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逃兵追缉令

有些人，做什么都毫无负罪感

“小孩子才不会撒谎，大人才能够谎话连篇。”这句话，就像回忆里把一颗坏了的糖放进嘴巴，不仅引发了龋齿，即便吐出来，味道还是留在神经纤维里。

只有人会说话，也只有人天生懂得撒谎。曾觉得一岁多的小朋友最可爱，因为他们只表达真正需要的那部分，最坦诚、直白。小孩子撒的谎，往往由大人引爆。并非儿童撒谎是一件多么严重的事情，不过是成年人的世界，你永远猜不到哪一处埋藏着炸弹。成年后，人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成年之前，人的行为总是让父母产生责任感，至少从法律意义上是这么回事。小孩的谎言，他不必自己负责，且引发着最强的社会同情心。这一点极容易为他人所利用，是一种法律之眼的盲区，而当未成年人在环境中，自己对这一点开始利用时，这就不得不提另外一部电影的存在——《狩猎》。

人之初，性本恶。影片从小孩子的行为开始，这个从一开始就视角灰暗的剧本，让人看一出：生活以痛吻我，而我该何以为报？

从远处看，每个人都很善良。这句话如果再改一改，从远处看，每个人都能被同情。

古巴渔夫可以和马林鱼在海浪中搏击。一次的痛苦并不足以完全击垮人的勇气和信念。最能毁灭个体的始终是那些微不足道的伤痛在漫长的时间中不断积累、发酵、腐败……。婚姻里的话题总把一句话挂在头条：明明可以选择，却始终忍受。被家暴的人，为什么不直接离开？为什么不报警？为什么从一开始就不反抗？

我们知道被家暴的惨痛，但对于选择中未知的那部分结果又有谁能完全保证是更好的选择呢？蒙提霍尔问题，第三个被排除选项提升了原本非选择项的优势。可是谁又能保证变数一定站在相反选择的那一侧。不确定的那一部分里，是苦难教给很多人：人的同情不值得你选择相反项。人是应该为逃离痛苦而挣扎着去生活。可无论往左还是往右，都看不见逃离的出口时，就必定去选择自我麻醉。

“你的善良，必须有点锋芒，否则等于零——爱默生”。

绿里奇迹中善良的约翰·科菲，最后被处以电击身亡的刑罚。你找不到如天使般纯洁善良的人，因为从“天使”一词诞生开始，就说的非常直白，这样的人是天外之物。

六集的剧情中，最喜欢的是“第三集 那个女人”。英玉用“不正当”的方式拿回了属于自己的钱。逆境之中的人会因为他人的一丝怜悯，而迎来生活转机的出现。但从根本上逆转可悲人生的唯一途径是自我清醒。

英玉一直问郑贤敏“能不能先留下来一起吃个饭”。到最后发给安俊浩的短信“你们通过我抓到了要抓的人，我拿走了属于我的钱，两不相欠”。这是整部电视剧中，唯一一次，让我觉得合情合理的心情舒适且十万分的心满意足。

同情这种廉价且充满着鄙视感的东西，最不应该成为一个人的期望。热搜能轻易的把一个“好人”变成一个“动机不明”的人。这就等于原本是速食套餐的同情，变得更像是一块发霉的面包，扔了可惜，吃下去更坏了肠胃。

严重不良行为的社会疾病链形成模式

严重不良行为属于临床医学用语中熟悉的术语，而在社会问题中，有一条链常常引发“严重不良行为”：事故 » 同情 » 怀疑 » 攻击 » 二次伤害 » 无效自我辩护 » 重大社会事件» 社会学著作引用材料 » 变革 » ……

如果你活着，就知道，世界上混蛋穿着的衣服不会写着混蛋。离奇的一点在于，同一个人可以因为一句话就感动，也会因一句话就持械伤人。混蛋没有写着混蛋，但是所谓的“普通人”可以是很混蛋。黄章秀，一个社会上微不足道的打工人，在军队里可以无法无天迫害人。早年间，背景大过天的人闯了祸，逃脱惩戒。但孙小果的背景与他的罪相比，简直比戏剧还要讽刺人。简而言之：不一样的国家里，每天可以发生着同样的故事。而更加糟糕的一点在于：人的同情更像是一株墙头草，视角转换到谁身上，民众的同情心就泛滥于谁身上。

比罪恶更为可怕的一点是怀疑。没有人一开始就从恶的行动出发，不过是渐渐的习以为常。怀疑根植于被利用的伤害中。人会把自己所耳闻目见的故事、所受到的伤害，以无目的攻击是形式投放到其他人身上。这一点在经济不景气的时间里，更加明显。一个坑炸一次不足以引发灾难，不同的炸弹，在炸了很多次，终将引起注意。

事故发生的时候，新闻总是能找出上一个佐证。人不想在是非面前第一个出面，故事一样，不会因为第一次就引发起舆论的海啸。

最近一段时间看《教育学》方面的资料时，文章中有一段话，感受颇深：自媒体时代中，人们只是把文字当成了发泄、赚钱的工具，大量的负面情绪、自我中心主义，而失去阅读习惯的读者，将这类二手文字成为自我价值观念的土壤，人们开始在许多问题中变得沆瀣一气，这就是当代大众文学的同一性和世俗性。

二十世纪的欧洲文学家在工业变革的环境里，对这一代的青年人，给予一个并不准确却实用度颇高的定义：迷失一代。

我们比二十世纪的青年人更混乱的一点，前无文艺复兴的艺术辉煌，也无春秋百家争鸣的史诗巨匠，起点里的肥料不够丰饶，根基尚未扎牢而选择却眼花缭乱。问什么可以代表21世纪的文学作品？细想也不过一句：武侠小说已算优胜，更何况网络文学难以启齿。五千年，初代风韵起于诗经，而后诗词歌赋渐登堂入室，继而元曲、小说摆擂台，再后来影视、报刊嗑瓜子，再如今吃瓜一遍又一遍撑起了继往开来的新时代。

并非只有我们才开始文化的没落，全世界都是同一个趋势。就像是抛物线到了最高点，终归是下沉。人类对宇宙的向往，不仅仅在于对未知的探索，有时候是一种对现实无力拯救之时，弃而舍之。

就像莎士比亚说的：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

“只有把阴暗里的东西放在阳光下，一切才会真正的改变，如果那些东西始终埋在阴影里，就会滋生出细菌、病毒，成为一发不可收拾的人间灾难”。若是一切可以昭告天下，那必定有着无数个前提。若以为只要你说出真相，全世界就会站在你身后？这只能是一厢情愿的想太多。

曹石峰的结局，完全就是一场关于哈姆雷特的提问的必须作答。“为什么当我受到伤害的时候，你们选择了旁观。而当我开始惩戒罪恶的行为时，你们却拼命的开始阻止。你们知道军队里用的水壶都是1953年朝鲜战争时所用了，而你们却和我说这一切是可以改变的。”

编剧只说了小孩子能听明白的话，听到每一个成年人耳朵里的时候，都回荡起其他的话。有些话，有些改变，有些道理，你们自己都不相信，却压着我去相信，为什么？

如果你是军人，命令给到你的手上时，你会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如果不服从命令等于如何保卫国家，你是否还能说可以给予冤屈以澄清？这尚且只是一个小命题，家国有时候是一个你无法避开雷区的大问号。

社会是方的，人性是圆的，人性与社会不匹配，但人性必须放在社会中。当你对社会的方开出一个口，就会有第二个对它提出下一个要求，原本社会秩序的规矩将荡然无存。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可受害者受到的损伤，却不一定会站在受害者这一边。

这一切都会改变的，对吗？

剧情在这里戛然而止，它的悬念并不是止于那个与大家背道而驰的安俊浩。

韩剧总是会拍很多韩国社会问题，小孩子观众总会说：韩国的社会可真乱。我有时候无法明白，为什么有些人的大脑纤维层只有直线，生活的环境过于美好，缺少被社会毒打的痛苦？看的书太少，无法理解那些隐藏在文字下面的内容？人的看法始终是多元化的，所以要容忍有其他的观点存在？

我不知道这个原因在哪里，就像我始终不能明白：有些人可以永远单纯且单纯。但最近我想到了某个原因。搭乘公交车的时候，有一位即将本科毕业的小孩，非常喜欢新生代的小明星。我问为什么喜欢？答案是：就是因为长得好看呀！

我喜欢羽生结弦，我的手机里全是他的图片，入考场手机关机的那一瞬间，不小心弹出他的画面，突然就觉得心情非常的好。以前不觉得羽生结弦有多好看，后来觉得很美好的一个人，再后来觉得他是能给予人信念感的一个人。

美有很多标准，但不是一个人做出任何事的全部理由。当你决定对一场灾难做出抵抗的时候，你会从过去经历过的事，遇到的人，听过的话中做出你的行为反应。如余华所说：他从川端康成的身上学会了写作的细节，从卡夫卡身上学会了自由的写作，而福克纳、海明威等等，他可以说出对他产生了影响的很多作家。但是这些就像是树木吸收阳光一样，只是到最后，树木是以树木的方式成长，并不是以阳光的方式。

唯有你所接触到的事物中储存着为本体所拥有的能量时，你才能有所获得。也只有当我们从美好的事物当中汲取到的部分，成为自我生长的力量时，一切才真实的存在意义并与其他一切事物得以产生区别。

韩剧把所有对社会的担忧，拍成影视剧的形式，然后引起大家对它的关注。余华写了《许三观卖血记》，改变不了贫苦阶层里“许三观”的再次出现。但我们都知道有一部很值得看的影视剧叫做《D.P：逃兵追缉令》，依然有下一个人会知道余华是一位新中国成立以来非常特别且优秀的作家。

编剧所说的“改变是否能在韩国发生”，谁也不能给出完全肯定的答案，但有些事情，从影视剧播出的那一刻开始就不一样。就像当年《穹顶之下》的力量，很多人质疑、诽谤、污蔑，到视频的下架。作为一个观众，我以及如我一般的观众，从真正意义上开始了解——雾霾。你可以嘲讽，且尽管认知的很晚，却不可否认这就是现实的一部分。

肯定会有遗憾：有些东西晒在太阳底下，依旧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差距在于，你的对手在一点一点的认知里摸索着改变和进步，而你始终身处冷嘲热讽的圈地自焚中。韩国资本控权的国家里，公正从一开始的事故中是大家谈论的笑话，却也默默的走到了发达国家的行列。历史里的龋害，总是需要慢慢的清除掉，就像身上无论有多少烂肉，最终还是需要被割掉，人才能真正的活下去。

从“善”到“改变”，走了多少旁观者，影视剧只有六集，故事里的事在韩国却也走了三十来年。有多少冤屈和墓碑，写满了个体的渺小和无能为力。冷漠不是人的本性，它是本性里的副产物，最终却左右了多少人——人性的全部。

PS：最后的闲话

最近在看汤姆汉克斯的《芬奇》，可是最后写的时候，却放在了《D.P：逃兵追缉令》。明明是在看芥川龙之川的《影子》，但余华的话却让我想的最多。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得诺贝尔奖的不是余华，却是莫言。你在余华的身上可以看到鲁迅、海明威、福克纳的身影，却无法从莫言的身上看到其他人的影子。这并不是说余华存在模仿，而莫言独特出众。而是，你在具有时代代表性的作家面前，会看到同样光辉闪烁过。如果诺贝尔是给了余华，我想我不会为米兰昆德拉有那么大的不平，但事与愿违。作家本人并无多少遗憾事，反倒我这个不值一文的读者，心有怨言。就像很多事，对于当事人而言，无需再提，旁观的人总是反复重提。

多大本事的人，做多大的事情。为什么总是做无用并招惹非议的事情？也许是一种，期望，对自己所向往的生活环境的期望。韩国的导演、编剧拍他们想拍的电影，一部分是为了收入，另一部分，是希望打造出属于他们向往的韩国。人的确应该有自知之明，但也应该有尽力而为的时候。也正因为这样，最后的林智燮队长，终究还是值得人认可。我想影片如果真的有什么是对“改革”存有莫大裨益的，那也就是关于人的“尽力而为”，尽管这四个字在许多的影视剧里都不断提起，可这部剧依旧让人看到了更深远的那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