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头风云

备注：以下内容摘译自CC蓝光小册子

每个人都是其他人的一部分

作者/迈克尔·阿尔梅里达

马丁·斯科塞斯2010年向埃利亚·卡赞(与肯特·琼斯联合执导)致敬，在《致埃利亚的信》中，他讲述了自己第一次看《码头风云》时，被“那些面孔、身体、他们移动的方式……那些声音，他们说话的方式。他们就像我每天见到的人一样。就好像我来自的那个世界，我所熟悉的那个世界很重要。”

近六十年后，我们仍然有可能被卡赞的方法所吸引，看到在1954年，年轻的斯科塞斯和成千上万的其他接受电影的观众如何激发一种承认和认可的感觉。真实的码头工人硬朗的面孔和沉重的身体穿梭于真实的地点——真实的码头、真实的酒吧、新泽西州霍博肯的真实的公寓内部——而严酷的冬季天气也为现实主义提供了自己的衡量标准。正如卡赞在他的自传《人生》(A Life)中描述的那样:“寒风和温度对演员的脸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让他们看起来像人，而不是演员。”

即便如此，这部电影经久不衰的力量与卡赞在电影的视觉设计和他对演员(真正的演员)无与伦比的敏感上缓和和强化现实主义风格的能力有关。《码头风云》打破了严格的现实主义，讲述了一个最终而持久的诗意寓言故事，从而赢得了杰作和经典的地位。

“不要客观！这不是一部纪录片，”导演在他的《码头风云》拍摄剧本的第一页上用红墨水写的段落:

特里的内在体验

当然，特里就是特里·马洛伊，由马龙·白兰度在电影史上最迷人、最完美的表演之一中赋予了生命。特里是一名底层码头工人，失败的职业拳击手，在码头边的一个敲诈活动中充当棋子，这个活动由一个名叫约翰尼·弗兰利(李·j·科布饰)的狂暴暴徒统治，他的得力助手，一个冷血的会计，恰好是特里的兄弟查理斯泰格尔(Rod)。

在开场的场景中，特里不经意地把一个工会告密者从藏身之处引了出来，让阴暗的兜帽男有可能把这个人从屋顶上扔下去。很快，特里收到了一张传票，要求他指证约翰尼、查理和整个码头家族。特里的良心被唤醒，并逐渐受到抽烟的神父巴里(卡尔·马尔登饰)和在修道院接受教育的金发女郎伊迪(伊娃·玛丽·桑特饰)的折磨，伊迪是特里帮助杀害的那个男人的妹妹。

当他和她演那些戏的时候，我都要崩溃了。我分手了。一个人需要从另一个人那里得到那么多温柔之类的东西。我们都需要，不是吗?

- Elia Kazan, Richard Schickel采访

《码头风云》是卡赞的第十部作品(最终有十九部)。这是一部独立制作的电影，不受制片厂的控制，但它是由卡赞为20世纪福克斯公司提供“强硬”情节剧的能力演变而来的，这些电影认真地触及了可确定的社会问题的痒面——《君子协定》(1947)中的反犹太主义，《粉姬》(1949)中的种族主义，以及更雄心勃勃的《非凡》中的革命本质Zapata !(1952)。

卡赞之前的一个码头项目“钩”遇到了瓶颈。他发现小说家、编剧兼记者巴德·舒尔伯格也编造了一个码头故事，这个故事的中心是霍博肯的一个爱尔兰孤独者，而不是布鲁克林红钩的一个意大利居家男人。卡赞对舒尔伯格进行了大量的修改，而舒尔伯格继续沉浸在现场研究中，经常去码头的酒吧，吸收事件和俚语的细节，特里·马洛伊和巴里神父都是基于生动的原型。

尽管如此，《码头风云》讲述的并不是码头的真实情况——工作条件、工会敲诈勒索或改革——就像《哈姆雷特》讲述的是中世纪丹麦宫廷腐败的exposé一样。片中只有一个场景是真正的劳动，在这个场景中，工头“巨无霸”(Big Mac)和一个正在绞盘机上工作的家伙不祥地点头——哎呀!一吨重的威士忌箱砸在了嘴不严的卡约·杜根身上。

也就是说，这是一部电影，有习俗和clichés的标志。但正是遵循惯例，加上不可避免的虚构爱情故事，舒尔伯格的剧本为《卡赞》这部卓越的电影提供了基础。

伊娃·玛丽·圣-她的第一个电影角色，29岁，但看起来更年轻，神经原始，脆弱，闪耀-扮演伊迪。她实际上是影片中唯一的女性，一个幽灵般的美丽——就这一点而言，她和白兰度没有什么不同——周围都是身材魁梧的码头工人，他们的角色分别是驼鹿、卡车和斯利姆。特里几乎出现在每一个场景中——舒尔伯格巧妙地通过他来引导故事，追踪他的不确定性，他日益增长的羞耻感和责任感——他与伊迪的戏份比其他任何角色都多。圣特和白兰度在一起，时刻与他相匹配。在他们一起的场景中——卡赞说，这是电影中最喜欢的场景——我们看到不可能的距离在缩小两人之间隔着气质、教养的隔阂。内疚、悲伤、恐惧。在中央令人心碎的酒吧场景中，电影变成了一连串“简单”的过肩镜头和特写，白兰度和圣在此期间记录了吸引与抗拒、渴望与苦涩。

EDIE:每个人不都是其他人的一部分吗?

泰瑞:你真的相信那些流口水?

EDIE:是的，我喜欢。

这些台词胜过了巴里神父在影片其他地方所做的虔诚的基督教布道，它们为特里还没有意识到自己能够做出的牺牲奠定了基础。就在这里，在酒吧里，圣特低下了她的脸，她的声音变成了呻吟:“看在上帝的份上，你能帮帮我吗?”——白兰度用手托着下巴，流露出同样的痛苦——“我很想帮忙，但我无能为力。”——伦纳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的音乐响起，这是他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电影配乐，将他们的温柔和痛苦体现得淋漓尽致;伊迪摸了摸特里的脸——“如果你可以，你会的”——然后原谅了他。这一幕简直是美国电影制作的绝对荣耀之一。

严肃地谈论伟大的俄罗斯出生的电影摄影师鲍里斯考夫曼(Boris Kaufman)的贡献并不容易，他是让维戈(Jean Vigo)近20年前的重要合作伙伴。考夫曼在《萨帕塔万岁》中做了第二单元的工作;《水边风云》是他担任摄影导演的第一部美国故事片，卡赞似乎是凭直觉雇用了他，但对他的才华并没有具体的欣赏。在码头，有一部最令人难忘的黑白电影，可以与维戈的《亚特兰大》相媲美。然而在生活中，卡赞承认最初对他的摄影师持怀疑态度，怀疑他的毅力，怀疑他在《冰尖的风》中工作的能力。据卡赞自己说，在拍摄开始时，他非常愤怒:

“这部该死的电影还会让我倒霉多少?我们在这里，最冷、最灰、最短的日子即将到来，站在一个该死的屋顶上，面对着我一直指望的天际线……这与我们在码头展示的退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你几乎看不到该死的天际线。”

但很快，卡赞意识到天气是完美的。由于Kaufman适应了不可控的条件，并提供了一个非常统一的光谱灰色调色板，卡赞旨在捕捉内心体验的视觉翻译，在码头，雾、工厂烟雾、人们的呼吸和沸腾的垃圾桶火灾与网格笼子、黑色金属围栏和尖刺栏杆结合在一起，散发出危险的梦的感觉。

我不是宇宙中的孤儿。

—埃利亚·卡赞(elia Kazan)《演员的誓言》

为什么要造一个词来形容你不是什么?

卡赞是土耳其出生的希腊移民，自称是局外人，对他来说，宇宙孤儿是一种自然状态，一种持续的精神状态。在成为电影制作人之前，他在剧院找到了归宿，先是演员，后来成为了他那一代人中最杰出的舞台导演。但他的自传坦率地列出了卡赞职业生涯的核心灾难—1952年他被要求在众议院非美国活动委员会作证—之前和之后的长期劣势、怨恨、伤害和怀疑。在最初拒绝合作后，卡赞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在大约17年前放弃了他与集团剧院共产党单位的短暂联系，并交出了8个老朋友的名字。

那是冷战的高潮，是红色恐慌，可以说，卡赞，这个永远的局外人，是最杰出、最成功的美国公民，屈服于卑鄙的、不可逃避的委员会。他的跨界对那个时代的文化格局产生了动荡的影响，当他在《纽约时报》上购买版面发表尖锐的“声明”，敦促其他人跟随他的脚步时，断层线变得更加锯齿状(见第14页)。

当然，把一个先锋派剧团里共产党管理人员的意识形态冲突与暴徒把人从屋顶上扔下去或把人挂在货钩上相提并论有点荒谬，但卡赞显然对特里·马洛伊有了更多的认同，《在码头》可以被解读为对这种污言秽语行为的自我辩解。

在《一生》一书中，卡赞记录了他决定向HUAC投降时的痛苦，详细描述了他的屈辱、羞愧和自我厌恶。他还承认，面对公众和私人的嘲笑，他变得越来越不服气，拒绝道歉。斯科塞斯的《致埃利亚的信》保留了对他的评判，遵从了卡赞自己的声明，他的决定是“灾难性的”，持久的伤害烙印在了他的脸上。(影片切换到一张卡赞晚年的黑白照片，他的肉体似乎是由开裂的水泥制成的。)

也许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我们在《码头风云》中感受到的个人危险的品质，特里被分裂的感觉，他的脆弱和反抗，都被卡赞强烈地感受到，并且很难从电影的考虑中删减。自我暴露和冒险是卡赞在纽约的演员工作室开创和培养的表演风格的标志，他于1947年与人共同创立了这个工作室——白兰度、圣特、马尔登、斯泰格尔和科布接受主要训练的试验场，卡赞在《演员的誓言》中提供了一种战斗的号召:

“我要承认被拒绝，承认痛苦，承认挫折，甚至承认鸡毛蒜皮的小事，承认羞愧，承认愤怒，承认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

这一信条被发扬为美国表演的一种新风格，一种既注重身体，又注重内省的风格，与之前的大多数表演相比，它明显更微妙、更直接、更不可预测——也更真实。正是这种诗意现实主义的风格体现了《码头风云》中精彩的表演。卡赞实际上发明了这种风格，并在这部电影中加以完善，其力量仍然不可否认。

我拍的唯一好的原创电影都是在我作证之后拍的。

-伊利亚·卡赞，一生

特里在法庭上指约翰尼·弗兰利之后，他决定回到码头，这是一种不太可能的原则和骄傲的表现，就像斯科塞斯在《致埃利亚的信》中承认的那样，这是一种幻想，屈服于好莱坞戏剧惯例，一场宣泄的搏斗。

尽管如此，在这些熟悉的发自肺腑的话语中，《码头风云》的最终高潮赋予了特里一个激动人心的神化，一个通过史诗般的苦难来回应救赎的呼唤。当特里与他的死敌纠缠在一起，并被六名暴徒打倒时，我们看到了这部电影中另一个不可磨灭的画面:白兰度华丽的脸上布满了血痕和污点(这是他职业生涯中一系列奢华殴打中最令人粉身粉骨的画面之一)。伊迪,曾经的核心催化剂，已经没有什么可说或可做的了。女人的爱与这种高尚的暴力相比，就变得无关紧要了。当码头工人们在特里身后不停地劳作和集结时，手持摄像机将他晕眩、蹒跚的视角呈现出来——卡赞一直工作到最后才进入角色内部——伯恩斯坦的音乐将这个场景提升到不需要严格的可信度的程度。因此，半死不活的英雄，在纯粹的正义的推动下，带领他新发现的兄弟们重新工作。

马尔登和桑特手挽手的两个镜头，他们交换着满意的微笑，这可能是影片的一个错误，但最后一个波纹金属仓库门滑动关闭的画面，提供了一种适当的残酷的模糊感，远非自满的胜利。

《码头风云》大获成功，横扫奥斯卡，重振了卡赞的事业，开始了一系列异常雄心勃勃的标志性电影，其中一些，如《码头风云》，在我们的集体意识中达到了一个更高的位置，在这个地方，熟悉的图像和场景继续显得紧迫，给我们带来惊喜，引发强烈的情感，超越了政治的漫长阴影和成功或失败的盲目风。在这些电影中，用卡赞的话说，我们被赋予了“最后的亲密感”。这些电影——再次引用卡赞的话——让我们面对面地看到“真实的东西”。我们惊讶地看着，感到不安全。

备注：迈克尔·阿尔梅里达的电影包括《娜佳》、《哈姆雷特》和《真实世界中的威廉·埃格尔斯顿》。

卡赞的申明（1952）

作者：卡赞

1952年4月初，电影制作人埃利亚·卡赞(Elia Kazan)在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以友好证人的身份作证，提到了他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曾与几个人一起活跃在纽约共产党中。其他作证的人倾向于淡化这一事实，但在4月12日，卡赞采取了独特的战斗步骤，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以下广告，他后来将其文字归功于他的妻子，为他的行为辩护。作为最著名的，表面上也是最热情的见证者，卡赞在冷战期间成为了国内意识形态冲突的引爆点——这一恶名将笼罩他的余生。他后来写道:“做了我所做的事的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不会毫发无损。”卡赞的证词和特里·马洛伊在《在海滨》中的证词之间的关系已经争论了几十年;而编剧巴德·舒尔伯格则一直否认与此事有任何关联。另一方面，卡赞在1988年写道:“当白兰度在最后对黑帮老大李·科布大喊‘我为我所做的感到高兴——你听到了吗?-很高兴我所做的!’那是我同样激动地说，我很高兴我当时作证了。”

过去几周，关于我政治立场的谣言在纽约和好莱坞流传。我想表明我的立场:

我认为，共产主义活动给我国人民提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异常严峻的问题。也就是说，如何保护我们自己免受危险和外来的阴谋，同时仍然保持自由、开放、健康的生活方式，让我们有自尊。

我相信，只有了解共产主义的真相，美国人民才能明智地解决这个问题。所有的事实。

现在，我认为任何掌握这些事实的美国人都有义务将其公之于众，无论是向公众还是有关的政府机构。

无论存在什么歇斯底里症，尤其是在好莱坞，都是由神秘、怀疑和保密引起的。确凿的事实会让它冷静下来。

我所掌握的事实已经过时16年了，但它们为今天共产主义的更严重的图景提供了一小部分背景。

我已经毫无保留地将这些事实提交给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现在我将它们提交给公众和我在电影和剧院的同事们。

17年半前，我是一个24岁的舞台经理兼小演员，当时我工作，每周挣40美元。当时，几乎所有人都感到两件事的威胁:大萧条和希特勒日益增长的权力。街道到处都是失业和动摇的人。我被“艰难时期”版的所谓共产党的广告或招募技巧所骗。他们声称有治疗抑郁症的方法，还有治疗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方法。

1934年夏末，我加入了共产党。一年半后我出狱了。

我没有间谍故事可讲，因为我没看见间谍。那时，我也不知道美国和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之间有什么对立。1936年，我甚至不清楚美国共产党卑贱地听从克里姆林宫的命令。

我学到的是任何一个把头伸进党的“纪律”绞索里的人都必须学到的最起码的东西。共产党人自动地违背了我所习惯的民主的日常实践。他们试图控制思想，压制个人意见。他们试图规定个人行为。他们习惯性地歪曲、漠视、违背真理。这一切都与他们所宣称的“民主”和“科学方法”截然相反。

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就是要尝一尝警察国家的滋味。这是一种稀释的味道，但它是苦涩的，难忘的。它被稀释了，因为你可以走出去。

我在1936年春天出狱。

有人会问我为什么不早点讲这个故事。我之所以犹豫不决，主要是因为担心那些可能和我一样多年前就已经离开共和党的人的名誉和就业。

我还被一段似是而非的推理拖了后腿，这段推理让许多自由派人士哑口无言。它是这样的:“你可以恨共产党人，但你不可以攻击他们或揭露他们，因为如果你这样做，你就是在攻击持有不受欢迎观点的权利，你就是在加入攻击公民自由的人群。”

我认真地想过这个问题。这只是一个谎言。

秘密为共产党服务。另一方面，它服务于那些有意压制自由主义声音的人。许多优秀的自由主义者的就业受到威胁，因为他们允许自己与共产党人联系在一起或被共产党人压制。

自由主义者必须大声疾呼。

我认为，我们有些人对共产党人有这样的经验是有益的，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就不会那么了解他们。今天，当全世界都在害怕战争而他们却在呼喊和平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的职业价值有多大。我们知道明天他们会有新的口号。

独裁统治和思想控制的第一手经验让我对这些产生了持久的仇恨。这让我对共产主义的哲学和方法产生了持久的仇恨，并坚信必须永远抵制这些。

这也给我留下了一个强烈的信念:我们绝不能让共产党人装腔作势地说，他们所代表的东西正是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所杀害的东西。

我指的是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财产权、劳动权、种族平等，以及最重要的个人权利。我很看重这些东西。我很认真地对待他们。我也珍视和平，只要它不以基本的体面为代价。

我相信，只要这些权利没有得到充分尊重，就必须为之奋斗;只要它们受到威胁，就必须得到保护。

我拍摄的电影和我选择导演的戏剧都代表了我的信念。

我希望继续拍同样类型的电影，指导同样类型的戏剧。

ILA主席Ryan否认了城市码头上的不法行为

说没有敲诈

码头工人的领导宣称:“让他们证明所有关于犯罪的东西”

作者：马尔科姆·约翰逊（1948）

以下文章最初发表在1948年12月7日的《纽约太阳报》上，是获得普利策奖的关于纽约码头犯罪和腐败的系列文章的一部分，该系列文章的灵感来源于码头风云。人们认为，电影中腐败的工会老板约翰尼·菲利德(Johnny Friendly)的角色部分是基于这部影片的主题，国际码头工人协会(International longshorems Association)主席乔·瑞安(Joe Ryan)。

乔·瑞安和ILA

国际码头工人协会(International longshoreman 's Association，简称AFL)主席、大块头的乔·瑞安(Joe Ryan)红着脸，在西14街265号律师信托大厦(Lawyers Trust Building) 19层的办公室里，敲着闪亮的玻璃桌面，说纽约水岸没有任何有组织的犯罪活动。

瑞安断然否认了在码头上普遍违法的指控。他否认黑帮控制了码头，通过恐怖统治。他否认敲诈勒索盛行，否认有组织的敲诈勒索存在，并强烈否认他所在的工会存在任何贪污或敲诈勒索行为，而工会控制着码头上的劳动力。

“这太荒谬了，”瑞安说。“警察局在哪里?我们有警察局，不是吗?警察不会容忍这种情况的。我们的人不会容忍的。工会不会容忍的。轮船公司和装卸公司也不会容忍的。”

瑞安的回答是:毫不含糊地否认

对于所有对他的工会的批评，对其贪污腐败、纵容敲诈勒索并保护已知的敲诈勒索者的指控，具体来说，工资回扣是常见的做法，瑞安的回答是简单而明确的否认。这一切都是假的。

“我不相信任何人能证明我们公司有回扣，”他说。“我不在乎谁这么说，他们这么说已经很多年了。但这从来没有被证明过。”

有人指责滨水区是有前科的人的天堂，任何有前科的人都可以随时在那里找到工作，你怎么看?

“我们欢迎有前科的人——好吧，现在，也许‘欢迎’这个词太宽泛了，”瑞安回答说。“但我们相信，每个人，不管他做过什么，都有第二次机会的权利。如果这些刑满释放的人不能在海滨工作，他们能在哪里工作呢?但我可以告诉你，我们不要求他们。他们总是把它们扔给我们——假释委员会。滨水区有一些罪犯，但他们是少数，而且他们不会成群结队。我们组织里百分之九十九的男人都是正派、勤劳、敬畏上帝的人。他们都有家庭，努力谋生。”

米奇鲍尔斯呢，一个众所周知的罪犯据说他的团伙控制了42街以上的上曼哈顿码头?

“米奇鲍尔斯?”我不相信我认识他，”瑞安说。“我想，那里有一位鲍尔斯(Bowers)，他是ILA的代表或业务代理。”

“那是哈罗德鲍尔斯，米奇的表弟，”瑞安被告知。“哦。”

瑞恩被问及其他黑帮成员

他还提到了其他匪徒的名字。黑帮和其他罪犯，在许多情况下，已经获得了官方职位。根据工会自己的记录，ILA。比如查理·亚努斯基，去年7月被谋杀的强大的泽西黑帮，他是当地ILA仓库的秘书与其他许多当地人都有联系。比如约翰邓恩和安德鲁·谢里丹，他们因谋杀ILA雇佣的装卸工人安东尼·欣茨而被定罪并判处死刑。以及邓恩的姐夫、著名的海滨球拍合伙人埃德·麦格拉思(Ed McGrath)。瑞安是怎么说他们的?

“我来告诉你亚努斯基的事，”瑞安慢慢地说。“我没有把他放在当地的那个仓库里。我不想要他。我第一次见到他，就在这间办公室里，我说他不能得到这份工作。他说人民想要他，选了他。我该怎么办呢?我要为亚努斯基说一句:他做得很好。部下想要他，在他手下也很开心。他为士兵们弄到东西。

“至于约翰·邓恩——他与ILA或海滨没有任何关系。他和麦格拉思以及其他一些人组织了汽车和公共汽车终点站的检查人员和站台人员。他们的工资过低，需要组织起来。他们得到了AFL的特许状。”

瑞安谴责检察官很愚蠢

“现在，你找一个像特迪·格里森(Teddy Gleason)这样的人，”瑞安主动说，他指的是他在国际象棋协会(ILA)的一个得力助手，一个跳棋联盟的官员，他的名字仅次于瑞安，在滨水区被提到的频率最高。

“你可能听说过各种关于格里森的事情，”瑞安说。“嗯，我认识他一辈子了。我认识他的父亲，我和他的父亲一起工作，我想告诉你们，特迪·格里森这辈子从来没有因为任何事情而被捕过。”

事后看来，瑞安确实提到了格里森作为欣茨谋杀案的重要证人被拘留了，但他说地区检察官显然没有任何关于格里森的证据，因为他被释放了，从来没有被传唤作证。

瑞安随后愤怒地对“下面那个疯狂的基廷”表示敬意，他指的是凶案局的助理地区检察官威廉·j·基廷，他孜孜不倦的工作对破获欣茨案起到了重要作用。

“那个基廷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瑞安说。“他蠢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

好吧，那装货敲诈呢?这难道不是一种非法勾当吗?这种勾当不是已经存在了二十多年了吗?它是由骗子控制的，他们对装载在码头卡车上的每磅货物收取费用。

瑞安耐心地笑了笑。

他说:“我对此的回答是，装填是一项非常辛苦的工作。”我们确实制定了收费标准，而且我们坚持要有三个人当装填工。这是工会的政策。为什么，多年来每个地方检察官都调查过装填敲诈——我的意思是，所谓的装填敲诈——但没有发现任何东西。如果那里有什么问题，你不认为地检官会发现吗?他们都试过了——汤姆·杜威和其他的人。现在，男人们在装货，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这些人自己分担费用。都分了。黑帮不会把钱放进口袋。这是不对的。唉，男人们是不会容忍的。”

说男人从不要求雇佣形式

瑞安对这种在海滨地区雇佣工人的制度有什么看法?多年来，各种调查机构都谴责这种制度，认为它过时、不人道、有辱人格，让人滥用职权，让犯罪分子有可能控制码头。“男人们从来没有要求改变，”瑞安说。“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可以改变。肯定是有原因的，肯定是有好处的，否则他们就会改变。

“1912年，当我去海滨工作时，我们每周工作60个小时，每小时挣30美分，我们必须一小时一小时地塑形，一天中的任何时候都要。如今，纽约海滨大约有65000名ILA男子。他们每周工作40小时，工作时间为周一至周五，中午8点至12点，下午1点至5点，一般工资为每小时1.75美元。在其他时间，他们每小时1.5小时的工资是2.62美元。现在她们每天只做两次整形，分别是早上7:55和下午12:55。我只能说，任何一个能把自己的工资和工作条件提高到这种程度的男人群体，一定是有所作为的。这些人从来没有要求改变这种制度。你以为他们会问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由于瑞安发表了上述声明，ILA的工人，作为最近罢工的结果，赢得了工资增长，使他们的新工资标准为连续时间每小时1.88美元，加班每小时2.82美元。他们还赢得了更好的休假条件、福利基金和其他福利。)

这就是乔·瑞安对ILA和滨水区的一般情况所作的平静而没有敌意的辩护。任何相反的证据都没有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作为临别的开场白，他说:“我将捍卫我所说的一切。让他们来证明你所听到的一切吧。”

瑞安是如何在工人队伍中崛起的

约瑟夫·p·瑞安(Joseph P. Ryan)是他的全名，他是一个拳头鼓鼓的老派劳工领袖，出身基层，从不回避战斗。他从头到尾都是爱尔兰人，是曼哈顿西区的产物。他在西19街长大，12岁时辍学，年轻时就在码头上参加了工作。他在ILA的Local 791获得了第一张工会卡。1912年3月23日，在纽约港成立了一个相对较小的工会，从那时起，他一直活跃在工会中。

1913年，瑞安被任命为当地的财政部长。然后，他被选为纽约区议会(New York district council)的官员，该委员会于1915年为该港口谈判工资协议。1918年，他成为副主席，1927年，他当选国际主席。他一直担任这一职位，如今，他已经64岁了，在他所在的工会的投票中，他获得了主席的终身职位，年薪2万美元。瑞安浓密的淡红色头发和浓眉已经变成了灰色，但他丝毫没有失去活力，继续以他一贯的热情与他的敌人战斗，无论是在联邦内外。

他们说，在他年轻的时候，瑞安的拳头非常好用，当他认为有必要时，他会毫不犹豫地介入并分发拳头。

多年来，有人多次指控瑞安纵容他的工会中的勒索行为，保护勒索者，并拒绝做任何事情来消除他的组织中的邪恶。在瑞安的领导下，工会被谴责为专制的，完全的独裁，成员被其领导人恶意剥削。

瑞安每年都要与权贵们亲密接触

瑞安还被公开指控与已知的罪犯有联系。如果他真的这么做了，为瑞安说句公道话，他也与美国一些最有影响力的商人、政治家和高级政府官员交往甚密。

每年，瑞安都是约瑟夫·p·瑞安协会晚宴的贵宾。这是一件大事，各种各样的人，包括罪犯，都会来参加。州和城市的高级官员无一例外都在其中。例如，1931年，时任纽约州州长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市长吉米·沃克;泽西岛政治大亨弗兰克·黑格(Frank Hague);美国职业橄榄球联盟主席威廉·格林被列为瑞安晚宴的名誉主席。

可以说，“行内”的每个人都很忠诚地出席，因此，码头地区的各种元素都得到了代表。去年在准将酒店(Hotel Commodore)举行的晚宴上，宾客包括米奇鲍尔斯(Mickey Bowers)，他曾是一名罪犯和黑帮成员，控制着42街以上的码头;他的副官约翰·基夫也是一名前科犯;还有哈罗德鲍尔斯，米奇的堂弟也是当地ILA协会824的代表。

图片显示Ryan与罪犯合影

为了泰迪·格利森协会的利益，每年都会举行类似的晚宴来纪念泰迪·格利森。在1939年的晚宴上，其中一张纪念照显示，乔·瑞安摆出了巨大的姿态，与众所周知的罪犯约翰·m·邓恩(John M. Dunn)在一起。约翰·m·邓恩曾是罪犯、黑帮分子和劳工勒索犯，现在因谋杀罪被暂缓执行，被关在新新监狱的死刑之家;丹尼·詹蒂勒(Danny Gentile)也在新新监狱的死刑之家，他在欣茨谋杀案中与邓恩一起被定罪。

在那张令人难忘的照片中，与瑞安一起合影的还有罗伯特·贝克(别名巴尼·贝克)这样的名人，他是一个有前科的人，是瓦里克公司(Varick enterprise)的收藏家，当时这家公司是一家强大的装载费催收机构;约翰亚当斯，他是瓦里克的副总统。亚当斯有警察记录，其中包括1927年因严重袭击被判缓刑。

在瑞安统治ILA的这些年里，他一直是左翼和保守派批评的目标。他们对他最温和的评价之一是，他是一个极端反动分子，是“真正劳动的敌人”，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不惜剥削自己的手下。瑞安要么对这种批评置之不理，要么以礼相待。

强烈反对红色，挥舞旗帜

他是暴力的，而且可能是真诚的反共，反对任何他认为略微粉红的人或事，他的标准是极端保守的。有时，当批评者对他施压过大时，瑞安会象征性地挥舞旗帜，大喊“共产主义者”。在讨论他的工会时，他有时会表现出狂热的爱国主义。

“ILA，”瑞安曾经骄傲地宣称，“代表‘我爱美国’。”

瑞安是位于韦斯特切斯特马马罗内克的翼足高尔夫俱乐部的会员，该俱乐部的会员还包括杰出的商界和职业人士、法官、政治家和城市官员。他是一个友好、善于交际的人，但在生气时也会非常强硬。作为一名高尔夫球手，瑞安很有热情，但并不擅长打高尔夫球。

在他的个人习惯方面，瑞安是个“好肝”，但他自豪的是，他既不吸烟，也不骂人，这是他虔诚的教养的结果，他说。但他喜欢美味的食物，有一个盘子匠的名声和身材，他想喝的时候就喝。他还有一个弱点，就是喜欢昂贵、剪裁考究的衣服。

太阳报准备好的系列被瑞恩猛烈抨击

既然上面的采访是作为这个准备好的系列文章的一部分而写的，瑞安对《纽约太阳报》(the New York Sun)和这位记者还有很多话要说，其中很多都是贬损的。

11月10日ILA罢工开始时，瑞安的血压开始升高，因为他的手下拒绝了他推荐的合同。罢工开始的那天，没有得到瑞安和他的助手们的批准，暴怒的ILA总裁指责说，这些人罢工是因为对《太阳报》两天前(11月8日)开始发表的这些文章的怨恨。

这一声明，表面上看很荒谬，只引起了国际律师协会普通成员的大声嘲笑，他们指责瑞安又出卖了他们。在袭击蔓延到整个东海岸后，瑞安迅速放弃了防线，迫使他顺从并正式宣布。

在为期18天的罢工中，瑞安提到他的工会中有很多前罪犯，他夸口说:“《太阳报》一直在写一些来自河上游老太太家的男孩，他们来到滨水区，并取得了成功。他们能成为这个工会的成员，我感到很自豪。我很自豪能和他们合影，很自豪能和他们在一起。”

码头牧师（1953）

“当科利丹神父描述码头时，最愤世嫉俗的不可知论者也忍不住感受到基督的存在和力量。”

巴德·舒尔伯格著(1953).

以下文章发表于1953年4月3日出版的《公益》杂志。它的主题，约翰·科瑞丹神父，是现实生活中的角色皮特·巴里在滨水区，布德·舒尔伯格当时正在为剧本写这篇文章。

去年冬天，当码头敲诈勒索成为头版新闻时，一个身材高大、热情高涨、年轻秃顶的纽约爱尔兰人穿着耶稣会牧师的长袍，引起了电视和广播中数百万戴夫加罗威(Dave Garroway)、Tex and Jinx和其他著名节目的粉丝的好奇心。

约翰·科瑞丹神父告诉他的听众:”暴民们试图吓退那些人，让他们不要向犯罪委员会提供海滨勒索、回扣、勒索、盗窃和所有其他困扰我们纽约伟大港口的混乱事实。”“他们已经在吹嘘说，当犯罪调查结束并被遗忘时，河里会漂浮着尸体。嗯，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个好兆头。这意味着那些硬挤进我们诚实、勤劳的码头工人的赚快钱的人感到震惊和绝望。它可能不会在今天、明天或下周到来，但一点一点地，港口工人、工会领导人和政客们正在觉醒。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但总有一天，我们将看到法律和秩序、工作保障、规范的招聘和工会民主将我们的码头工人提高到其他关键行业所达到的尊严水平。”

“他是真实存在的吗?”我的一个朋友在把科瑞丹神父送上加罗威节目后问我，“还是他是一个年轻的帕特·奥布莱恩，为了出演一个电影角色而假扮成牧师?”我笑了，但很同情，因为三年前我也有过类似的反应。当时，在为一部即将上映的电影做调查的过程中，我问了几个新闻记者，我怎样才能真实地感受一下海滨。令我惊讶的是，他们的回答是:“去看看约翰科瑞丹神父，海滨的牧师。他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年了。”

第二天，我和这个四十出头、一根接一根抽烟、面色红润的男人在牡蛎店比利吃午饭，他看上去很健康，可以和他们当中最好的人一起挥杆。他太专注于他的话题，吃不下多少东西。在我看来，这是我听过的最不寻常的谈话，结合了码头工人粗犷的语言和暴徒的行话，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的事实和数字，还有基督的教义。

听着科瑞丹神父的讲话，我越来越惊讶，我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我不相信在美国可能存在的世界，就像我要是看了一部关于一个天主教牧师成为一群混乱的码头工人领袖的电影，他以自己的方式强硬得像米奇·鲍尔斯、阿纳斯塔西亚斯、克莱门特斯，以及其他犯罪分子，他们被允许坑害码头工人，每年从港口非法攫取三亿五千万美元。

在过去的六年里，作为泽维尔劳动学校的副校长，Corridan神父每天要花18到20个小时来研究滨水问题。他一个码头一个码头地研究这些数字。他在自己的小办公室里与数百名码头工人交谈过，办公室里散落着码头的剪报和报告。他已经走去码头工人的家里和他们的妻子讨论日常生活问题。他和警察、地方检察官、港口官员、工会官员、普通领导人、州就业人员、国会调查人员、政府劳动部门交谈过。

取消河两岸的码头，科利丹神父就能告诉你谁在控制它;他有雇工老板的名字和电话号码，有装填老板的，还有从来不费心记账的当地财务主管。他查到了他们的政治关系。多年来，对于传奇的“大人物”威廉·j·麦科马克(William J. McCormack)，人们一直保持着一种保密的政策，他靠一匹马和一辆马车，建立了一个价值1亿美元的海滨帝国，科利丹神父一直在研究他与强势专家阿尔伯特·阿卡利蒂斯(Albert Ackalitis)和臭名昭著的枪手林基·米切尔(Linky Mitchell)等令人讨厌的人物之间的联系。

科利丹神父充满了他所服务的滨水区的紧张强度，他理解并希望通过这种理解最终纠正猎人和被猎杀者在纽约港工业丛林中使用的残酷和绝望的措施。“我想做的——所有海滨牧师都想做的——是帮助他们学会如何保护自己，如何以合法、聪明的方式为自己讨价还价。他们在这里需要什么，如果我们要看到这个烂摊子被清理干净，是他们自己强大，诚实的组织。这样他们就不会被工会敲诈者、船运公司或共产党摆布了。”

这就是科利丹神父在切尔西地区的泽维尔劳工学校所进行的独特劳工阶级的关键所在该学校一直是反抗阿纳斯塔西亚斯，鲍尔斯暴民，以及其他一直在海滨恐吓的劳工敲诈者的先锋。男人们穿着工作服从码头走了进来，他们的脸上仍然因为货舱而脏兮兮的，或者因为繁重的工作而汗流浃背。因为耶稣会士是他以无畏地反对码头上的暴民统治而闻名，在那些霸道的孩子看来，上他的课是不健康的，因为他们已经在这么多当地人身上施加了压力。“有时候天黑后，我们的人不得不从后门溜进去，”科瑞丹神父说。

在他的一次谈话中，一个起哄者不断打断他。正如科瑞丹的一名男子描述的那样，”约翰神父马上就有了他的电话号码。他认出他是其中一个男孩。所以就在他说话的中间，他停下来，走到这个看起来很犀利的人物面前。冷静得像黄瓜一样，他说，“我知道是谁派你来的，所以回去找你的老板，帮我传递这个信息:告诉他们，如果我在这里试图帮助的人发生了什么事，我会知道谁该负责，我会亲自确保他们在整个港口都被破坏。”他们会付出代价，我也会让他们付出代价。’”

科瑞丹神父不会和那些溜进席维尔计划抵抗公开犯罪和工会腐败的码头工人谈论宗教。“这是直接的面包和黄油，美元和美分，”他说。“我试图挑选那些天生的领导者，他们有勇气在码头上为诚实的工会主义大声疾呼。我试着让他们明智地了解他们应该知道的事情。”

例如，是科瑞丹启发工人们，根据《小时工资法》第7B1条，他们有权要求获得约1 000万美元的未付加班费。他给每一位参议员和所有主要代表写了一封信，详细解释了码头工人案件的法律和道德理由，同时敦促彻底调查这场使世界上最大的港口瘫痪的慢性感染。

牧师在他的劳工课上直接涉及宗教的唯一方法是问他的学生，他们认为经济学的基础是什么。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出货币、面包、利润或劳动力供给。而科利丹的答案无一例外是人。“只有人类才有能力去了解和爱，”他说。“换句话说，我教会他们人的尊严。”在教皇关于社会正义的通谕中，基督教对人对人的不人道的苛求是最新的，科瑞丹神父一直在他的脑海里想着这一点，但正如他所说，”我们不想用很多理论，宗教的或其他的，使他们陷入困境。这些人都有一个问题——如何像人类一样生活的问题——他们正在寻求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帮助。他们想要实用的东西，而不是大量的重水。”

过时的雇佣制度称为“塑造”(禁止在一个世纪以前,英国Corridan指出)不仅是美国化的方式,我们的效率和安全的威胁,但基督教教义,父亲Corridan相信。

基督教，对他来说，不仅仅是抽象的教条，而是一种活生生的力量。当科瑞丹神父描述他在海滨看到的非人的环境时，最愤世嫉俗的不可告人者不禁感到基督的存在和力量。他说:“我算出，按照年收入和工时计算，大约有足够的工作来养活1.7万名码头工人及其家人。”他说，“有两倍多的人需要锻炼。那种不确定性，那种不得不站在那里，每天两次用眼睛乞求工作的屈辱，而有过犯罪经历的人却把你看得像肉铺里的肉一样——难怪那些在早上塑形时被拒之门外的人会等着酒吧打开，看看他们能在中午塑形之前上几条腰带。”在码头上的一次令人难忘的布道中，他为数不多的几次透露了他对码头上的人类福利感兴趣背后的精神激情，他说:

我想有些人一想到基督的形体就会傻笑。这就像他手里拿着木匠的工具，用自己的汗水挣得面包一样荒谬。就像基督救赎了所有人，而不论他们的种族、肤色或生活地位一样荒谬。它只可能是荒谬的基督曾说的那些人:“人有眼睛，不能看见;有耳却听不见。”因为他们不想看也不想听。基督也说:“你若为我最小的人这样行。就是对我做了。”所以基督是成形的…

他知道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到工作，也许他也不会。基督对塑造的效率论有什么看法?有些人认为耶稣被钉死在髑髅地。基督在码头上工作，他的背很痛，因为码头上有相当多的“男孩”。他们不工作，但有他们的敲诈勒索，许多人对着敲诈勒索眨眼。一个拿着码头工人的支票在周末拿着20%的利息的人，基督会怎么想?

基督去参加工会会议。看看会议是怎么开的。看有多少人去。看有多少人不说话。看到一定的克制。在一些会议上，他看到几个人穿着150美元的西装，手指上戴着钻戒……画了几张报销单……基督走进一间公寓，和一个码头工人的妻子谈话。她的心情很沉重……

作为观众，没有什么比码头工人更坚强的了。他们急躁多疑，很快就能嗅到假的味道。他们很容易被甜言蜜语噎到。他们已经有了能说善辩的演说家，从他们国际上的总统上下，试图用甜言蜜语来剥夺他们的权利。他们给前市长[威廉]欧德怀尔起的名字叫“哭泣的威利”。“也许我们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在切尔西的一家酒馆里，一个码头工人对我说，“但你不必去弄清楚谁和你在一起，谁不是。约翰神父和我们在一起。他不会把我们出卖，就像那些自命组织者的贪吃小子一样。他也不会像共产党那样让我们签一些虚假的和平承诺。他是我们的一员。我们在天上信奉上帝，在地下信奉公平。”

科瑞丹并没有从任何一本书中学到贫困的折磨和人类的事业。他的父亲是来自克里郡的移民，在约翰九岁时去世，留下母亲汉娜抚养五个男孩。牧师解释说:“老人没有留下一分钱——他是个诚实的警察。”“他总是在像洛克威这样偏僻的地方巡逻，因为一个诚实的警察会限制他们的风格。”

科瑞丹太太是一名清洁女工，靠微薄的养老金和儿童福利度日。孩子们学会了如何在饥饿的西区这个争强好胜、竞争激烈的世界里管理自己。他们不得不在无休止的自由竞争的廉租房生活中为每一分钱拼命。科瑞丹家的孩子们要想弄到足够的钱去看一场电影，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们仅有的几分钱凑在一起，希望能在街角玩一场掷骰子游戏，把它们凑成一角的和两角五分的硬币。

有一次，小约翰一次又一次地赢了，口袋里的钱快要鼓起来了。这时，他环顾四周，看到和他一起玩的那些大孩子们表情严肃，意识到他们永远不会让他把赢来的钱从游戏中拿走。他不顾一切，显然是粗心大意，输钱的速度开始比赢钱的速度还快。当他向那些欺负他的垃圾射手们展示自己的空口袋，让他们相信他被“清洗”了之后，他终于被允许上路了。他的兄弟们无精打采地跟在他后面;他们一门心思地看上了那部电影。但是当他们走到拐角处时，约翰把手伸进他的短裤里——很低的地方——掏出了三个非常重要的一角硬币。他把它们从口袋里的一个洞里塞了进去，然后表面上把所有赢来的钱都投入了游戏。

有一年圣诞节，家里没有足够的钱给科瑞丹家的孩子们买真正的礼物。约翰并不太在乎自己，因为他已经11岁了，对于这个公寓的生活方式，他已经早熟了。但是他很担心他三岁的弟弟。他知道这个小孩向圣诞老人要了一辆消防车——他什么也没说其他几个星期。随着圣诞节的临近，小男孩对圣诞老人会回应他的祈祷的渴望和信心达到了这样的程度，约翰感到自己被诱惑了。

他去了一家玩具店——一家连锁店，他回忆说，因为他认为，按照罗宾汉的逻辑，他们最能承受损失——并给一辆漂亮的红色消防车定价。两美元。他一直躲到商店打烊，然后偷偷摸摸地走到收银台前，用他从附近的流氓元素那里学来的方法把钱偷了。抽屉一下子打开了。“我看着那些钱，”科瑞丹神父回忆道。“我本可以全部拿走。但我只想要那两美元。”

后来，约翰遇到了向牧师忏悔的问题。“那是我与教会关系的一个转折点，”科瑞丹神父现在说。“看到那辆消防车对我的小弟弟有多么重要，也知道如果圣诞老人让他失望了，这个圣诞节会变得多么空虚，我下定决心，如果牧师真的对我下地狱，我就和教堂断绝关系。所以那天我去忏悔的时候膝盖都在颤抖。”牧师很善解人意。“我做了忏悔，”科瑞丹神父回忆说，“但我没必要把消防车还回去。”

当他长大后自己成为一名牧师时，他从来没有忘记过这件事。他不宽恕不诚实和对法律的不尊重。但他觉得，他自己用坏方法达到好结果的短暂冒险经历，有助于他理解当贫困把教民逼上绝路时，他们有时会采取绝望的措施，尤其是当他们的家庭因贪婪和冷漠而遭受痛苦时。

“我是一个吃苹果的人，”他说，指的是大萧条初期，他和兄弟们看到他骄傲、勤劳的母亲在爱指指点点的社会工作者手中遭受羞辱。是的，当Corridan神父描述一个码头工人妻子的生活时，他不需要依靠任何书籍或二手知识，在冰冷的铁路公寓里，省吃俭用养活孩子。这就是为什么他下定决心，要在上帝最贫穷的孩子中为上帝服务，他要为社会正义奉献一生。

五年前，一群文职人员来找泽维尔说:“约翰神父，一场罢工正在海滨酝酿，不管官方领导是否知道。这些人想要福利基金和休假条款。如果我们不设法为他们争取福利，共产党就会抓住这个问题，试图让自己成为英雄。”

与往常一样，科瑞丹神父的反应并不是情绪失控。首先，他和一位经验丰富的保险人员坐下来，按照蓝十字的模式，制定了一个切实可行的福利计划，每小时的运作成本不到4美分。然后他去了华盛顿，设法见到了当时的全国调解委员会主席赛勒斯·秦(Cyrus Ching)。科瑞丹并不依赖于精神上的人道主义呼吁。他仔细地整理了事实和数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码头工人的需求从未有过如此具体的表述。当罢工真的爆发时，正如牧师所预料的那样，尽管官方领导人拒绝认真对待，他为耶稣会杂志《美国》写了一篇文章，详细说明了码头工人的情况。然后他在码头上发行了12000份重印版。

科瑞丹神父制定的计划正好回应了大多数人长期受挫的愿望。他的名字成了滨水区的笑柄。当调解机构开会解决罢工时，他的一份文章被摆在每一位谈判代表面前。当董事会批准了福利基金和带薪假期时，科瑞丹神父被广泛认为为他们追求了25年的男人赢得了一些东西。

当你提到这一点时，他只是咧嘴一笑。“我所做的只是把调解男孩们带到球场上。”

科瑞丹神父为三年前罢工的码头工人举行了仪式，他祈祷说:”对于那些正直的、好家庭的码头工人，上帝应受到赞扬;对于那些偶尔失足、失去希望的人，愿上帝怜悯;对于那些有责任的人，上帝赐给他们恩典，让他们像基督在海边看事情一样，因为上帝不再怜悯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大约一年前，当另一场针对帮派猖獗的工会官员的叛乱在切尔西当地爆发时，在旧的[约翰]“公鸡”邓恩暴徒崩溃后，泽维尔的人设法影响了那里，抗议的精神在码头上下蔓延，工会敲诈勒索者再也无法控制，耶稣会再次出现在新闻中。黎明时分，他在滨水区带领被唤醒的码头工人祈祷:“上帝保佑，我们的政府会命令你们体面地回去工作。愿上帝保佑你，保佑你今天平安。”

“你认为这些人是共产主义者，”Corridan咧嘴笑着对你说。“奇怪的共产主义者，从不错过弥撒，而且还会来向我和我们的天主教劳动学校寻求帮助和建议。最好别这么叫他们，除非你想被揍一顿。[国际码头工人协会(International Longshormen’s Association)主席]乔·瑞安(Joe Ryan)希望他们是共产党人。这样他就可以把自己裹在旧国旗里，过得舒舒服服。事实上，他是被共产主义玩弄于股掌之间的人。因为这些人都是忠诚、正派、敬畏上帝的美国人，他们不需要也不希望共产党人为他们赢得战斗。阻止共产主义的方法——我的“老板”菲利普·凯里神父教过的泽维尔人在卡车司机工会、电话工会和许多其他地方都做过——阻止他们占领这些工会的方法是找出这些人真正想要什么，他们真正的诉求是什么，然后公平、公正地、比共产主义者更努力地为之斗争。”

科瑞丹神父最坚定的信徒之一是一位在市中心码头工作了三十年、身体粗糙、饱受战争创伤的老兵，他承认他愿意做海滨牧师让他做的任何事情——即使这意味着为了诚实的工会主义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他有两次在反抗掠夺码头工人的黑社会暴徒后，被吊在货钩里死去。最近，科瑞丹神父想让他离开码头，因为他担心这个好斗的老兵可能会在典型的海滨“事故”中被撞倒——起重机滑倒或卡车意外倒车，诸如此类。

但这位四面楚歌的老人对我说:“我有什么好担心的?就像我对老妇人说的，“如果哪天我没回家，就打电话给约翰神父。”他会照看好一切的。只要我确定他会陪我走到最后，为我做最后的仪式，让我轻松地进入来世，我想我就像在天鹅绒上一样。”这不是一场演讲。他说话的方式，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然后，他那干瘪的、磨损的、饱经风霜的脸裂开了一个滑稽的笑容。他接下来说的话带有某种精神上的意味，但却是滨水式的。“当然，暴民是粗暴的，但约翰神父更粗暴。总有一天，他会把他们扔进河里。那个约翰神父，他真的很懂行。”

-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