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围城

十月革命

——理想主义的讴歌

最初是在网站上看见电影中一个片段：刘先生反问李玉堂“喜欢一个女人有错吗？”这一桥段所打动。便在网上看完了11年前的这部影片。

本文基本上介绍了孙中山来到香港中环参加会议商讨起义的事务。围绕着他，清政府、英国租界政府、起义斗士们为了实现各自内心的信念的纠葛与冲突。

影片给我感觉最大的败笔是，在影片接近尾声时，将孙中山的正面特写故意地展示了出来。（而这竟然专门花费了100万请专业团队所制作的）在我看来，这应当是小人物们的理想主义，是每个人的各自故事，是围绕着这一历史进程下的个人选择和实现。孙文所代表的某种观念，理应是一种虚幻的、在背后施展作用的事物。倘若他出现在了镜头前，那么每个人的自我的理念在这样的历史洪流前就显得渺小了起来。

在我看来，理想主义世界里不应当有一个真正的、被人们敬仰的英雄。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才是本影片所着眼的对象。

影片中被描绘的小人物们，包括清廷的杀手阎孝国在内，都坚定且毫不动摇地捍卫着自己内心的信念（或许信念一词有些太过深刻，换做是理想也未尝不可），并以自己的方式来实现它。以此交织成本影片所描绘的事件。

以少爷李重光为例，一个富家出生的大少爷，甚至还未成年。父亲是一个平和经商的资本家，西方进步思潮和革命信念也只是由陈少白和那些书中学来。在现实的情况中，这样抛弃现有生活乃至生命来换取此次行动的成功是让人感觉不真实的，或者说影片因为篇幅的原因并不可能深刻地表现每个人的心路历程。

之所以我认为这是一曲理想主义的讴歌，是因为整个行动是成功的，对于每个人而言，他们通过这个事件实现了自我，每个人都获得了圆满的归宿（而非革命的真正成功）。

李重光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为革命做出了牺牲，保护了孙文的撤离。刘先生在最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临死前想起了他深爱的那个女人。阎孝国直至到死，仍然坚守着以自己的强硬态度来保卫国家的安定。陈少白保护了孙文在香港的革命活动。沈重阳最后为了女儿保护了李玉堂，邓四弟为了少爷而牺牲了。方红为父报了仇。连史密斯也尽自己的全力证明了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部电影并非是结局完满的。李玉堂最终失去了他唯一的儿子。陈少白也会在激烈的革命斗争中，无法释怀内心的愧疚。刘四弟也让报馆的姑娘在还未嫁人前就早早的成了寡妇。那么，它的理想究竟表现在何处呢？

在我看来，这个世界太暧昧了，因为它的复杂性。它是一团黑乎乎的软泥，无法看到其实质。人沉入其中、并被纠缠。个体活在这个世界上，如何能够明白自己想要的呢？绝不是明确地压迫，强硬的压迫必然使人们更加明了的反抗。而是某些暧昧的事物慢慢消磨人朝着某个目标前进的动力，或者说慢慢使人怀疑彼岸的真实性。

人们常常拿史铁生来举例，在那样困苦的环境中，在文革的迫害和双腿残缺的无助中，史铁生走出来了，并且奋勇向前，难道你还有任何比他更难以忍受的困难么？

然而问题就是出现在这里，因为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压迫性的敌人矗立在我面前，我才无法抉择，像布里丹的驴一样。当草料和水源有着同等地位的时候，该如何迈向一步？因为每个选择导致的结果都是不可见的，而人们生活至今，必然已经理解了“错误选择导致的后悔”这一难以忍受的感觉。所以我们便更加驻足不前起来。

话说回来，然而影片中的人物，大都没有这样的顾虑。每个人都有着坚定的目标并毫不犹豫地为了达到它而不惜一切代价。原谅我用一句日语来表达这一态度，那就是「はっきり」的明确态度。即使是象征着某种保守态度的史密斯和李玉堂，也仅仅是因为一句话（别忘了你是中国人）、或是一个事件（报馆被封、朋友失踪），就坚定地明确了自己前进的方向。这不能不说是不符合现实的，片中的人物的行为也成了某种象征而非真正的人物，是为了表达而被塑造的人物。

但我要说，正是这部影片塑造的人物的虚假性，才让它成为一曲理想主义的讴歌，才让它成为一篇史诗。

当代的人们、当代的生活，可以被追求的太多了，在现实中人们可以很轻易地迷失方向。在我们前方，有无数多条线，每一条线都表明一种可能性。而站在自我视点的个体自然是无法穿越可能性本身来纵览全局。

但影片中的人们给了一种方法，那就是明确地跟从，跟从理想。即使是虚假的（李玉堂）、被他人所塑造的（李重光）、即使它不可抵达（刘郁白）。但是人就是这样的，从错综复杂的线中理应找寻一条线，然后向前迈进，如此而已。

理想主义等等，不过是站在客观视点上的评价罢了，个人所追求的生活，同看到的电影、书籍中他人的生活是截然不同的，因为浪漫、残酷是经历着不自知的，个体只知道生活下去罢了。

羊男

22020/0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