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齊娜的《三件事》在國內外獲得“極具爭議的好評（succès de scandale）”的兩年之後，齊娜一度陷入電影製作資金短缺的困境之中。本來打算在1998年拍攝長片《命運的再轉變》（這是對前作《命運的轉變》的戲謔），結果因為俄方不願投資，齊娜的長片計劃也就胎死腹中。值得一提的是，在1999年俄羅斯政府向米哈伊科夫的電影《西伯利亞的理髮師》投入4千5百萬美金的鉅資以便更有實力地去衝擊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的時候，齊娜卻在自己的短片《寄往美國的信》的發佈會上遭遇眾多的揶揄。其中一位記者問到：“齊娜·穆蘭托娃，要是它們（俄羅斯政府和相關部門）給你4千5百萬美金要你拍一部‘大片’，你是否願意？”自尊心一向極強的齊娜回答道：“我製作短片是我對自己現狀的嘲諷和紀實。沒有錢，我依舊可以發揮我的電影才華。再說，我一直在向那些在俄羅斯用電影來‘賣淫’的工作者們作出抗議。對於我來說，我用不上這筆鉅資就可以拍出我的作品！”而齊娜也就靠著《寄往美國的信》在烏克蘭基輔電影節和柏林電影節上繼續展現自己的電影才華。而在2000年的柏林電影節上，齊娜成為第一位獲得“安傑伊·瓦伊達自由獎”的得主，並且獲得5萬5千美金的獎金。而齊娜就憑藉這份獎金，繼續拍攝她的一下部作品《二等公民》。誠然，《寄往美國的信》成為了齊娜的跳板。
再是，則是短片最後一幕中，Oleg吟起了所謂的《流亡者之歌（Ode to an Émigré）》其實也是引用了蘇聯詩人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的詞典和詩歌上的“抑抑揚格（anapestic）手法”再進行鏡頭前的即興創作。
到了短片的尾聲，Oleg和攝影師相擁離開吟唱起的獨唱曲則是來自波西米亞人的歌曲。
很明顯，以上所述都能體現齊娜在“對白的容量”上的大費周章和用心良苦。只不過，更多地被認為是“話癆”所為。至於，短片是否存在“超現實主義”的意味。反倒覺得這是齊娜進一步加深對現實主義的挖掘。正如影評人Stishova所言：“Muratova,for all her aesthetic radicalism,never breaks with reality...”一樣，齊娜依舊用現實主義去演繹她的“跳板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