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

评分：

6.0 还行

原名：蝴蝶又名：Soul of a Demon / Butterfly

分类：剧情 / 地区：中国台湾年份：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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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08-10-06

蝴蝶影评：黑夜的蝴蝶

1、
他在踉跄。
伤口是死神的巨镰，切割着他的生命树。
血滴落潮湿路面，腥气和天空的死灰、竹林的惨绿氤氲出诡谲的不祥。
突然，刀自后刺穿他的腹部。他握住回抽的锋刃。花红叶碧。
镜头摇升，俯拍他痉挛的疼痛与呼喊。
陡然变暗，仿佛黑夜降临，无数蝴蝶在暗中飞舞。

2、
张作骥的《蝴蝶》，还是一部讲述黑帮仇杀的暴力片。
台湾南方澳，两个家族间的世仇。故事的基本框架很传统。
其中，一哲的祖父是日本人，战败后未回撤，在南方澳生根；一哲的母亲是兰屿原住民，南方澳最繁盛时期在卡拉ok打工，与一哲父亲相遇，这是段不被家族承认的爱情。一哲的父亲抛弃了妻儿，回到日本加入了黑帮。他既是逃离不幸婚姻的牢笼，也是逃离和当地黑帮的仇隙。
母亲带一哲和弟弟阿仁回到兰屿，几年后自杀。兄弟俩又回到祖父母家。阿仁过失伤人［伤的就是父亲黑帮对头之子］，一哲顶替入狱三年。故事便在一哲出狱时展开。一哲的父亲为了黑帮利益，返回台湾，意欲和当年的对手合作。矛盾最终爆发，对头之子调戏侮辱了阿仁的女友，并在玩笑性的开枪恐吓中杀死了她。阿仁手刃对手。一哲开枪杀了父亲，又狙击杀了对头。在父亲常带他去的废弃游乐园的竹林中，他遭到伏击。
于是，有了开头一幕。

3、
一哲为什么要杀了父亲？
父亲带他去游乐场看蝴蝶，不是他最珍贵的记忆吗？这个童年记忆，不是在隐约规范着他成年后的行为吗？游乐场不是他最后的避难所吗？不是他下意识选择的死亡地吗？
表面看，他杀父亲，原因是父亲拒绝讲闽南语［他明明在本土长大并成家］，硬要讲一哲听不懂的日本话，在一哲一再要求的坚持和威胁下，父亲还是固执己见：我是日本人，我当然要讲日本话。激愤中一哲对着父亲的头开了枪。
这真是意味深长的一幕。
父亲为什么拒绝讲他本来就很熟稔的闽南语，即使他在这块土地上曾经生活了几十年？他的名字改成了“健二”，在和黑帮对头的谈判中，即使对手讽刺他，话大家都懂，根本用不着翻译，他还是做作地坚持要翻译？为什么他要指责儿子阿仁，在日本呆了三年，日本语还是说得那么烂？
“我是日本人，我当然要讲日本话。”
这坚持象征着什么？当然是一个民族身份的认同问题。他本来就是日本血统，最终回归了母国。混血与殖民地生活的经历，作为母族身份的差异性经验，如同一个被扬弃的否定，是必须被抛弃的他者，这样，才能更凸显他对母国母族的认同——这种彻底的日本化，同样是一个被征召的主体化化过程，在日本的几十年就是一个逐渐向被指定的象征位置同一化的过程。他欲望着大他者的欲望，以对殖民地身份彻底抛弃为代价。我们看到了这种抛弃的残酷：他不仅要彻底遗忘殖民地语言，更要彻底割断和殖民地生活的各种象征关联，在虚无化中解脱，获得自由。几十年间，他从未回过家，妻子和儿子都被他遗忘，在角落里自生自灭；即使对自己的父母，他也拒绝承认关联，我们看到，在后来的返乡中，他一直独居，不曾回到早已台湾化的父母家中。如果说，对殖民地语言的拒绝，还只意味着文化层面的切割，那么，在家庭关系上的决裂，就意味着在自然血缘关系上的完全断裂。他是纯粹的日本人，与殖民地没有任何细微的象征关联，他是台湾的纯粹差异性他者。
一哲的身份认同又是什么？他曾经带女友阿佩在母亲的忌日回到兰屿，询问当地原住民，是否记得一个叫“shimaderun”的，在老的少的那里都得到否定的回答。Shimaderun就是他当年在此地的名字，这里没有对他的记忆，也就没有他的位置。他不属于这里。注意到，他询问使用的语言是国语，同样有暗示意义：语言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中,被认为是构建一个民族身份共同体的必要前提,维特根斯坦早就说过，学会和进入一种语言游戏就是学会和进入一种生活形式，公共语言给予了每一成员一个不言自明的、共同的规则-视域，语言化就是社会化，把个体社会化为同质的“我们”，,并最终成为区分“我们”和“他们”的直接根据。可以说，语言是一种先验的主体间性，它在本体的意义上就意味着语言交往共同体之社会性的先天性。可是，他连原住民的语言都忘记了，又怎能被接纳为共同体中的一员？同样，对于日本语的完全陌生，意味着至少在没移民的当下，他对日本身份的拒绝。［在片中，闽南语、国语、原住民语、日语等多种语言混杂，是否暗示着，身份的寻找与确定，是一个混杂与艰难的过程？混沌、纠结，不那么单纯、明确？我们可以看到，父亲家庭对原住民母亲的不接纳与不承认，因为父亲的日本身份，阿仁被对头之子辱骂为“杂种”，这暗示着，即使在台湾南部，多种身份间的界线并不那么清晰，身份的重叠与混杂，隐含着巨大的冲突可能］。他只能说闽南语，只属于南方澳这个生长于斯并将死于斯的狭小共同体。那么，他的身份就是“说台语［闽南语］的台湾南部人”。他愤怒地要求父亲说台语，其实是一个绝望的请求，请求父亲回来他的身边，不要再次抛弃他，不要成为一个完全陌生的异国人。父亲的拒绝，象征着无情的切割，文化和血缘的象征关联都被彻底割断。他被这种残酷的抛弃激怒了，因而射出了复仇的子弹？
这总要人想起《悲情城市》里的那一幕：暴乱分子挨车厢寻找大陆人报复，凡不会说闽南语的，就遭到辱打甚至杀害。民族身份的差异乃至对立，始终是一个暴力的根源？［沃尔泽所说的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协调，在台湾还只是一个很远的理想，甚至这个理想有无也是成问题的，因为在南部台湾的深绿意识里，对异质和多元的文化他者抱有本能的悲情式的恐惧与排斥，这种一元化的封闭倾向，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深水炸弹。］
难怪张作骥在采访中说，台湾是一个潜伏着暴力、随时可能爆发的危险之地。

4、
把杀父原因归结为民族身份的认同与拒绝，似乎总有点大而化之，把个人当成了普遍性话题简单图示化的工具。还是把他们还原为具体的个人，个人和个人间的何种关联，导致了不可挽回的冲突。
一哲有一个深重的童年创伤记忆：在父亲抛弃他们的那天，他一个人躲在游乐场中的山洞里，直到黑夜母亲把他找到。游乐场是他曾经的温暖之地［父亲常带他来游玩］，更是对比之下的伤心之地，游乐场的被废弃，始终在提醒他：为什么会被人抛弃？被人遗忘？这里有深刻的痛苦、恐惧与不解，当然，还有屈辱与愤怒。这个阴影，将伴随他一生，型塑他对世界的感知与反应模式。
他还有一个童年记忆：从睡梦中醒来，看到母亲在用头撞墙-----“一直撞一直撞，直到鲜血直流”，这种被抛弃痛苦的血腥呈现，无疑是一个深刻的刺激，在心里埋下对伤害施加者的仇恨。这种仇恨，使孩子和母亲更紧密地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为什么我们会被同一个男人无情地抛弃？
有一个场景：母亲的坟头出现了一条蛇，一哲抓住它，用嘴活活地将它身首分离，劲道之凶猛与迅疾，仿佛在发泄刻骨的仇恨。他说：我母亲不喜欢蛇。如果按照精神分析学，蛇象征着男根，也即转喻着男性/父权的话，这一幕无疑就很有深意了：一哲的行为，就在暗示着对男性--父亲的仇恨，因为它构成了对母亲的伤害，为母亲所不喜欢。再联想远一点，我们还可认为，这表明了一哲对母亲所代表的女性的同情性认同：女性，总是会遭受到男性/父权的伤害——又譬如阿佩，被男友抛弃后，就一直沉默，拒绝和世界沟通。她们是男性残酷暴力的无辜受害者。
所以，一哲向父亲开枪，不仅是为自己复仇，也是为母亲复仇，这世界不仅仅只是有俄瑞斯特斯和哈姆莱特。或者更扯远点，他用男性暴力来否定男性暴力，目的是为女性申张？又或者，我们可以把隐喻链继续延伸——在女性/母亲上再附加“原住民”这一少数族群身份，在台湾的现实政治结构及其历史谱系中，原住民被压迫的深重绵长苦难，使其早已成为一个不言而喻的巨大象征符号，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至今仍是一袋无法发声因而无法代表自己的土豆，必须通过说闽南语的儿子【儿子无疑是被强势族群所强暴的产物】来代表自身——因此，儿子通过反思性的自我认同，有意识地把自己塑造为“复仇者”，这一意志行为，隐含着伦理正当性，即代表女性/母亲/原住民等弱势少数族群对压迫性大父亲的反抗，一开始就具有正义性，这一直无法申张的正义渗透弥漫为世代悲情，正当化了对暴力的使用。
但是，暴力无疑有其限度，它无法从结构上彻底摧毁既有之象征秩序，从而获得求之若渴的主体身份之承认，相反，复仇者很可能被象征秩序更大的惩罚性暴力所吞噬所消灭。一哲的个体消亡提喻着复仇者不可避免的整体命运。
因此可以说，整个影片，是阴郁绝望的。

5、
那么，蝴蝶到底隐喻着什么？
片中说，蝴蝶是恶魔的灵魂［原住民的看法］。一哲在杀人的时候，就成为了一个恶魔，他死亡的那一瞬，黑暗中无数蝴蝶飞舞，意味着他的灵魂脱离肉身，逐渐堕入死亡的深渊？那么，蝴蝶本身就包含着伦理意义上的贬义否定：它是“恶魔”的灵魂。之所以成为恶魔，无非是过度使用了暴力。
但是，张作骥说，蝴蝶的隐喻，是和傀儡相对应的。［片中频繁出现木偶戏的场景，总要人想起侯孝贤，似乎要把木偶戏当成南台湾的标志性文化符号，但是，别忘了，在闽南尤其是泉州，木偶戏非常流行而且水平非常高］
傀儡当然象征了被操纵的不自由状态。那么，蝴蝶，就成了自由的象征？
可是，谁是自由的？一哲吗？他不同样地被牢牢束缚在他被指定的象征位置上，发挥他被指定的象征功能，完成他被指定的社会使命？他不同样被塑造为一个复仇主体而不自知？更谈何将大他者虚无化，从复杂的象征关联之网络中抽身而出，获得自由？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倒是父亲获得过一定的自由：他拒绝了指定性的主体位置也即拒绝了被质询的主体化过程，即，他拒绝了“丈夫”、“父亲”以及“儿子”的象征身份，从这些象征网络中突围而出，“没有大他者”。但是，这种拒斥，无疑是残酷的，会造成巨大的创伤。而且，他从一个陷阱跃出，还不是必将落入另一个象征网络的陷阱？
所以，蝴蝶就是一个永远无法到达无法实现的幻象，永远无法被主体化。它属于真实域，是永远纠缠和诱惑我们的苦恼之源。蝴蝶在未来的黑夜中。
在现实世界里，谁又不是一个傀儡呢？

［题外］：
忽然想到，这个片子，可以当成一个巨大的寓言。
首先当然是悲情——被殖民宗主国无情抛弃，这里，“日本”就成为曾经的父亲［“日本”当然是一个可以被替换的隐喻］，父亲最终的离弃，给曾经的殖民地民族造成巨大的心理创伤，让他失去了曾经确定无疑的身份，象被割断了血缘关系一样，失去了确定的父亲，成为无依靠的孤儿，更要命的是，他被禁止使用父亲的姓氏，他成了无名的孤儿，必须依靠自己来为自己命名。这种被遗弃的悲情，更多的是暗示一种委屈自怜的回味与眷恋，以及重建依赖与保护关系：念念期待父亲的回归。可以说，整个片子弥漫着一种找回父亲的巨大焦灼。
接下来就是成长的隐喻。要长大为独立自由的主体，就必须切断对父亲的依赖关系，必须从父亲的保护与管制下独立出来。这种独立，必须采取一种惨烈的方式来宣示：必须杀死父亲，才能彻底断绝了依附关系的可能，才能让殖民地民族断除妄念，在意识和事实层面清除傀儡状态，成为孤独但自由的主体。那么，这个寓言，就使暴力成为必要手段，甚至，暴力可以上升和扩大为战争形式。这是成年的必要疼痛。
最后一哲被内部对手所杀，就更有寓言意味了。我们注意到，对手和曾经的父亲合作，出卖本土利益，并且对“父亲”形成隐约的依附关系，这是对成年和独立事业的最大障碍。一哲的被杀，就象征了一种更深的悲情：通往成年的成长过程，被内外的阴谋勾结所活活中断。艰难而危险的、被扼杀了的成长。
那么，蝴蝶，如张作骥所说的，作为“自由”的象征，就有了充分的内涵来支撑。这个片子，就成了一个“民族寓言”。蝴蝶，成为一个远处的目的因(formal-final cause)，将在岁月中艰难地汰洗出一个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