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能改变吗

任何关于教育的问题都能在社会上引起大讨论，因为我们都是从学校教育中走出来的人，或者正看着身边处于学校教育中的长辈或晚辈“深受其苦”。教育受到关注是好事情，不光教育研究者、教育从业者在讨论和反思教育问题，我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其他领域（社会学、文学等）研究者、媒体、家长在关注和讨论当前的学校教育；但我看到更多的是不满，基础教育领域的应试教育备受批评，高等教育领域的教育质量备受质疑，还有被放在低位、我们很多人会忽视的职业教育……各界的人们都能够找到批评教育的点，而我们的教育也着实让人笑不起来。

2011年发行的《教育能改变吗》纪录片展现了2000-2010年左右中国各阶段学校教育的形态，为我补上了一些关于教育是如何走向现在的认知上的盲点，那个时期我正处在中小学教育阶段，正是被记录的对象。看完纪录片后在这里写下自己的认识和新的关于学校教育的历程知识。

1.教育公平

起跑线上的城乡差距：城乡孩子在起跑线上差距是巨大的，但却各有苦楚；城市的家长需要面对学区房、幼儿园等择校问题，乡村的家长则需要面对学校离家很远，低龄寄宿的问题；无论是哪位家长，都得颇费脑筋。如果将眼光放得更远，学校教育的城乡差距是从起跑线延伸至终点的（学校教育的终点）；而对一个孩子来说，这样的差距所带来的影响可能延续一生。在第三集的公平之惑中我看到了直接的数据支持：在师资和教育资金分配上，城乡差距明显，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生均预算类教育事业费的年拨款相差6-8倍，例：上海地区生均预算=（6~8）*中西部某省生均预算。在2010年后结合西部大开发战略对中西部地区增加了一定的教育经费，东中西部的地域间差距仍然存在，也在拉大。我所了解到的华中师大范先佐老师在其研究中提出，义务教育阶段，生均经费不光是在中西部地区间，即使在一个省内，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教育经费也相差巨大（我记得我看过一个对山东沿海与内陆县域的调查）；范老师在其研究中提出了义务教育经费的“省级统筹”。（老师说他很早投稿了，但是编辑部先留下这篇文章没有发表出来，后国家财政体制改革，与此方向一致，这篇文章才得以面世。）这是真正的教育研究者吧，能够面对当前之惑，探索（真正可行的）解决之道。

2.教育产业化

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影响同样延伸至教育领域，在高等教育领域首先开启了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联合办学。作为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应对措施之一的教育信贷，高等教育扩招拉动内需的举措进一步塑造了当今中国的高等教育。建设了一批产学研结合、科技转化，也带来了众多民办高等教育的兴起，不可否认其中夹杂着部分“套钱”的专业院校。在高等教育产业化之后，基础教育领域也受到影响，杨东平老师认为，当前基础教育中新一轮教育产业化正在兴起，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在于公办名校与房地产的结合，强大的资本力量进驻教育的所有领域，学区房成为城市家庭的必需品。

在我看来，教育产业化是与经济社会向协调的必经之路，但教育部门实在应当在产业化之下把好关，特别是在教育质量上，才不枉费普通百姓整年的家庭收入所付出的教育成本与期盼。

3.高中与大学之间——高考

1977年恢复高考，这一教育秩序的重建是教育事业中的大事，分数打破成分论，正是被很多人所推崇的公平的标杆，如今越来越为人诟病。作为决定大学何去何从的高考，从一个教育事件演变为一个社会事件。（即使高考为人诟病，但社会的共识是高考是当今社会最公平的一项制度）

但2009年，84万应届高中毕业生选择弃考，人群指向主要有以下几类：出国、精神压力过大、大学学费过高、大学就业压力、学校劝退、自觉升学无望…2010年，近100万人退出高考。我不了解但很想知道这些数据来源于何处。弃考人群中是比较极端的两种分类，是“更好出路”与“无能为力”的差异。当今的弃考人数与人群呈现怎样的变化，而出于无奈弃考的人群，是如何做出这一决定的？前几天听家人说邻居家的小孩（高三）现在5月份放假了，不用高考了，“说是让他们直接上什么学校，反正就是不用高考了，他要去打工，先打几个月工再去上‘大学’”。小孩所在的是某师资、生源皆欠佳的乡镇高中，这一决定也许是理性的；但看似个人的决定，背后实则是教育制度、资源、教师与学生的共谋。教育制度在抛弃一些人。

4.大学危机

高等教育范围扩大，群体扩大，整体提高了国民受教育水平和国民素质。2005年中国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跃居世界第一，入学率达到19%，在一定意义上进入大众化阶段；2019年，中国建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8.1%，即将由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进入普及化阶段。（此参照标准来自美国高等教育学家马丁·特罗，高等教育发展三阶段说，1973）在数量和规模优势之下，潜藏着不少危机：债务危机、生源危机、就业危机、学术危机、质量危机等。

这里面问题实在太多了，我记录两个部分的感受；一是关于就业危机：众多院校纷纷升为大学、大学生数量剧增，“大学生”早已不是天之骄子。一方面非重点普通院校的学生在就业市场的比较中几乎没有竞争力，另一方面大学四年的学校培养带给了这些学生什么方面的长进也是存疑的。大学生能够找到工作，但找不到与自己理想中相匹配的就业岗位。结构性就业危机形成，城市郊区的“蚁族”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形成。甘肃省会宁县高考大省的家庭为高考和大学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因此是承担不起毕业即失业的风险的。但很多家庭承担了，也变得更加脆弱，“教育无用论”的再度兴起也就不足为奇了。我身边就有实际案例。我曾为之困惑很久，将这个问题归结为就读大学教育质量的问题；但温铁军老师的讲述给我提供了一个更加宏观，并且有说服力的视角。20世纪90年代，在产业资本为主的中国，进行教育改革时，将目标定位在已经进入金融资本扩张的美国教育体制，相对于产业阶段的教育错位改革，导致了显而易见的大学毕业即失业，因为当时教育内容相趋向的金融市场无以容纳大学所“生产”出来的大量毕业生（其中2/3不是原来的本科，而是升级的，但都顶着大学生的名）；而靠生产、制造业来发展的国家所需要的人才，大学又没能培养出来（职专升大专、大专生学院、学院升大学）。教育的错位改革也带来了教育领域的结构性矛盾：有限的教育投资集中到了培养往外走的人才（重点高校财政支出很大），使得教育的投资不是用于当时国内的产业机构所需求的人才培养——教育的定位超前带来的内部结构错位。温以经济学家的眼光指出：判断教育改革是否错位，要看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结构是不是符合国家的经济（产业）结构。不得不承认，我坚持教育的发展要以孩子的成长规律作为第一参照，也一度反对经济力量对教育的过度干预，但温这一阐释解答了我的疑惑，让我跳出教育之外，也让我承认，作为宏观教育政策，需要以经济发展形势为依托和参照，才能避免教育的大问题和大危机。教育应当对外部形势加以利用，而不能只看到限制。二是关于高等教育的单一化。高等教育机构纷纷追求晋升，高等教育发展模式是单一的，这与高等教育评价标准的单一化密切相关。我没有接触过职业教育，可能存在这方面的认知盲区，但我的确认为，高等教育应该有多样的评价标准，允许在科学研究、教育教学、职业教育有优势的学校在原有轨道上谋求发展，而非纷纷追求大而全的研究型大学目标。对民间学校的探索，也应当予以认可。南方科技大、西湖大学或许有望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带来曙光，但这一希望或许更多地在研究型大学轨道之上。

最后1.教育改革是慢慢来的，不是一蹴而就的，最好来自一线教育工作者们的实践与探索，来自课堂与教室；2.破除教育概念迷信，我们期待理想的教育方式，但是，是谁的理想？教育类纪录片所给出的正面概念“素质教育”“宽松教育”…或许是我们所认同的，也是我们的教育所欠缺的；（这对于关心教育问题的观众而言是具有迷惑性的）但任何教育理念的实行一定是在琐碎的教育工作中的，特别是对于国外的教育经验，要有选择地、根据本土情况吸收调整；3.教育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今后10年教育工作中质量提高和公平保障的两项重点工作，与转型的中国社会共同交织着。很多和我一样在2019-2020年间的观众发着弹幕“现在还是这样”“所以改哪儿了”，我有时也会有这样的感慨。希望教育以后慢慢不再这么让人们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