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烬与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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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还行

原名:Popiół i diament又名:Popiol i diament / Ashes and Diamonds

分类:剧情 / 战争 /  波兰  1958 

简介: 马切克是一个右翼组织的杀手,他奉命要杀死波兰的党组书记,可是在他居住的旅店,他邂

更新时间:2016-11-06

灰烬与钻石影评:安杰依·瓦依达的灰烬与钻石

不熟悉波兰的历史,很难读懂安杰依·瓦依达电影里略去不表的那部分。
波兰导演中间,隔代遗传的传统士绅性格、十九世纪浪漫主义传统和知识阶层的自觉,到他这里大约是绝唱了,这种性格,在安杰依·蒙克、克日什托夫·扎努西身上难以觅到,更不要说波兰斯基和耶日·斯科利莫夫斯基这类人了。他是个典型的波兰人,像迷恋自己命途多舛的祖国一样,迷恋失败和无望,即使低到尘埃里,仍保留着高傲,不屑于拉拉杂杂的小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记》里写到过波兰的苦役犯,那是些贵族,“几乎不与其他人来往……以冷冰冰的、叫人无法接近的谦恭有礼的态度把自己同别人隔绝起来”。波兰人的性格让瓦依达无可救药地多管闲事,关心天大的事情,他体内还留着施拉赤塔的基因,否则不会在1983年拍《丹东》直接讽刺雅鲁泽尔斯基的戒严令,也不会用《大理石人》、《铁人》和《希望之人》给团结工会立传。批评家嫌他选择的主题太正太大,现在看,《丹东》的确不如基耶斯洛夫斯基同样主题的《无休无止》来得灵活和曲折,没那么柔肠百结,也没有那么深刻。跟同代导演相比,瓦伊达太古典了,在崇尚拼接艺术和反对阐释的二十世纪后半叶,他是个有些笨拙的巨人,让日渐转向自省、遁入梦境的艺术电影界觉得尴尬,他更像一个五十年代的导演,有霍华德·霍克斯、约翰·休斯顿和卡罗尔·里德的影子,又多一些独特的波兰风味。“浪漫主义”、“英雄主义”、“巴洛克式的镜头语言”是评论者喜欢用在他身上的词。这些词似乎让人回到“波兰的普希金”亚当·密兹凯维奇生活的十九世纪。而我们知道,瓦依达执导过密兹凯维奇最著名的叙事长诗《塔杜施先生》,就艺术风格来讲,拍密兹凯维奇,全波兰找不到比他更合适的人了。

1945年可以说是波兰电影的“零年”。战前一代的导演不是死在战场上,就是被关在集中营或劳改营,再没有回来。一切都从零开始。华沙已经成了一片废墟,战争结束三年后,政府选择在罗兹成立一个电影学校,等华沙重建结束,再搬回首都。没曾想,电影学院从此再没离开过罗兹。
1949年入学的瓦依达是罗兹电影学院较早的那批学生,那时被它录取还不甚难,瓦依达几乎是误打误撞地考了进去。短短几年之后,这里就成了象牙塔,波兰斯基入学极尽曲折,最后靠着在瓦依达电影里当过演员的经历才挤过独木桥,基耶斯洛夫斯基更是考了三年才考上。瓦依达并不喜欢罗兹,也不喜欢这所学校。他和波兰斯基都是克拉科夫人,跟文化古城克拉科夫比起来,罗兹肮脏,破旧,是个工业城市,化工厂和纺织厂昼夜冒着烟雾,玻璃糊着一层灰,马路不由分说地笔直,缺乏魅力。他从来没喜欢过这里,在他的电影《福地》里,罗兹尽是勾心斗角。后来,1955年,波兰建立了名垂影史的电影小组制度,瓦依达加入的是后来以“波兰电影学派”闻名的Kdar小组,小组的领军人是他克拉科夫的老乡耶尔齐·卡瓦莱罗维奇,他处女作《一代人》里的演员,竟然有不少是他克拉科夫美术学院的校友,像齐布尔斯基、波兰斯基,甚至卡瓦莱罗维奇也是。
少年时期在克拉科夫度过的那些年,对瓦依达风格的影响有至关重要。基耶斯洛夫斯基曾经说,“人的一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童年吃早饭时拍你手的那个人。四岁时因你吃早饭淘气而打你的那个人,后来会把第一本书放在你床头。”
瓦依达并没有贵族血统,他爷爷是克拉科夫远郊的农民,父亲一辈的兄弟四人靠自己努力,进入了知识阶层。父亲成了一名骑兵军官,二叔后来是火车站站长,三叔开了一家很大的锁店。瓦依达自诩为“知识阶层的第二代”。“知识阶层”是二十世纪波兰社会的独特景观,这里的知识分子相信自己有独特的操守和责任。米沃什说,“除了这儿,在欧洲任何地方,艺术家、作家和学者都不曾享有这样至高无上的特权。……知识阶层的‘士绅文化’残存至今,在波兰农民和工人身上都有其痕迹。”瓦依达回忆父母对的影响,说,“父亲和母亲是那种为他人工作的人,我想,那时波兰知识阶层的身上都有这种品质,你不可能不这么做。要为他人活着,而不是为自己。”——瓦依达在意的是“为他人活着”几个字。他所有电影的力量都来自它们介入某些重大论争的方式,在所有的事件中发声,不管是历史的,意识形态的还是社会的。于是,在单纯电影不能满足他的时候,他进了政府,做了议员。
二战开始时瓦依达才十三岁。之后那几年,他随大流加入了国家军,却没有参加地下活动,更没有去几百公里外的华沙参加过起义。因为缺少身份证明,沦陷期间,他不得不每天待在屋里,在三叔的锁店里帮工,不能出门,连公交车都不敢坐。所有外界的消息都是听人说的。二战期间,在叔叔们的保护下,瓦依达错过了所有的重大事件。也许正因为没有参加过任何波澜壮阔的行动,他才有浪漫的虚构,才会放心大胆地憧憬二战中那些被绞杀的英雄主义,于是乎,他呈现的抵抗运动是活力满满的《一代人》,他重构的华沙起义,是宿命论的悲剧的史诗《下水道》。而在参加过起义的安杰依·蒙克眼中,华沙起义则是《英雄》这样一出讽刺剧。在地下组织里历练过的电影人,经历同一条船上的过尔虞我诈,没有黑白分明,也不再提什么光明磊落,英勇与浪漫被污泥黏住,直不起身。与瓦依达不同,他们作品里充斥的是猜忌和怀疑(耶尔齐·卡瓦莱罗维奇的《夜行列车》),或者众说纷纭的罗生门(蒙克的《铁轨上的人》)。
瓦依达的父亲死于卡廷惨案。但是,直到1989年,他都不知道父亲已经死在了那儿了。于是父亲的缺失成了悬置在空中的一件事——父亲不在了,但是随时可能回来。一切都在焦虑与等待中间,悬而未决。“1939年9月1日,我的童年断崖一般结束了。我开始苦苦等待父亲回来,而每一个圣诞节都在提醒我,又是一年过去了,而他依然缺席。”全家每年都在等父亲回来,1945年战争结束,瓦依达去克拉科夫学美术,母亲依然留在Radom的驻地守着。到1950年的时候,全家人终于明白,他大约是永远不会回来了。五十年来,家族墓地上一直没有父亲的名字,他肯定假想过,如果写上父亲的名字,父亲有一天回来,就会荒谬地发现自己被剔除出这个世界之外了。《灰烬与钻石》讲的不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吗?一个人活着,却不被这个世界需要了。电影里所有人谈论的都是华沙,马切克、酒吧招待、旅馆前台的老头,都在谈华沙,安杰依在任务结束后也要“回华沙”。看完电影,人们只记得华沙,却不知道电影中的故事发生在哪里。华沙是“别处”,而且这个“别处”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像希特勒说的,它已经成了“地图上的一个点”。以前的华沙需要这些人,现在不是了,红军进去了。华沙的栗子结果了,摘的人却不是他们了。电影最后,老头让马切克给华沙的一条街道捎好,马切克没理他:他自己也回不去了。缺失的意象和别处的意象一直蔓延在《灰烬与钻石》里,它想说的很多,总欲言又止。

好了,这里就谈谈《灰烬与钻石》。
要说瓦依达最好的作品,见仁见智,有人说是《下水道》,有人说是《一切可售》、《婚礼》,也有说《铁人》的,他自己最满意的是这一部,《灰烬与钻石》。
电影最精彩的一段在37分钟左右。马切克和安杰依在酒吧里,忽然之间,方才喧喧嚷嚷的酒吧没人了,人们都挤到隔壁大厅里去看庆祝战争结束的表演,吧台前只剩下了他们两个。大厅敞着门,人们挤在门口,所有人都背对着他们俩。隔壁是亮的,两人这边光线昏暗。低胸长裙的女歌手唱起了战争歌曲:“你看见山顶的废墟了吗?你的敌人向老鼠一样躲藏……”讽刺啊,现在要躲藏的却是当年的国家军战士马切克和安杰依了。
马切克点燃吧台上一杯伏特加,火苗噗地一声。安杰依不情愿地念出死去的战友的名字。噗,再点着一杯。噗。再一杯。火光摇曳,伏特加只有半杯,很快就会灭掉。就像易逝的生命。要点最后两杯的时候,安杰依把火柴吹灭了,顺手碰了下杯:“我们还活着啊。”马切克苦笑。
——还是那些老日子啊,安杰依。那时候在一块多好。多么好的一群人啊。
——那又怎么样?他们都死了啊。
——也许是那样,可是那时候生活却更好。
——我们都和现在不同。
——更年轻。
——不只是那样。我们过去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也许是吧。
——而且他们也想要我们。
马切克和安杰依是前国家军的士兵。说他们是“前”国家军,是因为1945年1月,战争还没结束,国家军就已经被解散了。不是因为它消极怠战,而是国际上的风向变了,波兰被划入了战后苏联的势力范围,不容他国掣肘,而这个二战中欧洲大陆上最大的抵抗组织是受伦敦节制的,故而也不应当存在。国家军的士兵面前只有三条路:缴械,消失,或者死。
战时,国家军的主要活动,是情报工作、道路破袭和暗杀。瓦依达《一代人》的问题,是帮共产党构筑了“党领导地下斗争”的神话,其实国家军才是抵抗运动的主力。如果伦敦的流亡政府回到波兰,这些地下国家的战士肯定会得到荣誉,被当作英雄。而现在,他们被看作不稳定的因素,这是历史给波兰开的一个辛辣的玩笑。这些习惯于在手中提着一支枪,生活在危险中的孩子,现在被指望尽可能地忘掉过去,丢掉有关密谋的体验。有人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装作自己从来没有在“地下”活动过。有人则呆在森林里,谁被抓住,就被送进监狱。安杰依知道,“这个国家再没有什么是真的了”。但马切克太念旧了,他忘不掉。而不去忘掉,就没有路了。像被流放到飘浮的冰块上面;不知道这冰块什么时候便会溶化。
大厅里的女歌手唱的是卡西诺山战役。这个战役本身就是个巨大的讽刺。卡西诺山并不在波兰,而是在意大利。在千里之外攻打这座山的波兰人,是1939年苏联吞并波兰东部后被抓到苏联去的波兰战俘。他们由安德斯将军率领,从苏联逃出生天,军队里几乎所有的士兵都来自波兰东部,极端仇视苏联,他们甘愿受命迂回到欧洲南部作战,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回到波兰。但讽刺的是,正当他们在意大利卖命的时候,《雅尔塔协议》公布了,同意以寇松线划分波兰东部边界,这意味着整个波兰东部又到了苏联的手里。从那一刻起,波兰人失去了希望:赢了也回不了家,输了不过一死。卡西诺山战役是在这种情绪之下打下来的,这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战争。很多波兰人从此留在了意大利,因为已经无家可回了。歌词里唱的“所有卡西诺山上的罂粟,也会因为波兰人的鲜血而更加鲜艳”,只有波兰人才能知道其中的苦涩。
“胜利日”里唱的这首歌,每个字都映照了马切克彷徨无依的处境。

瓦依达曾在克拉科夫美术学院学过三年美术,在他中意的画作里,有一幅是Jozef Mehoffer的《第一次跌倒》:“《第一次跌倒》让我印象深刻。耶稣被勒住脖子,像是被吊在绳子上,人群聚在街上,欢声笑语,从受难者的苦楚中得到乐趣,肉体的痛苦在他们的嘲笑中被放大了。”
他喜欢这种对比的效果。他要在片头让马切克对着耶稣像开枪,让共产党书记施祖卡死后扑在马切克怀里。在舒卡茨倒下的那一刻,黑暗中要绽开烟花,要让马切克的血染红白布,最后还要让马切克死在垃圾堆上。他让整部电影里年纪最轻的马雷克,盯着面前炽热发亮的灯罩,灯罩里扑腾着一只飞蛾。告诉观众,这就是波兰的未来。
<图片1>

影片有两个重要情节与教堂有关。一个是开头马切克和安杰伊在教堂前埋伏,死者倒下后,我们看到马切克的枪口正对着教堂里的耶稣像。第二个是在炸毁的教堂里,一个倒挂的耶稣受难像下,马切克犹豫再三,终于向夏娃吐露了心里话:
“我想做一些事情,让我过一种不同的生活。……你知道,直到现在我还没考虑过很多事情,生活不知不觉就这样了,简单说就只是求生存。我只是想要一种平凡的生活,重拾学业,然后从高中毕业,也许可以上技术学院……”
应该停下来思考吗?戈达尔在电影《随心所欲》里讲过一个大仲马笔下的帕索斯的故事。此人是一个行动者,在他第一次思考时,就送了命——他埋好炸药,刚要拔腿跑开,突然停住脚步,琢磨起人是如何会行走的:为何要先迈一条腿,再迈另一条腿。这时炸药爆炸了,他被炸死了。停下来是致命的。“你必须知道你只有一个选择。在这样的波兰,你的过去能带你去哪儿?”平凡的生活也是奢望。1980年的时候,基耶斯洛夫斯基拍了一个短片,叫《平静》,讲的是一个刑满释放的波兰人,对生活没有什么过多要求,一步步后退,什么都可以不要,只想平静地生活。可最后,他连这么一点点都得不到。
马切克说话的时候,他是失焦的。摄影机的焦点在倒悬的耶稣像上。马切克只是模模糊糊地坐在镜头角落里,无助,失衡,被忽略。前景是被倒着吊在那儿的信仰,晃晃悠悠,随时可能掉下来,栽到瓦砾堆里。木头嘎吱嘎吱,在呻吟。

从破毁的教堂回来,马切克吻别爱娃,一匹白马安然地踱进了镜头。声轨里清脆空旷的马蹄声在暗示,这是个超现实的镜头。马切克看到马,有些惊讶,接着笑了,拿手中的三色堇给马嗅嗅,意识到什么,转身进了屋子。安杰依和他的刺杀任务在里面等他。马切克问安杰依:“安杰依,你相信这一切吗?”安杰依反问:“这重要吗?”这天是胜利日,好多小孩在卖三色堇——波兰的国花。安杰依也买了一支,但转手丢尽了垃圾桶。
据瓦依达自己的说法,这里的白马借鉴了约翰·休斯顿的《夜阑人未静》,那部电影里的马也出现在影片的末尾,斯特林·海登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蹒跚奔向它,趴在它脚下死去。小时候,他曾经失掉过他的马,就像失掉了纯真,现在他要找回它。在天主教国家波兰,白马还有别的意义。《圣经·启示录》里写:“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比较被大家接受的解释是,白马象征清洁、纯一、公义并可蒙称许,象征福音的传扬。然而,众所周知的是,白马是七封印里的第一个活物,接下来的封印依次放出了战争、瘟疫与死亡,民不聊生。这是不是在暗指波兰在战后压抑而多舛的命运呢。不管怎么说,拍完《灰烬与钻石》之后,第二年,瓦依达导演了《洛托纳》,影片是一个寓言,主角就是一匹白马——洛托纳。它是格伦瓦德战役以来波兰骑士的象征,优雅,高贵,代表最后的浪漫主义。电影的最后,白马被波兰人自己杀死了。

瓦依达注重韵律和色彩,他的每一个镜头都显得有些过度,在镜头语言里,他用的象征稍嫌多了。像奥逊·威尔斯一样用深焦镜头,他的构图张力严重过度,演员的表演也是过度的,因此,齐布尔斯基才能在他的镜头下充分爆发自己的演技。
齐布尔斯基视力很差,拉到特写时,眼睛不太聚光,没有神采。他尝试靠动作弥补这一缺陷。他是个话剧演员,格但斯克BIM-BOM剧团的顶梁柱。话剧的表演方式被他带到电影里。夸张,但把控着节奏和韵律,片中几个长镜头里,他的动作似乎把镜头内的空气都扯在一起,让氛围悬着,时刻放不下紧张。瓦依达给了他很大的自由,生活里他是什么样子,在电影中还是什么样。齐布尔斯基说:“演员有两种,一种适应角色,一种保持真我。我更喜欢有个人色彩的表演。我知道,这很难,而且危险。”
那以后,齐布尔斯基又演了《灰烬与钻石》的续篇《二十岁之恋》,他同样的墨镜扮相也出现在《夜车》、《无辜的驱魔人》和他自己编剧的《再见,直到明天》里,但他再也没有超越过这个角色。他与瓦依达交情不浅,两人是克拉科夫美术学院的校友,齐布尔斯基的大银幕处女作《一代人》恰好也是瓦伊达的导演处女作。《一代人》里,本来瓦伊达给了齐布尔斯基一个很有特点的反面角色,有不少戏份,结果这些戏都被审查官剪掉了,原因是作为一个国庆十周年献礼片,“年轻人不应该有反面角色”。于是今天看到的《一代人》里,齐布尔斯基只在影片的开头露了一面,他要和主角扒上一列德国火车,结果主角上去了,他没爬上去。那几乎是个预言性质的情节。13年后,齐布尔斯基在火车站习惯性地扒火车时,发生意外,滑到铁轨下面,不幸身亡。据说他那时候刚接到百老汇的邀约,请他去美国演《欲望号街车》。英年早逝,竟让自己的第一部电影一语成谶。巧的是,又过了13年,影坛后辈基耶斯洛夫斯基开始筹备他的《命运之歌》,是一个年轻人赶火车的故事,基耶斯洛夫斯基提供了三种可能:前两种是赶上了火车,第三种是没赶上,影片是开放性的,但结局似乎并不开放,当时正值波兰一年多的戒严,在基耶斯洛夫斯基悲观的眼光看来,无论哪一种可能,其结果都不会有希望。这仿佛呼应了13年前齐布尔斯基的死,即使活下来,又怎样呢。
齐布尔斯基去世后,瓦依达出人意料地自编自导了一部电影《一切可售》,影片的主题是导演要拍电影,却找不到自己的演员了。谁都知道,他的演员就是齐布尔斯基。他死了,一切都停止了,但一切又在继续,冷漠地我行我素。这是瓦依达最个人化的作品,有费里尼《八部半》的风格。执导六十多年来,这是第一部他亲自担纲编剧的作品,可见齐布尔斯基对于他有多么重要。直到现在,他自编自导的作品也只有两部,另一部是《卡廷》,他的父亲死在那儿。
<图片2>

最后来说说这部电影的剧本,它的诞生得像波兰这个国家的命运一样曲折,充满苦笑和讽刺。
影片改编自同名小说,作者是耶日·安得热耶夫斯基。这个名字中国人可能不熟悉,但如果我说他就是米沃什《被禁锢的头脑》里的“道德家阿尔法”,那很多人就不陌生了。章节末尾,米沃什大加挞伐的那部作品,他没有指出名字,其实,那就是《灰烬与钻石》。当然,在五十年代初米沃什写《被禁锢的头脑》的时候,他只读过这本书的第一个版本。在当时,不用点出书名,人们也知道这是哪本书,它太出名了。米沃什说,在抵抗时期,耶日称得上沦陷华沙的地下文坛领袖,“地下活动的资金流入他的手中,他再把它们分给急需的同行。”他是伦敦流亡政府看中的人。他参加过华沙起义,噩梦一般的日子。每天都有朋友被处死,换来的却仍是无望的等待,西方的军队遥遥无期,而苏联已经进来了。人们对西方的许诺失望,不知道何去何从。1946年,他着手构思自己战后的第一部小说,他开始左转了,站到了苏联人这边,他认定,这本书会在新时期确立他的地位,文坛上,他资格最老,坐惯了头把交椅,便不愿放下架子,尤其怕后辈超过自己。耶日受康拉德风格影响很大,倾向于创造严肃的僧侣般性格的人物。战前他的主人公大多是牧师,这次换了身外套,披上共产主义,重新出现在人们面前。这书就是《灰烬与钻石》。小说的主题与瓦伊达后来的电影大不一样。主人公不是马切克,而是老共产党员施祖卡,这个人沉默,坚如磐石,道德操守稀有得像月球上的宇航员,以个人的受难成全对善的向往。而马切克只是个道德堕落的年轻人,漫无目标,不是自己死,就是杀死别人。果然,这本书让耶日在新政权下名利双收。他并非迫于压力才这样写,此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远没有蔓延到波兰,在文坛上许多人看来,这样与魔鬼交易,无异于自废武功。
1950年,艺术界的政治高压日甚一日,这个当口,耶日在作家中率先加入了统一工人党,自我批评,宣布与过去划清界限。1954年,他着手修改自己最富盛名的作品《灰烬与钻石》,让它更政治正确。这本书的第二个版本里,加入了不少社会主义的“新话”,更符合当时的阶级斗争而非党派斗争的政治主题,因为波兰这时候早就没有党派了。
事情还没有完。1957年,在主编的杂志《欧罗巴》被勒令停刊后,耶日愤而退出了统一工人党。有趣的是,这时正值哥穆尔卡上台不久,波兰文化解冻。无论如何,从那以后,耶日换了一个人,完全站在统一工人党的反面,成为政府激烈的批评者。很快,他开始与瓦依达合作,改编《灰烬与钻石》。于是出现了第三个版本,就是电影里这个版本。毫无疑问,这是三个版本中最好的一个,耶日已经退了党,没有那么多顾忌,政治气候也缓和了,这几年可以说是社会主义波兰最宽松的五年。这个版本里,中心人物不再是稳重的老共产党员,而是躁动的、无所适从的前国家军士兵,原先不太起眼的马切克成了主角。原著中几天跨度的情节,被压缩到一天,剧情满得要溢出来。意识形态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生活,是一个人有没有机会在波兰选择安稳正常的生活。

后来,耶日·安得热耶夫斯基又同瓦依达合作过几次。他们第二次合作是1960年的《无辜的驱魔人》,讲婴儿潮一代的摩登少年的事。电影刚刚上映,党就通过了一项秘密法案,严厉批评了过去五年从《下水道》至今的波兰电影,点名指责瓦依达和蒙克等人“太过失败主义”,没有一点爱国心,配不上这个魁伟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法案给波兰电影学派判了死刑。不久,蒙克英年早逝。接下的来整个六十年代一片萧索,除了波兰斯基和斯科利莫夫斯基等少数几人,波兰电影沉迷在自我满足和民粹主义的色调里。
一个时代一去不复返。

“火焰,你不知道到底火焰 / 带来的是自由还是死亡 / 耗尽你所有最珍贵的东西 / 只残留下了灰烬与喧嚣。”

本文发表于《虹膜》2016年10月下,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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