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什么时候起，小镇女人、中年、母亲，这几个字眼在近几年的荧屏上，总是被拼凑出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形象。编剧们省事地将她们套入同一个模子里，要么是对孩子掌控欲极强的神经质妈妈，要么是丈夫出轨而选择忍气吞声的悲情女人，变成推动剧情的符号人物。
荧幕上的她们，要么穿着干练的职场装，走路拉风，谈笑间都是几百上千万的生意；要么就是过惯了被丈夫娇养的生活，却在某一天惊觉爱人的出轨与背叛，毅然“觉醒”喊几句口号便开始踏上“搞事业”的悬浮之路。
在消费“中女”概念层出不穷的市场下，要求导演和编剧看见生活、贴近生活去写一位平实的小镇中年女性，似乎期望过高。
一身黑的林悦牵着女儿去参加初恋父亲的葬礼，在与吴镇宇饰演的潘义铭眼神相对的一刹那，你很难从这个女人的眼中读出什么情绪来，平静、克制，是这个角色给人的第一印象。
与情人九年的错过，她平静无澜的外表下，有什么正在波涛汹涌试图冲破身体的束缚，只有在两人对峙时，她隐忍内收的嘴角和逃避的眼神短暂地暴露了她的内心。
影片以一种冷静的视角展示了林悦如何在爱与恨，忍耐与挣扎之间徘徊不定。她的每一个眼神、每一次沉默都是对现实的无奈与抗争。影片中，她与潘义铭（吴镇宇饰演）的重逢，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那份青春的感情，与深埋在心底的痛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成为了她心中挣扎的源泉。
电影最出圈地一个镜头，是林悦这个遭受家暴的女人，坐在象征着美好童话故事的旋转木马上落泪，那是被昔日爱人看到自己窘迫生活的泪。积累的情绪在这一刻爆发，中年的林悦哽咽着问木马什么时候能停，大概也是在问自己，人生的不幸何时能够终止？
如果只是在这里点到为止，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个不幸的女人。但导演高明之处在于，他决不让林悦单纯去做命运的逆来顺受者，而是展现了她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使得她的角色更加真实、深沉，也更具有代表性。
正如现实中情感需求被漠视的小镇中年女性，我们大概可以窥见，林悦在这九年里的心灵荒漠，家暴的丈夫成了笼罩在她头顶的乌云。
在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下的环境生活着，林悦的神经已经绷到了最紧处，而潘义铭的脱口而出的关怀，成为了压倒她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才有了那旋转木马上的一哭。观众无法苛责她为何不选择离开，对于无法摆脱经济依赖,又担心离婚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的小城女性来说，不得已而为之的妥协也许已经磨灭了她们对自我价值的认知。
林悦这个人，大部分时候带着一种钝感。很难说那不是她在长期生存困境中，自动带上的保护壳。导演巧妙地给她安排了两场与潘义铭的吻戏，观众看见，她的情欲会意识到，中年小镇女人，不再是一个干瘪的、拿着好妈妈、好妻子剧本的工具人，她可以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不少影视作品都或多或少探讨过女性的情感问题，但当人们将目光聚集于都市白领“小时代式”的爱恨情仇时，当互联网话语权被更为年轻的世代掌握时，一部分人已经被抛在浪潮后。人们惊讶于中年阿姨们对“假靳东”的狂热迷恋，却忽视了她们长久在家庭生活中被忽视的情感黑洞，才会对任何一点点甜都趋之若鹜。
如果不清楚小镇的保守氛围和若隐似无的对“中女”的规训，我们也就不会清楚五十多岁自驾游行的苏敏阿姨，为何有勇气摆脱了大多数小镇女性的人生脚本，对环境的恐惧促进她的出走之路。而电影中的林悦，也在挣扎碰撞中，选择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出走”。
“有钱可以盖房，但不可以买书，可以打牌闲聊，但不可以去逛西安，不可以有交际，不可以太张扬，不可以太个性，不可以太好，不可以太坏。”
2001年的刘小样在《半边天》节目里这么说，在潘义铭出现前，林悦正照着这份生存指南，试图把自己压缩成这座小城的一粒沙。
她不是夹杂两个男角色中摇摆不定的装饰花瓶，而是有血有肉，平实却足够真的人。电影对这一人物的重点刻画，使得小镇女人这一群体被更为广泛的大众看见，让她们浮出历史地表。
“随风轻轻吹到你步进了我的心，在一息间改变了我一生。”这是贯穿电影的一首歌的歌词，是初遇时二人的羁绊；更是多年后重逢，她隔着小酒馆玻璃窗遥遥一望的恍惚。
对林悦而言，这次意外邂逅，犹如命运给予她的唯一机会——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重新塑造自己的未来。这也许是林悦的新生，也是所有处于相似境遇中女性的新生。
以电影之名祝福她们，在人生的风霜雨雪中，仍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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