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志的胜利

（一篇外国电影史的结课小论文）

德国女导演莱尼·里芬施塔尔因纪录片作品《意志的胜利》一举成名。《意志的胜利》记录了1934年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 NSDPA) 代表大会的“空前盛况”， 成为了历史上最重要的纪录片之一，也被认为是最成功的政治宣传品。在影片中，里芬施塔尔运用运动的镜头拍摄新闻素材，用话剧式的对白打造了独树一帜的艺术特性。

正如里芬施塔尔在其后的访谈纪录片中谈到的：“（《意志的胜利》中）没有什么别的了，只有希特勒与人群”，影片从云端开始，拍摄希特勒乘坐的飞机，飞机掠过纽伦堡，在大地上映出了纳粹鹰的模样，充分暗示着希特勒的自我定位——拯救德国民众的、来自云端的“神”。影片中绝大多数拍摄希特勒的画面都运用了大角度的仰视镜头，将天空用作画面背景，试图将希特勒塑造成一樽耸立的神像。用远景镜头拍摄希特勒独自站在辉煌的舞台上，体现出希特勒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在这样的表达方式中，希特勒这个形象被神化，他不再是一个真活的人类，更像是一个符号化的名词或是一种意识上的虚无形态。在对个体形象的神化上，除了在《意志的胜利》中对希特勒的神化，在里芬施塔尔随后的作品《奥林匹亚》系列纪录片中也有所体现。《奥林匹亚》系列记录了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赛事以及运动员们的姿态，影片以慢动作特写运动员比赛时的身体曲线以及肌肉开始，在聚焦于掷铁饼的运动员时，运动员的身影慢慢淡出，与雕像作品《掷铁饼者》重合，在这样的一个转换中，形成了一种对运动员人性的削弱，对观众进行了无意识的引导，人们不自主的将运动员与塑像这一无生命的个体同化。相比于《意志的胜利》中对希特勒一个形象的神化，在《奥林匹亚》中，里芬施塔尔运用拍摄技术对运动员们进行了多人的神化，甚至形成了希腊神话中奥林匹亚山上众神的效果，站在领奖台上的运动员们被给予桂冠，宛若神话中的太阳神阿波罗。被神化的人物形象的符号性远大于故事性，成为承载着“美”的容器——希特勒成为意识与精神、运动员们成为肌肉体与欣赏品，秉承着里芬施塔尔的唯美主义思想。

除了对个体形象的神化外，我们还能在里芬施塔尔的作品中看到对集体形象的个体化处理。在《意志的胜利》有大量的庞大人群的远景镜头，成千上万的士兵们被个体化处理为“军队”这样一个集体名词，又可以被物化为“战争工具”，在图像信息的双重处理后，“参军的人”已经被去人性化。再看希特勒的狂热追随者们，人们毫无其他情感流露地挥舞着双臂，我们完全不知道大声喊着“一个民族，一个领袖、一个帝国，德意志！”口号的躯壳后有怎样的故事与个人思维，人们失去了自己的姓名，没有了人的能动性，成为政治与艺术表达的工具。里芬施塔尔在崇尚爱国主义思潮下的集体主义美学时放弃个体自我的表达，宏大叙事后缺失个体视角，追求框架中的秩序性。人群这一工具也被应用到对于拍摄主题的烘托上，用旁观者的情绪来衬托出拍摄实体的效果，希特勒狂热分子的标志性敬礼与高昂情绪可以体现出纳粹的高涨人气，奥运会观众挥动国旗、记录成绩、欢呼雀跃足以见得比赛的激烈与选手的优越。这样的表达在后期制作时也能看出，里芬施塔尔后期的访谈中，她谈到会根据人群的反映效果将希特勒两个小时的演讲内容剪辑为五分钟。此外，里芬施塔尔也拍摄集体群像的美感，整齐的、壮观的队伍具有极强的规范性、秩序性，表现出了纳粹唯美主义，用美和艺术包装宣传非美和非人性。

虽然里芬施塔尔表示她对政治不感兴趣，但我们也能从她对于美的追求中感受到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她作品中对于极个别人物形象的重点突出以及对于群体形象中个体的自我意识弱化可以与德国当时追求的营造个人崇拜、拒绝追求个人利益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联系。此外，在里芬施塔尔的美学中，即使她作为一个艺术家想要达到美的纯粹性，但她所表现出来的美是不纯粹的，《意志的胜利》中音乐即为战歌，士兵的人体美即为战士力量，整齐队伍即为军事资本，制服艺术也成为机器化人类的工具。在《奥林匹亚》中，奥运会虽然被称为“美的节日”，但也处处显露出政治意味，运动员们的参赛人数与实力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一个国家的境况，使得这场比赛成为国家竞争的赛场，更有日占时期的朝鲜选手只能代表日本出赛。当里芬施塔尔与希特勒乘坐同一辆汽车，经过两边挤满了狂热分子的街道，她没有厌恶，没有冷颤，也没有激动，一如既往地开展着工作，冷静得可怕，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情感的缺乏。

从后人视角看，在纳粹统治时期的里芬施塔尔创作具有着政治煽动性，但我们不能本末倒置，即不去批判纳粹统治而去过分追究纳粹时期下的个体，可是，在当时一个信息匮乏的时代，不能忽视的是电影这种创作形式的媒介作用，艺术家要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对于“美”的追求需要一个人道主义的边界，在创作时需要进行必要的思考，思考浪漫情怀的投注对象的合理性，思考作品的后续社会意义。任何艺术家都无法在“美的乌托邦”中创作“美”，“美”是具有社会性、时代性的，如果不能以具有人性的视角进行创作，那么作品必将是脱离人性的并饱负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