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画面总是让我们感觉历史久远，仔细想想，其实这部影片拍摄的时候，正是我们爷爷奶奶那一辈出生的年代，1935年。
我看着里面和我们年龄相仿的、百年以前的年轻人们，屏幕上的他们是快乐的——整齐划一地住在朝拜元首的营地里，每天一起洗澡、吃饭，那种朝气蓬勃的欢乐和热情透过百年的时光穿透过来，哪怕这些笑容注定消逝在死亡的阴影中，也无法掩盖那种年轻的、青春的气息。
1939年德国人口普查，20~40岁的男性一共1200万，而战后统计德国死亡人数，高达500万人，也就是说，影片中所见的青年，超过半数都没能迎接到他们的40岁生日。
在先秦时期的史书中，我们常常看到诸如“斩首20万”等描述，史家寥寥四个字，不知道是多少家庭和幸福的破灭，但是理智也清晰的告诉我，拿现代的道德和人文观念去看待两千年前的古代人，是一种强人所难。在科技和生产力不发达的时代，要求白起、蒙骜他们不把人口当作敌国国力而予杀予夺，其实就好比未来的人类也许会谴责我们杀害动物一样。但是如开头所说，这部影片诞生的时代，我们已经开始穿上和今天一样的各种布料的制服，载着希特勒走在人群中的也是我们熟悉的奔驰，最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发布《美国独立宣言》、《法国人权宣言》将近两百年了，“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皆生而平等，享有造物主赋予给他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that among these ar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振聋发聩的人权定义，伴随着和今天没什么两样的印刷机传遍了各个大陆。
当然，也还有帮助这部电影诞生的摄像机，留声机。
传播思想的科技已经如此成功，真正把他们利用到极致的却是宣扬着雅利安人种主义的希特勒和他的宣传部长戈培尔。
希特勒的全部魔力，在这句话里得其展现。
面对无从把握的未来时谁都是迷茫的，大部分人的迷茫又和懒惰、怯懦交相辉映，互为因果，于是这大部分人，心底里都渴望有人给他们一个确定的答案，这个答案甚至无所谓正确，只要能帮助他们真正的获得眼前现实的正反馈，同时又足够的理论完备有说服力，他们就能获得满足，哪怕这答案的终点，是完全的将痛苦加诸另一群人头上，他们也在所不惜。
我庆幸常识的重要，并认为这种常识的重要性在今天的中国是大大被低估了的。政治的光谱图上没有任何一个位置可以选定了就站稳，任何一种立场都需要经过深思熟虑才能得其坚定。如果不想重蹈他们以及30年后东亚另一个国度类似的悲剧，我们唯一的方法只能是学习常识，在常识的范围里，我们都是同一个人类共同体，相互之间的基因差异不到万分之一。一方面现代的军事科技，已经让我们不再拥有重复战争的基础，有的战争一旦打响就是全人类的最后一次；另一方面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只能通过科技的进步来实现，而科技的进步首先是对人的解放和关怀，来自对社会上每一个少数群体“免于死亡和恐惧威胁”的权利的保护，这都是我们应该有的常识。
假设一个国度的人不掌握这种常识，那么他们掌握的所有科技，都像是一把无鞘的利刃，任其无限制的自由挥舞，最终只能是伤害到它和它身边的每一个人。在不掌握这种常识的民众面前，宗教和极端主义就有了足够的引力，他们就像是政治光谱上的左右两个谷底，吸引着我们向其滑落。所以，不论是对你自己的思想而言，或是对一个群体，一个党派，一个国家而言，思想的、哲学的斗争，都需要你有足够的自己的思考和学习，才能在这种斗争中，真正主宰自己的命运和选择，否则你甚至都不能决定自己在想什么。
思想的力量在本片中得到了完整的展现和证明，这还只是印刷机、电报和调频电台的时代，而今天，我们的传播手段更加多样，媒体形式更加丰富，花里胡哨的视频直播、五花八门的图片，随时随地可以看的手机，无处不在的闪动着五彩斑斓的大屏幕，真无法想象，如果今天世界走向右倾，我们会被教育到一个怎样的狂热中去。
最让我吃惊的是本片中的女人，众所周知女人是最不关心政治的人群，在任何文化的语境里，女人都象征着中庸、平和和务实，她们总是扮演着把家庭生活带到正常的、现实的节奏上的那个角色。如果一个国家的女人都不可避免的认为，自己的国家必须和其他国家打一仗才能生活，自己的男人应该去杀死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男人才能为自己获取生活所需的资料，只能说明女人们所面临的原来的生活已经没有任何吸引力，走投无路，那么原来不是路的方向，也变成了路。
最后，从希特勒的演讲，说说民族主义的错误及其表现。
我们所谈的政治，其所有落脚点莫过于分配问题，科技的增长和市场的开发，总是像灌水一样从社会的权力和科技阶层自上而下将各种生活的便利和财富渗透到每一个阶层，自然，上层获得的总是较下层为多，不管在什么世代都是如此，政治上的中庸立场也往往是建立在经济的稳步发展，人人都在生活和财富有可实现的追求的时代，而左右势力的分化和割裂，正是因为财富的增长停滞，于是最先感受到压力的底层，总是要提出自己的诉求。
这就是古往今来大部分农民起义的出发点，在西方种族差异巨大的背景下，他们将其解释为民族冲突，在东方我们可从来就没有这么好用的解释，于是东方的政治斗争从来都是在儒家道德体系内的话语权和解释权的争夺，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从未尝过民族主义的恶毒之处，一个中华民族的想象共同体，我们只有在20世纪初的抗日战争时期使用过。
法西斯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天生的敌人，因为他们本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但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区别，相反，他们的区别正是验证了共产主义正确的标志。
面对着同样的底层诉求，法西斯主张阶级矛盾并不存在，并宣导向外夺取资源，而共产主义则主张实现阶级平等，财产共有，通过向内的阶级拉平来解决财富的不平衡，从这个某种意义上看，法西斯主义正是资本家为了在共产主义武装的无产阶级面前寻求自保的最后一道思想上的武器。毕竟财产公有是他们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但民族主义的宣扬却可以苟活一时，毕竟首先上战场的也不是他们。
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给民族主义的宣扬确认一个标志，那就是闭口不谈权力和财富的分配问题，只一味的倡导全国团结和一致。希特勒说他向往一个没有阶级的德国，我也向往一个没有阶级的世界，但是区分了空想主义者乃至现实主义者的一个重要标志，乃是用理想去追求现实，还是基于现实追求理想。在1930年的德国，阶级矛盾实实在在的存在着，这种矛盾像是烧开了的热水壶，只要掉在失业、破产里的无产阶级没有获得解放，没有获得他们应有的东西，那这种力量就像是热水壶里永远沸腾的水一样存在，迟早要冲破一切喷薄而出，即使是德国获得了全世界的工作岗位和自然资源也不能使其缓解，用共产党宣言里面的话说就是：
“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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