些法律至今没有废除）的看法，尤其是因为它与您的小说主人公也密切相关。也许您写书的时候尚未意识到，但您描写的世界在Cioccetti【**】眼中其实是完全不存在的。致以热切的问候，Guido Cristini。

【*】这一法规是法西斯时代（1939）为遏制乡村人口流失制定的。1961年废除。

【**】Urbano Cioccetti，天民党人，1958-61任罗马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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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其实不是的：这一点我当然意识到了：但当它不存在的远不止Cioccetti个人——那其实不算什么——还有意大利政府，我国的统治阶级，资产阶级，乃至部分左翼人士。关于最后这个群体，我想说的是，他们并非不了解罗马周边存在着一个流氓无产阶级的世界，而非常住人口是它主要的组成部分：但他们的了解是有些旁观式的，仅仅把它当作笼统列举所有问题的时候需要包含的一个项目：这种列举有时多少是宣传需要，有时则是官样文章。实际上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往往心里并不真的相信流氓无产阶级的存在：现在的流氓无产阶级已经不再像经典的说法那样，是一个完全惰性的群体了：它正在经历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

非常住人口的问题正是首都流氓无产阶级（几乎全部是南方移民）正处于这一阶段的突出反映。事实上——在全新的社会现实，和全新的、切身的困难面前——流氓无产阶级中最被动、最惰性、最放任自流的成员现在已经活跃起来：一种走投无路下的冒险心态先是让他们从悲惨贫困的南方村镇来到罗马，随后又被全新的物质条件燃起了心中的活力与渴望。

的确，这时候来自南部的移民，尤其是其中的年轻人，极易屈从和陷入环境[提供给他们的]最直接的诱惑，而这环境就是他们不得不在其中居住的地方：贫困不堪的街区，城中村，甚至临时搭建的棚子里。

但即使这一点，归根结底也造成了他们的转变：在较坏的情况下他们天真的宿命观念演变为一种混乱[anarchico]的反叛心理。至少可以说，他们不再把那些本来并不神圣的东西视为神圣了。这算是一个聊胜于无的开始。

在比较好的情况下——如果南方农民的诚实本色能在他们身上保持完好——种种显而易见的不公带来的压迫将会唤起他们自身的权利意识，尽管可能比较模糊。实际上近几个月来，非常住人口已经开始了有组织的集体行动，正是这些行动将他们的处境暴露出来，促使那些具有起码人道观念和政治觉悟的人们加以关注：此类行动甚至目前已取得一些成果，或者正朝取得成果的方向前进着。

一位意大利公民竟可能[在某地]无权“常住”，这可谓骇人听闻。任何人理应有权按个人意愿以任何方式生活在任何地方。拒绝承认他的居住权意味着一种动机层面的责难：而这是家长式和法西斯式政府的典型行为。然而这一现象在其本身的骇人之处以外，还反映了另一个更加急迫、更加普遍的问题：失业[的增加]。假如失业现象不复存在，是否允许一名公民在他有权自由选择的另一城市常住根本就不值得考虑。

当罗马的“管理”机构拒绝这些人常住本地，它们无非是以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承认了以下事实：在罗马是找不到工作的。就像在大部分非常住人口的原籍，那些一贫如洗的南方村镇里，同样找不到工作一样。所以呢？

当然了，集中营永远是解决问题的最优选择。由法西斯政府建立，又经天民党政府祝圣的棚户区[borgata]，本质上就是一座座货真价实的集中营啊。

昨天晚上，在一次非公开的放映活动上，我看了维斯康蒂的电影《洛可兄弟》。导演水准不用说仍旧是极其精湛的，故事——尤其是后半部分——也十分动人：然而若要说一句完全诚实乃至不讲情面的话，维斯康蒂的这部新作却并没有说服我。

电影讲的是米兰的南方移民：对于南方人与米兰的关系我所知较少，因此这里暂不评论：但我对南方移民群体[本身]却有直接的了解，而我要说在洛可和他的兄弟中间或许唯有西罗算是一个称得上真实的人物——前提是除去他跟那位即将与他结婚的姑娘之间过于甜腻的部分。其他人则更像是按照已有模式塑造出来的：易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影响的同流者（文森佐）；内心失衡的欲望动物（西蒙）；属神的圣徒[il mistico]（洛可）。这些角色始终没有脱离过它们的模板；有些时候模式对人物的压迫使得整个事件都夸张[melodrammatico]起来并且往往显得混乱[confuso]。我希望看到维斯康蒂在心理分析中拿出更多的勇气：那种不惜让事物显得复杂，让事实自相矛盾，让事件难于处理的勇气：这样的勇气[的表现]绝不会是奇观式的。而一切又都有待在这样的心理分析之下变得实在、简洁、通透、立体，经由感官可及的艺术手法呈现出来——《大地在波动》中的维斯康蒂也曾经做到过。

我在这里附上对维斯康蒂电影的评论，是为了说明对于罗马的非常住人口，或者说对于棚户区里数以万计乃至数以十万计的洛可兄弟们，那种政治层面上的乐观主义是不合宜的，如果我们从它肤浅和感性的一面理解“乐观”的含义：现在需要面对的问题，很不幸，往往是自相矛盾而且极其复杂的，这些矛盾和复杂不仅令人痛苦，很多时候也是令人无法接受和无法解决的。仅仅提出问题，让它成为公愤的靶子，是不够的：那无非是用一种多少有点同义反复的方式安抚了自己的良心。我们需要的，要么是一刻不停地坚持斗争，全力以赴，这件事许多工会人士——真正的圣徒——已经在做了；要么是深入探究这个问题，以尽可能无畏和无情的方式分解和表达它。

因为任何其他做法都不可能哪怕稍微影响到Cioccetti和他的同伙们。

（Vie Nuove n. 39, 1960.10.1）

译自《帕索里尼政治社会评论全集》Pier Paolo Pasolini, Saggi sulla politica e sulla società, a cura di Walter Siti e Silvia De Laude, Mondadori, Milano 1999, pp. 90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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