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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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Die bleierne Zeit又名：德国姐妹 / 德国姊妹们 / 沉重的年代 / 压抑的年代 / Dark Times / The German Sisters / Marianne and Juliane / Marianne & Juliane

分类：剧情 / 历史 / 地区：西德年份：1981

简介：朱丽安是姐姐，在女性杂志社工作，平常为妇女权益呐喊；妹妹玛丽安却是个激进的恐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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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6-04-27

德国姊妹影评：玛丽安：一个人就是一部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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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又称女权主义，是指为结束性别主义、性别剥削和压迫，促进性阶层平等而创立和发起的一种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女性主义者除在对社会性别关系进行批判之外，也着重于推动社会性别底层（如女性、跨性别）的权利、利益与议题进步。
女性主义的观念基础是认为，现时的社会建立于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男权体系之上。女性主义理论的目的在于了解不平等的本质以及着重在性政治、权力关系与性意识之上。女性主义探究的主题则包括歧视、刻板印象、物化（尤其是关于性的物化）、身体、压迫与父权（男权）等。
女性主义电影是女性主义理论批评的一个分支，其基本内涵为从女性的视角、体验和思维方式出发，对抗男权中心的电影表达对女性形象之剥夺。此种“女性形象”是指被客体化的女性身份，即女性女性的存在是依附于（烘托）男性的存在，并不具备独立意义和主体性。
在《视觉快感和叙事电影》中题为“女性作为图像，男性作为看的承担者”的一节中，穆尔维间接地陈述了她的结构原则：“在一个由性的不平等安排的世界中，看的快感分裂为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显然，穆尔维在主体（观众/主角）和客体（叙事电影/图像）之间建立了一种二元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主体被联系到主动的/男性的位置，客体则被联系到被动的/女性的位置。
男性中心的文化下，女性想要打破这种被观看，被客体化的位置，势必会对长久以来被男权中心影响下传统（大众）观念的挑战，势必会造成大众的误解和打压。因此在此意义上，一个自我意识觉醒，尝试自觉、自省、自立的女性势必会与现实产生矛盾和冲突。
针对女性主义电影批评所总结的“被类型化、符号化、被边缘化、被建构”的女性特征，女性主义者们借助与主流叙事相对立的电影模式，从多重视角解析女性自身特征、生活现状、心理轨迹，实现对男权电影的颠覆与反抗。
德国女导演，新德国电影运动代表人物之一的玛格丽特·冯·特洛塔，一直将镜头对准女性主义者，努力描绘坚持自己生活方式的坚强女性。这种对叙事主题的强调，体现在她的每部影片当中。2012年最新上映的《汉娜·阿伦特》展现的就是德裔犹太女哲学家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阶段。1977年，处女作《克里斯塔‧克拉格斯的第二次觉醒》关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社会现实对女性成长的影响。1978年拍摄的《三姐妹》侧重在女性的内心生活，情绪和感情的描绘。1981年，荣获第38届威尼斯金狮奖的《德国姐妹们》则是通过表现一对德国姐妹的不同命运，揭示德国社会的政治现实和历史关系。在冯·特洛塔看来，“如果电影真的存在一种女性的美学形式，对我而言，它只能存在于对主题的选择，乃至于我们以诚恳、尊严、敏感、体谅的态度，对待我们电影中呈现的人们和我们所选择的演员。”
《德国姐妹们》在选角上就力道十足，朱丽安和玛丽安姐妹都有所影射。妹妹玛丽安的原型是古德伦·安司林，1977年悬梁自杀于牢房的德国红军旅女领导人。红军旅是1970年代建立在德国的一支左翼恐怖主义组织。1977年，由于活动猖獗，导致联邦德国发生了大规模的社会危机，史称“德意志之秋”。此时，正值新德国电影运动时期，电影创作情绪空前高涨，大量电影人将目光聚集于此，拍摄了如《德国之秋》等大量与之相关的电影作品。但依旧无法掩盖一个尴尬的事实，即这些作品主要是“男性视点”。一个领导层都能达到男女平分秋色的组织，却在评论和反思时，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形。这当然不能让女性主义大将，导演冯·特洛塔安心。
于是，一部把现实中各个不同方面融为一炉的尝试诞生了。她在一篇为报纸写的文章中说道，“《德国姐妹们》表现两个方面，既从内部也从外部去观察。”显然，外部是一个“冷漠、压抑的五十年代”的联邦共和国，同影片中的两位主角一样，冯·特洛塔就是在这个年代成长起来的。正如她在阐述自己的影片时说道，“要么在这个年代窒息而死，要么用暴力求得自身解放。这两位妇女最后就是这么做的，虽然以全然不同的方式”。一个加入了1968年组建的妇女解放运动，为逐步改变生活环境而努力工作，自食其力。另一个起初屈从于资本主义的生活观念，后来转入了地下政治斗争，被当做恐怖分子抓入监牢，最后自缢于狱中。戏剧人物对于现实人物的影射，直截了当的将自己的态度暴露出来。
姐姐朱丽安不明妹妹死因，追溯妹妹所走的道路，料理丧事，这是冯·特洛塔从内部的观察。在姐姐整个追溯的过程中，我们无法看到玛丽安实施恐怖活动的真正性质和锒铛入狱的直接原因，只有一组闪回镜头表现出了妹妹在儿童时代就有一种要干恐怖活动的动机。两姐妹在学生时代看到了阿伦·雷乃的《夜与雾》后，玛丽安对她所看到的景象十分厌恶和愤怒，以至于她不得不跑到盥洗室去呕吐。妹妹死后，朱丽安一心想要发现和探索妹妹死去的原因和生活目的。可是在影片的呈现中，这种煞费苦心的哀悼方式就变得复杂了起来。它不再局限于个体，更是对二战后德国人选择逃避的痛斥。
在姐姐朱丽安的回忆与现实的交错中，妹妹玛丽安的人物形象搭建起来。在回忆中，中学时的联欢晚会，她激进的性格已初现端倪，拒绝少年的邀请，独自走进舞池，翩然起舞，完全不把在场所有人放在眼里。在课堂上，顶撞老师而被赶出教室的玛丽安，依然可以悠然自得的抽烟，享受这份难得的悠闲时光。
现实中，则是姐妹二人的几次相遇，因为妹妹的特殊身份，每次的约会地点都幽闭肃静，这正映衬了德国当下严肃的政治环境。两人交谈时的举手投足，都暗讽了西德的高压气氛。由于两者不同的政治立场，温和派的姐姐和激进派的妹妹并不珍惜机会，每次相遇总因理念相左而激烈争吵。当玛丽安被投入狱中，这种争吵并没有减弱，直到玛丽安被投入到新的联邦监狱，隔着厚厚的玻璃墙，这种争吵才终于在姐妹间消失。本寓意隔阂的玻璃墙，被姐妹重叠的投影瓦解了。在不可割断的深厚亲情前，整个德国现实与历史的矛盾关系被凸显出来。
在冯·特洛塔眼里，玛丽安和朱丽安正是她无法决断的两面，精明干练又富于梦想，温存又执拗，勇敢又怯懦，是怀疑论者又是斗士，正如她在《三姐妹》的结束语：“在我活着的时候，我将学会做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