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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裔加拿大导演席琳·宋 (Celine Song) 的大荧幕编导处女作《过往人生》(Past Lives),我是在去年五月份在自己的房间的电脑前看的。说来惭愧,一向热爱电影并且认为电影院无可取代的我也在这件事上犯了懒。毕竟我当时觉得, 一个A24这样独立制片厂出产的一看就是小成本文艺片的电影,电影院和小荧幕上看,应该没什么区别(而且当时这部电影也的确是院线流媒体同步上映)。今年年初,奥斯卡的提名名单公布后,《过往人生》获得了最佳影片和编剧在内的提名,这才得以重回大银幕(再加上当时公映的新片寥寥无几,AMC这样的院线就选择重映那几部提名的电影)。我也在此契机下,去电影院看了这部电影。看完之后,我才又一次告诉我自己,原来一部好电影,不管是否具有奇观性的视觉或是大师级的配乐,都是值得去电影院看的。那种只有在漆黑的影院中具有的感觉,是任何其他方式都无法取代的。
这也不是第一次我有这样的想法了。比如克里斯托弗·诺兰 (Christopher Nolan) 的《星际穿越》(Interstellar),或是达米恩·查泽雷 (Damien Chazel) 的《爱乐之城》(La La Land),碍于上映时年龄还小,我都没能在上映时去电影院观看。而成年后,在各种机缘巧合下,我才有机会去影院看到了重映。即便是这样两部我看过几十遍、台词都能背下来的电影,重新在大银幕上看到,还是会不自觉地在该落泪的地方落泪。
说回《过往人生》这部电影——我真的很喜欢它,而且是私人性的喜欢。如果光从故事角度来讲,它中规中矩,绝对称不上完美。但她不仅是导演的编导处女作,更是她半自传性的电影。片中的女主角名叫诺拉 (Nora),十二岁时和全家人从韩国首尔移民到了加拿大的多伦多。在她离开前,她已经和儿时的玩伴海成 (Hae Sung) 互生情愫。十二岁,是青春期的开始,却是她第一段爱情的终结。后来,她又从多伦多来到了纽约学习,且成为了一名剧作家。网络时代的来临,也让她得以在二十四岁那年重新在Facebook上找到了海成,并与他通过Skype通话了一段时间。后来,诺拉说她无法再继续和海成通话,因为她会不停地去想他、甚至在纽约工作的时候会不停地去想订首尔的机票。联系从此断掉了。而一段时间后,诺拉便与另外一位在artist’s residency (我也不知道怎么翻译,就类似于一堆艺术家在一个远离城市的地方聚在一起讨论创作的一种退修会活动)认识的作家亚瑟 (Arthur) 恋爱,并结了婚。十二年又过去了,三十六岁的诺拉和亚瑟在纽约过着平常的日子,而海成却在这个时候来到纽约拜访了二人。影片的后半部分便是对于这段造访的描绘。
纵然,我无法用语言描绘电影中出现的那些美丽绝伦却不显得造作的画面,也无法描述我看到后心中感到的那种感动与真实。其实如果光从剧情来看,这很像是一部狗血的爱情片,甚至有人会觉得最后诺拉会抛下一切和海成回到韩国。然而,电影中安静的叙述和真诚的情感流露会告诉你这不是那样一个故事。我甚至认为这不是一部爱情片。纵然,它是关于爱的,但不是爱情;诺拉对海成的思念,更像是移民对家乡和故土的眷恋。那是一种无时无刻不在侵蚀着每一个半路离家乡之人的感情。它一直存在,却又经常感受不到。然而等它来到的时候,就会像利刃一样划开人心中最脆弱的部分。十二岁,是一个刚刚成熟、发展出感情的年龄,是一个可以不忘记母语、也可以熟练掌握一门新语言的年龄,是一个已经发展出完整的人格、却也可以尝试去生成出一个新的人格的年龄。正是在这样的年龄,诺拉(或者说导演席琳本人)离开了韩国,来到了北美大陆。她可以说熟练的英语,可以像亚裔一样作风爽朗、露齿大笑。但她依旧会在见到儿时初恋时会想起故土,和随之而来的那种强烈的眷恋。就像刚才所写——那种眷恋一直都在,只不过会由于某件事的触发,变得尤其强烈。
但她又能怎么办呢?作为移民,她已经重新开始了一次,不能再这样第二次了。
正是这种强烈的复杂的混合感情,让她无法面对海成,或是说,面对来自故乡的呼唤。她会不停地查看纽约到首尔的机票,却没有要真的订机票回去的意思。她会爱上和海成聊天的感觉,却在十二年后真正见到他的时候不知如何面对。正如电影中她的丈夫告诉他,诺拉只有在做梦的时候会说韩语。那就像是她心中的一块别人永远触不到的地方,一个她埋藏得最深、只属于故土的区域。
都说,我们之所以爱电影、文学作品,是因为这些作品是一种媒介,得以让我们与身处另一个时空的作者沟通。当你看到一篇文字或是一部电影中那些让你感触很深的片段,你会想到,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个人,或许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城市、说着不同的语言,却有着和你如此接近的想法和感情。在这一刻,你们通过作品而连接。
而在看《过往人生》的时候,我便感觉我与导演连接了。
我虽然生在上海,但北京才是我真正长大的地方。在北京的六年小学时光,塑造了我这一辈子无法丢掉的口音和文化身份。我热爱它们,并以它们为自豪。每当别人问起我是哪里人的时候,我都会说:北京。北京,或许不是我物理上生活的最久的地方,却是我心灵上归属感最深的地方。
后来,十三岁开始,我便和父母不断搬家。一开始,是加拿大的萨斯卡通;后来,短暂在佛吉尼亚州的Front Royale,北卡罗来纳州的Rayleigh,密苏里州的Kansas City居住过,然后又回到萨斯卡通。期间我还会不间断地回到北京。由于父母工作地的变化,我只得和他们一起移动。高中之后,由于受不了萨斯卡通的寒冷,我来到了温哥华南部一个叫Richmond的社区,那里的东亚裔占比高到60%,学校中更是有80%以上的亚裔面孔。即便如此,我还是会更喜欢在北京的学校。高中前三年,我基本是一半在Richmond的学校度过,一半在北京的学校度过。高中第三年年底的高考失利让我没有其他选择,只得回到温哥华度过最后一年。那一年我过得浑浑噩噩,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离开这个地方。于是,一年之后,我来到了加州,这个我现在愿意称为第二家乡的地方。在中部海岸的一个沿海小城Santa Barbara,我开始了本科的求学生涯,也开始人生中的第二段真正的旅程。
有意思的是,虽然在加拿大断断续续待了这么久,而我也承认温哥华的确是一个美丽的城市(萨斯卡通么,就算了, 实在是太冷了),我却从未想过把那里认为是第二家乡。《过往人生》的导演也一样。她热爱自己作为韩裔和纽约人的身份,却不提自己加拿大人的身份。电影中关于她在加拿大的生活只有一个镜头。十二岁到二十四岁的转换就在一瞬之间。当然了,这绝对不是说加拿大是一个多么不好的地方。我相信席琳提起多伦多的时候,也会说那是一个美丽的城市,正如我对温哥华的印象一样。而是对于一个12-18岁的青少年来讲,那几年的发展,似乎真的没有之前和之后的重要。对于席琳来说,纽约,是她学习戏剧写作的地方,是她真正了解到了自己的热爱、并且找到了会奉献一生的职业的地方。对我来说,加州,也是一个我终于开始理解物理的意义,第一次有机会与那些称得上大师的人交流,并决定要在这份工作上真正开始投入自己的地方。这样一个让我们第一次开始变成独立的成年人、并开始像成年人一样思考问题的地方,的确会比青年时期所处的地方,更让我们留恋,并且愿意称之为“第二家乡”。
然而,第二家乡终究还是第二家乡。家乡永远只有一个。对于家乡的爱,它无时无刻存在,却在有的时候尤其明显。去年年底,我借去香港参加会议的机会回到阔别已久的北京。这将是我四年之中第一回到这个我称之为家乡的地方。在坐飞机前一天,我彻夜难眠,看着朝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我想道:这或许就是家乡的魅力吧。即便你可以离开它很久,久到比你在那里的时间都长,但当你真的要回去的时候,你依旧会像一个迷路的小孩一样,哭泣着回到她的怀抱。
电影中有一个场景我尤其喜欢。这部电影我总共去影院看了三遍,其实都是为了再看一遍这个场景。那是二十四岁的诺拉刚联系上在海成,二人无话不谈的时候。镜头里,有着二人说话的背景音和轻声的音乐,而场景则是首尔的低空航拍景色,紧接着换成了纽约的夜景航拍。这样两个离得如此遥远的城市,却因为二人的联系而连接在了一起。如果我是导演的话,我会拍北京的夜景(没准会是国贸CBD那边),然后是加州的金色日落。
导演席琳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这是一部关于城市的电影。关于那些城市如何独特、如何吸引人、并且离得多么多么远的故事。其实这么想,我们成长于哪一个城市,何尝也不是电影中所说的“因缘”呢?我们与城市的相遇,和与城市中的人的相遇,未尝不是另一种“因缘”的体现呢?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写: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在他乡,若能找到知己或是同乡人,便是何等美事。而感谢电影,我们能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与导演产生精神上的连接和共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何尝也不是“同乡人”呢?
2024年1月,写于加州圣地亚哥
一个被称作“America's finest city”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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