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弓长
迈克尔·摩尔的纪录片新作《接着侵略哪儿》接近尾声时,摩尔来到了德国柏林墙的旧址。他回忆起1989年冬季在西德的旅行。当他走过柏林墙时看到有人在凿墙,于是也加入其中。似乎轻易地,这道横亘欧洲大陆近30年,割裂东西方,曾被以为将长存永固的铁幕轰然倒塌。这让摩尔产生了极为乐观的想法,觉得“随便说一个不可能的事,都会成真。”那一年,他创作出第一部纪录片《罗杰和我》。
头号愤青
1954年,作为美国二战后婴儿潮中的一员,摩尔降生于美国密歇根州弗林特镇的一个爱尔兰裔天主教家庭。在《罗杰和我》的开篇，摩尔以旁白自我介绍：,“我从小就是个怪孩子,两岁前我倒着爬。”他从不讳言甚至自我标榜异类与反骨。那些不喜欢他的保守派，当权者和银行家视他为美国头号愤青，偏执狂热症患者，社会煽动家和麻烦制造者。在2011年出版的畅销自传《麻烦来了》的封面上，幼年摩尔骑着一辆童车。他以戳穿国王新衣的顽童角色怡然自得。小学时代的摩尔就在演讲比赛中抢白发言,声称学校存在种族歧视。14岁进入天主教学校却因总爱刁钻质疑被劝退。临别时主事牧师祝福他“愿你未来光明成功，我也会为那些以后必须忍受你的人祈福。”摩尔上了密歇根州大学后，选择了新闻专业，但一年后就退了学。他22岁创办《弗林特之声》报，这份言论激进的政治刊物让镇上官员头疼。在电影《罗杰和我》中，摩尔语带不屑地提到，在编辑独立报纸十年后,“有个加州大款来找我，邀我加盟他的狗仔杂志”。这个杂志其实是旧金山著名左翼杂志《琼斯妈妈》。固执的摩尔擅用一名通用汽车公司工人照片作为杂志封面,很快又被请回了老家。
褪色的“黄金时代”
摩尔家乡弗林特这座中西部城镇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重要生产基地。包括他的祖父和父亲在内,大多数家族成员都在为通用汽车工作。那时是上世纪50年代，历经两次世界大战,欧洲衰颓。美国韬养积蓄,进退得宜。战后美元取代英镑成为世界货币,美国登顶资本主义世界之巅。正像《罗杰和我》开篇中家庭录影和资料片所展现的,这里的工厂一派欣欣向荣。街上悬挂着“通用汽车第五千万辆车——雪佛兰”的自豪标语。工人是殷实的中产,生活优渥幸福。影片里，在这20世纪中叶美国经济的“黄金时代”,通用公司也迎来建立的50周年。在庆典上,欢乐的工人坐着彩车巡游,连美国小姐也来捧场。
而当1987年摩尔返回故里时,通用汽车公司已开始关闭工厂,将生产资料转移到墨西哥去。三万员工随即失业。面对即将到来的衰败，无所适从和绝望的阴云笼罩了弗林特镇。摩尔卖掉房子，几乎用尽积蓄，扛起了便携摄影机。如同他给自己制作公司取的名字“狗咬狗”他不仅要记录下岗工人的悲哀境遇和城市萧条的景象。更要控诉社会不公和贫富差距，以及向冷漠的资本家气势汹汹地讨要说法。在他镜头下，通用公司撤走后，弗林特镇宛如一座废城，垃圾遍地，“鼠类数量超过居民数五万之多”。工人再就业困难重重，只有低薪的快餐业可以选择。失业女工在屋外养兔子维生，如同残酷的隐喻：买家一到，那些笼中温顺的动物就被吊起，任其宰割。紧邻的富人区却是截然相反的景象，在摆着冰雕天鹅的户外自助宴会上，衣香鬓影的先生女士为穷人提供了一个时髦的新工作——穿着服饰一动不动地装点派对，所谓“人体雕像”。
作为审判的纪录电影
和一般纪录电影仅作知识介绍以及理论和逻辑上的分析不同，摩尔在展现事件，探讨深层和宏大的原因之外，总要回到事件本身，力图地指认出受害者和加害人，并且要求后者的赔偿。《罗杰和我》里对于弗林特被抛弃的三万人，他为一切惨淡现状找到了一个“祸首”——片名中通用公司总裁罗杰.史密斯。他指控罗杰只管商业利益，罔顾工人境遇。要把他带回弗林特，去看看那里的凋敝。从底特律到纽约，从通用总部到私人游艇俱乐部，他一路围追堵截，终于在通用公司圣诞节晚会上找到了罗杰。罗杰当然没有跟摩尔回去，就像海报上摩尔拿着话筒面对一个空着的大班椅。如果说摩尔影片中的资料是法庭证词，那么贯穿始终的旁白就是他作为受害者代理律师的陈述。他的提点、分析和对照，引导着作为陪审团的观众判断。并在他的嘲讽、控诉、调侃和愤慨中让观众接受他的总结。这位不修边幅，大腹便便，永远戴着个美国草根戴的棒球帽压着乱头发，好似卡车司机的白人胖子更站在了工人阶级、平民大众、制度受害者的立场上。这让他把矛头对准权贵的时候力有千钧。在《科伦拜恩的保龄》中，摩尔找到的为校园枪击案负责的“祸首”是那位演过《宾虚》的国家枪支所有者协会主席。在《华氏911》中，为911事件负责的是布什总统本人。《医疗内幕》里为漠视生命的医疗保险制度负责则是当权者和保险公司。《资本主义：一个爱情故事》中，为08年金融危机负责则是华尔街金融机构。当观众看到他从幕后解说中跳出，和镜头的力量合而为一，直面“加害者”，最终迫使他接受道德审判。我们几乎就要相信“正义的纪录片”的道德力量就在我们眼前发生，现实会随之改变。显然随着摩尔触及的社会问题越发敏感和深入，他也逐渐难以找到一个具体的加害人。就像把资本主义制度列为批评对象时，也就掉入了“无物之阵”。
最成功的纪录片导演
摩尔处女上映后备受好评，还创造了超700万美元的纪录片票房佳绩。总裁罗杰本人也迫于舆论压力辞去了职位。华纳公司付给摩尔300万发行费。这让他这位低收入者一夜间尝到了名利双收的美妙滋味。然而就算是面对东家，他也要把工人阶级的立场和义正辞严贯彻到底。他要求华纳公司为片中被驱逐的家庭支付两年房租，还要赠予一万张电影票给弗林特的失业工人。旗开得胜之后，1995年他转战好莱坞拍摄了剧情片《加拿大培根》，虚构了昏庸的美国总统为了竞选连任，向加拿大宣战的闹剧。试图把政治讽喻带到故事片里。其结果只能说是交了一次学费。随后摩尔进入出版业，首部书《一个非武装的美国所受的各种威胁》一面世就引发关注。不久就名列美国各项畅销书排行榜首位。1997年在全国巡游宣传新书时，记录下和大公司交涉的过程，成为纪录片《大家伙》。1999年他主持起了电视节目，在电视上揭批体制漏洞，要让观众看到美国社会《可怕的真相》。2002年他又撰写一部《愚蠢的白人》，用了“贼首，擅闯联邦土地的人和霸占椭圆形办公室的人”等形容布什总统。认为美国已“堕落为无知愚蠢”的国家。此书作为《华氏911》的蓝本，连续50多周蝉联畅销书首位，继而获得英国“年度图书”大奖。摩尔越发像一个言辞激进的美国愤青，一个危言耸听的政论畅销书作家，一个专事批评的媒体清谈客。而又一部纪录片《科伦拜恩的保龄》诞生了，以2150万美元票房成为美国电影史上最卖座纪录片。更得到了权威的认可，获得第55届戛纳电影节特别奖以及75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2004《华氏911》片名显然参考了特吕弗执导的《华氏451度》。摩尔解释片名时说“华氏911就是自由被焚烧的温度”而影片主题就是“布什应该下台”。这部攻击和煽动性极强的“讨伐布什的檄文”让昆汀.塔伦蒂诺担任主席的第57届戛纳，在1956年之后又一次将金棕榈颁给一部纪录电影，更了创造1.3亿美元纪录片票房神话。摩尔成为当代世界最成功的纪录片导演之一。
“新纪录电影”开创者
在《罗杰与我》片尾，配合着影像中纷纷落雪和路旁毁弃的厂房，摩尔的旁白说道，“我们身处世纪之交。富的更富，穷的更穷。而新世纪的拂晓就在眼前。”在工业时代远去，工人向下沦落之时，正如美国论者所言“摩尔是21世纪拂晓，美国政治舞台上一种突出的现象。”新世纪的头十年里，从2002年《科伦拜恩的保龄》到 2009年《资本主义：一个爱情故事》。摩尔的政论纪录片成为美国社会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探寻其美学风格的源流与影响，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手持摄影机和便携式录音机被发明与运用，法国兴起的“真实电影运动”。它鼓励以刺激和挑动的行为来揭露真相，主动挖掘被隐藏的真实。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社会经历了危机与动荡，反资本主义主流道德和文化的浪潮滋生出后现代主义。到了80年代末，以埃罗尔.莫里斯（《细细的蓝线》）和麦克尔.摩尔为代表，这些在文化反叛的年代度过了青春期的人，以对“真实电影”观念的继承和对后现代主义艺术手段的熟练掌握，开创了美国“新纪录电影运动”。在“新纪录电影”中，虚构手段和故事片叙事模式被理所当然地使用，蒙太奇手法和音乐等传递导演意图，影响情绪的手段根本不是问题。在后现代主义观念下，传统意义上的剧情片、纪录片、MV、电视新闻、动画片间的壁垒被打破。流行乐、广告、监控录像，资料片等一切媒介元素都可以被随意拼贴运用。以娱乐的姿态和轻松的方式呈现观点。
制造异议
摩尔每部作品聚焦美国社会政治的一项敏感问题，也延伸出其他社会问题。如新作《接着侵略哪儿》关注社会福利。也涉及摩尔一贯关注的贫富差距，种族冲突，社会滋生恐惧，对外战争等问题。在摩尔看来，这些问题相互联系，如保龄球般一倒皆倒。他以故事片叙事方式展开追查和剖析，继而引导式地传递自己的观点和结论。其叙事完全符合麦基《故事》中谈到故事片惯用的叙事结构。“一个故事是由五部分组成的：激励事件、进展纠葛、危机、高潮、结局。”如《科伦拜恩的保龄》关注了美国枪支泛滥这一顽疾。从科伦拜恩校园枪击案这一“激励事件”入手，继而阐述校园暴力成因，美国对外战争频繁，政府和军火商的勾结，911事件之后弥漫在国内的恐惧气氛，媒体的渲染和枪支协会的鼓动，历史上的种族对立等互相纠缠的问题，展开推断和思考。然后遭遇了新的危机：弗林特一个6岁孩子创造了美国年龄最小的校园杀手之“纪录”。高潮是摩尔率领科伦拜恩的受伤学生去贩卖枪支弹药的商场讨说法以及摩尔本人到国家枪支所有者协会的主席家中和其对质。结局是商场同意取消相关业务。而那位主席面对摩尔拿出的受害女孩的照片落荒而逃。当然，这种高潮无论是在《大家伙》里他到大企业去给人颁发自行设立的“年度最佳裁员奖”，还是《华氏911》中游说议员的子女参军，或是用警戒条围住华尔街投行，都是摩尔制造出的事件和高潮。就像2007年一部加拿大人“揭露”摩尔之作，指控他《制造异议》。一直以来，对麦克摩尔的质疑从没有停止。《华氏911》公映后，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网站上刊载文章，旨在证明政要言论被断章取义。摩尔也时常遭到严肃知识分子批评他自大张扬，操控观众情绪，简单化问题，观点偏颇，口无遮拦。以及他的书和电影是政论爆米花和真人版《南方公园》，从未想过要尊重事情的复杂性。更抨击他生活奢侈，却扮作一个美国草根形象。而2004年姓威尔森的另一位麦克拍纪录片斥责他误导和造假，因为《迈克尔·摩尔恨美国》。不过这个“意见者”着实让一些人闻风丧胆。他总能利用关系网搞到各种内幕资料。在筹拍《医疗内幕》时，各大药品公司就在内部三令五申，对其严防死守，结果此片关于药品公司的反映就很少。
影像和网络时代的纪录片
摩尔在《罗杰和我》中追踪总裁罗杰，他当然不至于无知到认为可以不经预约就能随便见到通用总裁。《科伦拜恩》中借助召来的众多媒体让商场许诺不再销售枪弹，实际上对整个上游军火工业毫无影响。这些只是他的纪录片中，必要的表演和游戏。如同堂吉诃德要立起一座巨大的可供冲杀的风车。摩尔无意对话，只要对方表现出愤懑不耐和躲避，他就赢了。摩尔知道观众需要这种“藐视崇高”的感受，获得一种心理补偿。在影像时代，网络时代的受众越发没有耐心去接受严肃的精英式的思考。他们要的是欢愉和简单直接的判断。摩尔嘲讽大众对媒体宣传的盲从，比如《华氏911》中嚼着口香糖的布兰妮声称自己支持布什总统的反恐。他也知道人们厌恶那些“新闻中立”的姿态和平铺直叙的话语。他更了解中下层人群正是大众文化和流行娱乐的主要消费人群。他要为自己的思考包装上一层闪亮的娱乐彩衣，成为引爆在大众文化夜空的一枚礼花。摩尔从来没有想过客观真实，对他而言不偏不足以立言。纪录只是一种形式，真实只是一种筹码。他要的是以“真实”表达自己的声音。他在这恐怖袭击，总统选举，对外战争等政治大事件频发的时代，以纪录片领袖意见，表达一个民主党中的左派看到的世界。
视野和倾向的转变
可以看到，随着摩尔本人年龄的增长，视野的转变和美国社会政治的变化，摩尔纪录片的倾向和诉求也有变化。在《罗杰和我》中，在要求平等和对资本家的控诉外，摩尔也表现了政府挽救弗林特经济的努力，如转型为发展旅游业。但也如摩尔讽刺道，没人会对逝去工业时代的机油味感兴趣。此时影片仅限于本土视野和表达工人阶级出身的感同身受，以及一种对工业时代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感伤。到了《医疗内幕》摩尔带着本国的问题将视野投向了国外。加拿大、英国、法国等公费医疗的国家被作为榜样，就连和美国敌对的古巴，也被有意拿来对比。片中主要攻击保守主义的共和党政府和医疗保险公司勾结，也提及希拉里试图医改，但随即遭到抵制，她本人也被收买。《华氏911》作为一部向布什开炮的电影，并没有树立一位摩尔自己赞赏的民主党人。这部电影也没有成功地把布什轰下台，也说明美国民众在政治上的现实和成熟。《资本主义》一片，美国被比作衰亡前的罗马帝国。片尾曲是爵士化的《国际歌》。片中摩尔还专门采访了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桑德斯。而在此之前长长一段罗斯福《国情咨文》资料片，才是摩尔的目的——他渴望像罗斯福新政那样拯救资本主义。正如摩尔所言“在我看来纯粹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者都有弊端。我唯一相信的就是民主。”摩尔在坚决反对保守主义外基本认同民主党的观点，而他的极左的社会主义表达多数只是一种戏谑式警告。他呼唤的是工人阶级的觉醒和团结，争取自己的民主权利，而非鼓吹革命和对抗。他以同情工人阶级为底色，擎着的是民主的大旗。如摩尔的总结“资本主义是一种罪恶，必须摈弃它，用有利于人民的东西代替，它叫做民主政治。”片中首次以极正面的态度表现了奥巴马“美国正在改变”的演讲。从中可以看到摩尔也在改变不作派性纪录片的立场，面对他绝对无法接受的保守派参选人，他要开始为民主党“布道唱诗”了。
摩尔的欧洲假期
摩尔的研究者安娜.米西埃克曾说，“摩尔的电影，著作和演说，试图在美国公民中点燃一股基本的民主驱动力。他扮演一个煽动者的角色，提高观众的觉悟意识，向权利精英和资本巨擘发出不屑和争辩之声。”也许摩尔的纪录片对政治的直接影响是不大的，但他是主流媒体外需要存在的一种激烈声音。他能让迷失于大众娱乐的美国民众关心和他们息息相关的政治。摩尔不乏偏激的政论纪录电影正有力证明着，维护着民主体制下的言论自由。他的纪录片，通过引发嘲讽发噱起到了民怨减压阀的作用。在宣泄情绪之后，更能体会他嬉笑怒骂中的悲悯，调侃讽刺中的希冀。
然而这个可爱的胖子老了，他身形臃肿，步态蹒跚。在新作里,他到那似乎永远阳光明媚，色彩饱和的欧洲度了个假。而且这一次他没力气制造事件，追捕“祸首”了。这批战后一代，到了该领养老金的时候，在老龄化的美国，势必要让债台高筑的财政，愈发雪上加霜。在《医疗内幕》中艳羡过英法等国的医保后，他这次干脆去往欧洲取经。在片中欧洲高福利国家涂抹着玫瑰色的温馨——意大利的带薪长假、法国学校的精致餐食，芬兰的优质教育，斯洛文尼亚的免费大学。挪威高度不设防的监狱施行“爱的改造”，条件比美国大学还好。连狱警都在唱《我们是世界，我们是孩子》。而在挪威，在摩尔惯用的对比蒙太奇中，在一个失去孩子的挪威父亲表示抛弃仇恨，原谅凶手时，切入美国警察粗暴对待黑人犯人的镜头，似乎布雷维克这种新纳粹白人种族主义者从未在挪威出现过。也似乎08年金融风暴从没越过大西洋，欧洲各国一直是富足安乐和谐稳定的小国寡民，从来没有发生福利病带来的主权债务危机和恐怖袭击。最后在铺垫了突尼斯妇女地位高之后，他来到了冰岛，对该国杰出妇女和冰岛的世界第一位女总统进行长长一段采访。前总统温婉慈爱地面对摄影镜头说“如果有人能拯救世界，那一定是女人。她们不会用战争，而是言语达成一切。如果让妇女统治世界，她们会追求和平，拯救人性，拯救孩子。”更投放出一张世界女性领导人大拼图。此刻摩尔要为哪位“第一位女总统”造势，再明显不过了。然而摩尔自己依然忍不住问了一句，“你是否觉得，如果2008年是女性当政，一切都会不同？”显然无论谁当政，都无法避免那场重创美国的经济危机。
并不愚蠢的美国人
柏林墙倒塌迄今，又一个近30年光阴。桑德斯和特朗普这一极左一极右作为16年大选中涌现的异类，正是经济危机后中产继续沦落，社会两极分化的产物。其支持者的很大一部分是沦落的中下层白人。他们不再相信“有平等的机会通过努力获得幸福生活”的美国梦，转向了排斥异己的民粹主义。作为一个深谙媒体之道的人，特朗普嬉笑怒骂，口无遮拦。却总能利用和煽动民怨，鼓动负面情绪，制造极端化对立的氛围。代表亲近底层的卡车司机帽子，这回被他戴到了头上。可他不是一个导演和作家，而是一个政客，一个意在问鼎总统大位的候选人。如若当选，在这恐怖主义威胁世界，加重民族对立。区域一体化危机四伏的的时代，美国又将走上保守、民粹、排外和孤立的道路。每一次经济衰退和失业贫困都会导致民粹主义的兴起。《罗杰和我》中弗林特就随处可见抵制日本车的标语。像片中《绿野仙踪》片段里桃乐西碰碰红鞋就能回到堪萨斯，我们希望一个民主自由的美国能“不要侵略，只要前往美国的失物招领处。”就能找回曾经的光荣和美好。虽然这和渴望移植欧洲福利制度到美国一样，有点简单和理想化，但并不愚蠢。摩尔还借突尼斯女主持之口，希望美国少一点自负，多了解世界。这些都让我们依然喜欢他，这位抱有自省和开放态度的美国胖子。而绝非煽动内外对立，“在美墨边境筑墙”的那个红脖子。
《电影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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