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厌的爱

我的狗无法独处。它有严重的分离焦虑。一旦发现我出门不带它，它便立刻陷入一种焦躁——它挖洞、啃墙角、撕尿垫或者追自己的尾巴，它永不停止，它拆毁一切。

我的猫无法忍受我跟狗互动。它厌恶狗，炸毛、弓腰、嘶吼——它需要掌控，也企图占有，我不确定它是否期待我在它面前死掉，从而霸占我的身体和屋子里的一切。

黛莉亚对母亲有相似的本能反应，阿玛利亚看上去从没经历过黛莉亚的那些成长的烦恼，这一点尤其令人厌烦。影片一开始，阿玛利亚的首次登场便彰显了她的女性身份——她用女人的身体给孩子喂奶；在公交车上，她没有因为男性乘客的凝视而不安，甚至习以为常；穿过漆黑的桥洞时，她也没有共情女儿的眼泪。

各种构图里，黛莉亚常常背对着阿玛利亚

黛莉亚不明白，在这座拥堵、嘈杂、粗鲁、没有边界的城市，用费兰特的话说，这里是“令人不安的那不勒斯和男权控制下的社会”，母亲为什么总是不必遵守那些显而易见的规则：她可以说走就走，不关水不锁门；可以对裁缝工作造成的手指伤势毫不在乎；可以在被邻居撞见情人时率先破口大骂。

在黛莉亚能够理解阿玛利亚之前，那是她唯一能参考的女性形象，她很容易认为女性本该如此。可是，如果阿玛利亚是女人，长得不像她、也无法过她那种生活的黛莉亚是什么？

《碎片》里，费兰特提到一段因为过于直白揭露黛莉亚的内心而删掉的段落：

我的头发很细，跟我父亲一样。我的头发又细又软，看起来不蓬松，也没有光泽，它们随便披散在头上，很不听话，我非常痛恨我的头发。我也没办法把头发梳成像我妈妈那样，挽成一个发髻，额头上有一个波浪，几撮最不听话的小发卷会出现在眉毛上。我看着镜中的自己，非常生气。阿玛利亚真的很邪恶，她希望我永远不要像她一样美丽，她没有把她的头发遗传给我，她的头发又好又旺...

黛莉亚最终给自己画上了母亲般的头发

那是一种孩子独有的足以吞没自身的嫉妒。在这样的本能之下，十二岁的黛莉亚把自我厌恶归结于头发，就像她把整座城市的厌女归结于阿玛利亚。

“I was no I”，作为费兰特早期作品的重要特征，黛莉亚也是一位具有模糊身份的叙述者。失去了来自母亲的那部分自己（ego）之后，她进入一种失衡的状态——她看见男性主宰的世界，认为世界本该如此；又看见母亲代表的女性示范，认为女性本该这般；二者互相撕裂，又与自己如此相关。

《碎片》里，费兰特提到一个原本被加在小说里的梦境，呈现了这种撕裂：

我我要在一个男人面前脱去衣服。我不想在他的面前脱衣服，但他就赖在那里不走，他饶有兴趣的看着我，等着我。这时候，我小心翼翼地开始脱衣服，但衣服一直脱不下来，就好像是画在我身上一样。那个男人大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我很愤怒，我感到一种强烈的醋意，我感觉他有别的女人。

我想奋力留住他，我要夺回他，我用两只手抓住胸口，想撕开我的身体，就好像那是一件睡衣。我感觉不到疼痛，我只是发现，在我的内部有一个活生生的女人，我只是另一个女人——一个陌生女人的裙子。

我无法容忍这件事情，我的醋意在上升。后来我醋意大发，我嫉妒我身体里的女人，我想抓住她，攻击她，杀死她。但我们之间有一段无法逾越的距离，我根本触及不到她，那个男人的笑声在继续，那是一种无法抑制的笑声。我再看着眼前，那个男人已经消失了，是我母亲在那里，我感觉她从开始就在那里。

母亲离开后，黛莉亚不必继续活在母亲身为女性的阴影之下，但同时她也失去了对此前埋葬于地下的记忆的庇护——她无法将城市的不公迁怒于其他人了。

现在，如果她想重新找回自我（ego），她需要脱下男性化的服饰，需要理解母亲如何不需要衣服的庇护去直面一切，包括死亡。

比起几次穿上母亲衣物的场景，另一处值得关注的场景是温泉。费兰特在给导演的回信里解读黛莉亚和安东尼奥在温泉的场景，“黛莉亚的身体无法突破一种状态，她和母亲性感的女性形象截然相反...这个场景呈现她身体的欲望和厌恶，她作为女人的痛苦。”

阿玛利亚最后的生命也是漂浮在水面上的。如果说地下是被篡改的童年，高处的电梯是青春的庇护所，水面则事关赤裸的生命本身。地下室穿上母亲的外套更像是仪式的完成，而温泉内场景的转移——从被动到主动，光影从阴郁到明亮——是真正“成为自己”的开始。

正是在那之后，黛莉亚开始重新接纳自己的女性身份，她把樱桃当作耳饰，她独自乘车，独自面对父亲......

波伏瓦说，做（being）自己并不意味着从出生到死亡做同一个自己，而是以一种不可逆转的方式“成为（becoming）”自己的过程。《八月处子》便着重呈现女性“成为自己”的过程，一个相似的场景是女主角伊娃原本在泳衣外披着红色外套（近乎张扬的性别隐喻），随着被友人捉弄地抛入水中，她干脆脱去外套，自在地漂浮于水面之上，她仰面自语，“成为我们自己”。

伊娃通过探索月经与自然的关系理解自身，即通过向内的方式孕育自我（在第一次主动和陌生男性发生关系时，她喃喃自语“我想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我怀孕了”）；与之不同，身处男权笼罩的那不勒斯，黛莉亚需要借助母亲的衣服实现这种“becoming”的过程，她需要一种温和的方式与过去和解，更需要让过去的经历成为一种力量——像费兰特自己最满意的小说最后一句，“阿玛利亚存在过，我就是阿玛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