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效应

故事开始时，埃文·特雷伯恩（Evan Treborn），一个医学病人，在晚上闯入医生的办公室，找到一些旧的家庭电影并开始观看，而保安人员则试图闯入房间。接下来是一系列的闪回，我们发现，作为一个年轻的孩子和青少年，埃文遭受了许多性和心理上的创伤——他被一家邻居（埃文的挚爱凯莉和她的弟弟汤米，以及这两人的父亲）强迫参加儿童色情活动；他差点被身为精神病患者的父亲勒死，随后这位父亲在他面前被警卫杀死；他在与朋友玩炸药时意外地杀死了一位母亲和她的婴儿女儿；他看到他的狗被汤米活活烧死。几年后，埃文意识到，当他阅读青少年时期的日记时，他可以穿越时空，并能够改变他的部分过去——这些时间旅行的情节解释了他在童年时经常经历的停电。埃文对其个人时间线的编辑创造了另一种未来，在这些未来中，他发现自己是一个同好会的大学生，一个因谋杀汤米而被监禁的犯人，以及一个截肢者。埃文干预他的过去，以消灭他童年时期最不愉快的事件，这些事件与他的神秘停电相吻合，比如拯救凯莉，使她免于被她父亲猥亵，免于被她哥哥汤米折磨。然而，埃文很快意识到，尽管他的意图是好的，但他的行动有不可预知的后果：他试图改变过去，结果却伤害了他所关心的人，他开始看到，在所有不同的时间线上，每个人的痛苦的主要原因是他自己。因此，他决定最后一次回到过去，回到他小时候第一次见到凯莉的那个后院聚会。这一次，当他们见面时，他在凯莉的耳边轻声说：“我恨你，如果你再跟我说话，我就杀了你和你的家人。”她哭着跑开了，后来，当她的父母离婚时，她会选择和她的母亲一起生活，在不同的社区，而不是和她的父亲一起。因此，她从未受到过虐待性的教养，并在生活中获得了成功，代价是埃文与她的相识。在影片的最后一幕中，八年后的纽约，成年的埃文在街上与凯莉擦肩而过。虽然凯莉的脸上掠过了短暂的认出的表情，但很快就消失了，她没有和埃文说话就走了，这证实她不认识他。影片有三个备选结局，其中两个是“快乐”和开放式的。在第一个结局中，在人行道上与她擦肩而过后，埃文转身跟着凯莉。在第二个结局中，他们做了自我介绍，埃文邀请她出去喝咖啡。然而，第三个结局要激进得多（有传言说，导演从一开始就倾向于这个结局，但制片厂出于商业原因否决了它）：在闯入医生的办公室后，埃文开始看电影，只是这次他不是看邻居聚会的家庭电影，而是看他父亲拍摄的自己的出生视频。我们看到埃文的母亲在产房里，在画外音中听到她告诉埃文，他母亲失去了以前的孩子，而他是她的奇迹之子。意识到他的出生将带来的灾难，未出生的埃文在子宫里用他的脐带勒死了自己；他死后，我们看到他的母亲在病房里哭泣。由于他从未出生，所以他一开始就不存在改变时间线的问题；他的自杀也解释了为什么他的母亲在他之前有两个死胎——他们也以同样的方式自杀了。人们很想把这个结局称为索福克勒斯版本，因为《俄狄浦斯》中合唱团唱了一句著名的台词：最好的事情就是不要出生。这里有一种否定之否定在起作用，从主体的理想幻想形象到主体从理想画面中自我消除的幻想的逆转。因此，《蝴蝶效应》的教训是，主体在现实的客体中寻找蝴蝶是不够的：在这个广阔的领域中，任何东西最终都可以扮演蝴蝶的角色。主体不得不意识到，他自己就是他所寻找的蝴蝶，所以防止事情走入歧途的唯一方法就是消灭自己。结果又是一个纯粹的幻想场景：在（想象的）自杀之后，我作为一个纯粹的非实体化的凝视生存了下来，观察着我所不在的世界的乌托邦。作为一个被禁止进入的天堂的外部观察者，埃文采取了与斯特拉·达拉斯相同的立场，她实施了社会自杀，使她沦为观察幸福家庭的纯粹的凝视，而这个幸福家庭是通过她被抹去的画面出现的。（卡普拉的经典作品《生活多美好》似乎呈现了相反的情况：当主人公处于自杀的边缘时，他的守护天使向他展示了他不在时小城的生活状况——我们得到了一个庸俗的、商业化的主要街道的现实主义画像，等等。这部电影的讽刺之处在于，这里的另类现实不是乌托邦，而是美国生活的现实。）这就是抽象的伦理无神论的极限：它的最终后果不是无节制的享乐主义，而是出于伦理动机的自杀，作为摆脱全部责任负担的唯一途径。或者，从时间旅行叙事的角度来看：我越是试图通过干预过去来纠正它，事情就越是走入歧途。

（转载，翻译来自B站拉黑字幕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