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家

《指挥家》：传记片中的美国新梦

电影《指挥家》是荷兰导演玛利亚·彼得斯在2018年执导的新作，等待三年之后终于登上了中国的大银幕。电影讲述了出身寒微的安东尼娅·布里柯通过不懈努力冲破女性地位的藩篱，最终成为史上第一位女性指挥家的故事。影片的出品国虽然是荷兰与比利时，但却是一部十足的好莱坞英语电影。其对当下风行的传记类型进行了巧妙化用，应用好莱坞的缝合传统，发挥电影造梦机器的功能，最终为女性主义织就了一场美国新梦。

一、传记类型的新与旧

“传记是西方古典学和宗教文化中的一个重要传统，并且与启蒙主义对于古典学中人文主义精神的重新发现息息相关。 20世纪以来，“传记片” （Biopics）也成为好莱坞的重要类型”，《左拉传》、《公民凯恩》、《宾虚》等皆是名留影史的经典传记片作品。进入21世纪，传统的类型片渐渐式微，源自热血漫画和游戏叙事的漫威宇宙取代了科幻片中人们抬头仰望的星空，歌舞片中的火树银花早已不见了踪影，就连代表美国精神的西部片也变成了《第一头牛》中水汽氤氲的温柔梦乡。与之相对，传记片变得蔚然大观，“近二十年来，获奥斯卡主要奖项提名的影片中，真实改编电影多达 108部，占据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和最佳女主角奖项提名总数约三分之一，同时还得到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一半以上的提名”。传记片俨然成为了一门“显学”，被誉为造梦工厂的好莱坞自然不会放过如此热潮，传记片的旧瓶纷纷被装上新酒，一众包装精美的电影产品被呈到观众眼前，《指挥家》便是个中好手。它对炙手可热的传记类型有了全新的化用，也暗暗继承了好莱坞的旧传统，代表了电影创作的新与旧。

（一）《指挥家》之新

《指挥家》之新在于传记类型表征的精巧取用和背后的皮里阳秋，体现出创作者们想呈现的、想回避的，还有想达到的。影片选择了历史上第一位女指挥家安东尼娅·布里柯作为讲述对象，一个看似典型的音乐传记题材。一如其他的音乐传记片，影片展示了女主角的奋斗历程、讲述了她的感情生活、塑造了她鲜明的人物形象 ，悦耳的音乐一直伴随我们左右，一切都是行云流水，像是一部合格的好莱坞电影。

但是，与其他传记片明显不同的，《指挥家》刻意回避了一些东西。传记片中最重要的元素应该是人，最出彩的也应该是人，因为有了加里·奥德曼才有了《曼克》那些闪光的瞬间，也正是希拉里·斯万克细腻的表演才让《百万美元宝贝》呈现在观众面前。人物面临抉择的时刻与心理波动的瞬间正是传记片的浓墨重彩之处，而《指挥家》却放弃了这些画面，总是通过剪辑的节奏或音乐蒙太奇一笔带过。第一幕中段在两人男主家中定情那场戏，没有任何缘由和心理活动，一曲《卡门》带领的蒙太奇后，针锋相对的二人突然变得心心相印了，仿佛《卡门》的歌词就代替了相恋的过程，歌词“是男人我都抛弃”也化作了布里柯人生的伏笔。

无独有偶，女主角的奋斗历程中的难题与破解也被有意识的略过。第一幕结尾处的面临退学是布里柯人生中的第一个危机，如此至暗时刻却在《蓝色狂想曲》中轻松地滑过。女主角初到柏林时难以对付的老师也被她的一番豪言壮语轻松拿下。

（二）《指挥家》之旧

传记片的风行代表了好莱坞近年来的现实主义取向，“许多影片的片头也有“真实故事” （Truth Story） 或者“依据真实” （Base on Truth） 的说明 ，通过艺术再创造，将真实的故事和人物转化为虚构故事片”。《指挥家》刻意回避的人物心路与奋斗历程是明显有违于现实主义原则的，而这又恰巧应和了好莱坞形式主义的旧传统。这个旧传统即是好莱坞流传已久的缝合术。

“电影理论中的缝合体系，就其简单的含义来说，是指把观影者缝合到电影文本中去”。主观镜头和正/反角镜头系统是古典叙事电影的首要缝合手段，《指挥家》对主观镜头的应用正符合了缝合的原理。影片的主观镜头每次出现都是恰到好处，没有丝毫滥用。只有在女主角心剧烈波动、潜心音乐和看向男主时，才会出现主观镜头短暂的身影。在片头字幕还没出完时，荷兰指挥家门格尔贝格登台，望向舞台，第一个主观镜头出现了——镁光灯下，布里柯的梦想与渴望被照射得万分闪耀。第二个主观镜头出现于几分钟后的公园音乐会，布里柯专注的目光随着推轨越来越近，指挥家的世界触手可及，而逐渐深入的镜头中还插入了女主角特写反打，让观众也感受到这炽热的目光。“视点镜头让观影者觉得自己是处在人物主观的位置上，并与人物发生认同。正反打镜头代表另一套镜头序列，它可以将我们缝合进叙事及对人物的认同中”。

二、女性主义的美国幻梦

“知名人物改编中占比最多的是政治人物 ，体育和艺术也是重要的名人改编领域”。戛纳电影节总监福茂也曾说过：“一切的都是政治的”。《指挥家》正是借艺术的手来进行政治实践，其有意省略与缝合系统是为了背后的政治内涵。

“重要的是讲述神话的时代而不是神话所讲述的年代”，影片选取了安东尼娅·布里柯这个人物，用21世纪的话语讲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故事，布里柯的个人追梦史和奋斗史也被重新赋予了女性主义的内涵。在影片的第一场戏，就明确了主人公坚毅勇敢的人物性格，她的一路成长与蜕变，也应对着女性权力的上升。影片开场女主角在洗手间练习被撞破时，在父权冰冷的凝视下还是一副颇为惊慌样子；第一幕中段的晚宴，布里柯当着众人吐露自己的梦想，面对父权的环视与众人的讥笑，她仍是面不改色；到了结尾的音乐会，男女主角地位易转，傲慢与偏见也变成了真切地觐见。

布里柯的故事值得讲述、令人敬佩，但影片也因过度背离现实主义而难掩失真之感。一切困难都能用笑容化解，一切成功都在一首曲子中轻松发生，这更像一场被精巧编织的愉悦美梦，而不是一个奋斗者的人生。自从五月花号在普利茅斯登陆以来，美国就一直被人们称为能够靠个人努力实现一切的国度，20世纪的好莱坞更是成为输出美国梦的巨大机器，造梦的技艺在《指挥家》这里为女性主义奉上了美妙的宴席，片中两次借荷兰人之口说出在美国实现梦想的意义，无不昭示着这部荷兰电影试图制造一场美国新梦的目的。

但是电影的政治议题与女主角的实际生活是完全割裂开的，如果音乐和剪辑的节奏是是女主角隔绝一切难题的屏障，那么报纸的不断攻讦与第一夫人的接见同样是飘浮在外的话语。布里柯充耳不闻，女性与政治却充斥着观众的眼球，“观影者是被一个欺骗的、一个不真实的幻想所迷惑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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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沃德,邹赞,孙柏,李阳.电影研究关键词:Cinema studies:the key concepts[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3]戴锦华.《红旗谱》:一座意识形态的浮桥[J].当代电影,1990(03):28-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