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人

影片的片名：Den skyldige——“罪魁祸首”本身，即蕴含着基于善恶和真相的一种拷问式的反思性命题——许多时候，人们处于善的动机和自以为是正义的行为，却往往会在行为的过程之中，不知不觉地坠入罪恶的泥潭。

影片围绕报警中心接到的一通“被绑架者”的求助电话而展开。电话这边是一位因过度执法，枪杀嫌犯，而被停职调查正在等待开庭的临时接线员阿斯格警官，电话那边则是自称被前夫绑架，亟待被“拯救”的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女人公伊本。于是，整部影片的叙事推进，以及戏剧性悬念与不稳定性因素的设置，自始至终都紧紧围绕着阿斯格警官与伊本之间，或是与其他相关者之间的电话信息而展开。并且，基于职业的敏感性，主人公阿斯格警官在对伊本提供无私帮助与拯救的过程之中，也完成了一次灵魂的自我拯救。

正如马丁·斯科宾斯所言：电影便是画内信息加上画外信息（“Cinema is a matter of what’s in the frame and what’s out”——Martin Scorsese）。一个人、一部电话，在一个封闭狭小的空间场景之中，极简主义所信奉的“少即是多”（Less Is More）的艺术观念及其有意味的形式，所意图型构的实际上是画面之外更加丰富的空间想象与更具叙事张力的戏剧性内涵。

影片《罪人》这种独角戏式的表达形式，在叙事建构与形式体系层面，看似与之前2010年的影片《活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这部影片所具有的独特艺术价值，恰恰体现在与其他作品的差异性之中。这其中，既包括在反思性命题的设置层面，对社会性问题的更具体、深入地思考，也包括在电影本体层面，对画面内可见影像信息的节奏控制，以及充分发挥对白台词的视觉想象与戏剧性信息的建构性功能，使观者自始至终都能够处于一种针对画面外不可见信息的“可见”状态，一种自觉卷入的想象在场的假定情境之中。并且，更为重要的是，丹麦舞台戏剧深厚的文化积淀，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这部丹麦电影独特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