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路

这几日闹得沸沸扬扬的“明星考编”事件最终随着四字弟弟宣布放弃入职国家话剧而逐渐撤下热搜，而关于“小镇做题家”的讨论依旧不绝于耳。

“知识改变命运”、“高考是最公平的竞争”是多少出身小镇的学子们曾经笃定的信条，他们不顾一切地苦读、刷题，以为迈过高考这个门槛，便可鲤鱼跃龙门，实现阶层跨越和人生理想。

而现实却给了他们狠狠一记耳光，无需毕业进入社会，仅在大学校园里，那些来自大城市同学的学习方法、以及自身的谈吐、认知和眼界就已经足够把他们按在地上狠狠摩擦了。而这些分数以外的东西，短期内是无法通过学习和努力弥补的，因为这是大城市孩子所受的教育和所处的家庭给予的天然优势。

有句话说，“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

看似“小镇做题家”终于达成心愿步入了“小资”生活，然而两者喝咖啡的姿态、心态和对咖啡的品评却截然不同。

归根结底，这是贫富差异、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思想认知局限等社会宏观因素与家庭个体原因共同作用所导致的严重后遗症。而“明星考编”事件正是触动了“小镇做题家”的这根敏感神经。他们一直在努力寻找出路，却发现仅凭一己之力怎么也跑不赢那些“带资进组”的“优越者”。

郑琼导演的纪录片《出·路》记录了三个来自不同城市，不同阶层的年轻人，6年的成长经历和重要的人生选择。

其中来自湖北城镇的徐佳就是典型的“小镇做题家”，他两次复读、三次高考，终于考上了理想大学，可却迷失在对未来的规划当中。而来自甘肃山沟赤贫家庭的马百娟和中产家庭出身的袁晗寒两人虽处境千差万别，但面临的问题却都决定着各自的未来与前途，同等紧要。

三人的背景条件到底是如何影响他们的求学成长以及一步步将他们推向各自的选择的？正是这部纪录片要和我们探讨的问题。

出·路 (2017)

导演: 郑琼

生而为人，我很抱歉

导演将三个年轻人的学习、成长经历交叉剪辑，没有刻意对比，但很多网友在看完片子以后纷纷发出了“人与人的差距比人与狗的差距还大”的感叹。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出生在甘肃大山里的孩子马百娟，全家住在窑洞里，一家四口全年开销（2008年）不超过50元，吃饭是糊糊或者白水泡馍馍。除了上学，马百娟每天还要从井里打水、喂猪、做饭以及农忙时帮家里收糜谷。

12岁了，马百娟才上小学二年纪，这个年龄在城市里至少也应该是个初中生了。尽管如此，她依然很感激这个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

在崎岖漫长的上学路上，我们可以看到马百娟穿着艳丽的衣服孤零零地奔走。她不协调地摆动双手，兴高采烈的样子像极了终于吃到蜜糖的孩子。

马百娟的梦想也很质朴“我以后要去北京上大学，上了大学后要去打工挣钱。我要一个月挣1000块钱...”

看到这里也许有人会嘲笑她的梦想，就像当年我们嘲笑“井底之蛙”和“燕雀”一样。但其实井底之蛙和燕雀又有什么错呢？他们站在自己的位置，穷极想象才制定了当日的梦想。

就像马百娟这样一个买4本作业本都需要摩挲着手里的纸币一毛一毛去数的孩子，成长在一个全家一年开销才不过50元的家庭，对月薪过万又能有什么认知和概念呢？大概相当于我们对元宇宙未来的发展还处于一片茫然的想象吧~

很多时候我们嘲笑别人的狭隘或者高傲，只不过是一厢情愿把别人带入了自己的位置和视角。这种评判是不公平也不合理的。

就好像影片中的袁晗寒，出生在北京中产家庭，家境殷实，生活无忧。母亲会主动帮她从美院附中办理休学，待在家里无所事事的她最大的“敌人”就是无聊，只有通过胡同口写生、看电影甚至开酒吧来打发无聊的时间。

袁晗寒说，“我没有想过我以后的生活，想要做在哪一个阶层的人，反正不会饿死就行了，而没有人会被饿死的，如果你不想饿死，你是不会被饿死的，如果你想饿死，就算你再富有，你还是会饿死的。”

有人说这番言论是一种“何不食肉糜”的无知优越感。

实则不然，袁晗寒只是代表她自己。

她只是站在自己所拥有的物质和认知之上去感叹生活。因为家族的积累，他们早已远离“挨饿”的生活，经济基础也早已不是困扰他们生活的要素，而如何有品质有价值地活着才是。

对比之下，马百娟和袁晗寒似乎生活在两个极端，她们无法想象对方的存在。

而处在中间状态的城镇青年徐佳似乎更能代表我们普通的大多数。

他没有丰富的物质生活，背负着家庭负担，但起码不必为吃穿发愁，还可以得到父母的支持通过读书这条路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和追求。

有压力也有动力，这是每个普通人的生存状态。

马百娟、徐佳、袁晗寒或许就是社会的三个分层。

每个阶层都希望通过自身努力而晋升到更高的层次。但我们必须承认赤贫以及阶层壁垒的存在，凭一己之力突围实属不易。

但，依然没有人愿意轻易放弃生活。

生而为人，我很抱歉。这不是我预料的贫穷，也不是我精心选择的人生。

来自父辈的羁绊

在一个家庭中，父母的观念和认知往往决定了孩子的未来和发展。

在这三组家庭中，家长对读书有着不同的观念和看法。

马百娟爸爸的想法应该是大多数相对落后的偏远农村父母的普遍观点，认为“女娃就是找个对象，靠女婿就是出路”。但也并非完全否认读书的用处，多少还是会让孩子读点书，够用就好了。

影片开头，我们可以看出马百娟对于读书从内心所散发出的渴望。

她在上学路上颂诗，认真听老师讲课、做作业，在山头画画，她无时无刻不在憧憬着未来，她有多渴望走出大山就有多渴望读书。

就像影片开头她朗诵的那首儿童诗《云儿哪里去了》：

“我想知道，云儿去了哪里；我想知道，风儿在说什么；我想知道，天上为什么下雨；我想知道，什么藏在海底；我想知道，鸟儿怎样飞翔；我想知道，鱼儿怎样呼吸；我想知道，花儿怎样开放；我想知道，世界为什么这样神奇。”

带着浓重口音的朗读听起来没有那么美好和诗意，但是这首诗却为马百娟添上了想象的翅膀。

她急切地想要搞清楚这个世界是怎样运作的？大山之外除了云雨、鸟儿、大海，还有什么新奇玩意儿？

尽管在学习上一直不得窍门，

但她依旧在坚持，即使是用最笨的方法。

她的努力和渴望还是抵不过父亲的“一声令下”。

全家后来搬迁至宁夏，生活环境有了很大改善，马百娟的父亲不愿让女儿再费事去读书上学，16岁便安排她嫁给了表哥。

哥哥带着马百娟办理退学手续时，马百娟不愿进去，老师亦百般挽留，但结局没有改变。

在这样的偏远山区，父亲的话犹如圣旨，温顺的马百娟终究过上了父亲为她预设的生活。

徐佳接连两次没能考上理想的大学，他不甘心，顶着压力又一次选择了复读。

对此，收入拮据的母亲没有敦促他尽快打一份工补贴家用，而是选择了支持，“已经成这样子了，那也不在乎这一年了，那就再赌一年了。”

在城镇打工的母亲，应该是见过不少高考改变命运的成功案例。

另外，在母亲眼里，也许也认为女孩的出路是嫁人，但男孩的出路一定是“考学”，因为他将来是家庭的顶梁柱。

母亲的支持让徐佳更加笃定自己的选择。

第三次高考，他成功了！

接下来是顺理成章地读大学、找工作、成家立业。

徐佳的成长与蜕变可以说是每一个普通家庭孩子的范本。

袁晗寒的母亲很酷，直接一个电话告知闺女她被办理了休学，卷铺盖卷回家吧。

经济自由，便有足够的选择，就会发现教育并不是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高考也并非所有人的必经之路。袁晗寒的母亲给了女儿选择的空间，袁晗寒也不负所望，解放天性，任由自己满世界“瞎逛”，看看环境缺少什么，再为未来做打算。

在影片尾声时，23岁的袁晗寒终于找到了自己心目中的那片“空缺”，创建了“艺术投资公司”，成为一名年轻的企业家。

“选择”是一种特权

我们在新闻上经常看到某山村小学又走了几个老师，某市学区房被炒到了几十万一平米。

说到底，教育资源本质上也是一种商品，有购买力的家庭才有权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

马百娟的小学，全校一共只有2名老师、5个学生。

老师的教学方式传统而刻板，没有任何趣味性和拓展性，教学质量和竞争力不言而喻。

这里并非指责老师不好，而是偏远山区贫乏的教育资源便是如此。

在城镇中成长起来的徐佳在读书的过程中清楚地认识到“每个人的命运都是不一样的，很多东西都是不公平的，但这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我现在接受这种不公平的存在，但是我会努力去改变这个现状。”

这种不公平在于个人的出身，在于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在于未来发展将受到的种种限制。

为了对抗这种不公平，小镇青年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和成本，才能达到资源优渥的城市孩子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得到的东西。比如稳定的工作、在城市落脚的资格。

影片中有一组镜头切换令人唏嘘，一边是徐佳找工作时屡屡碰壁、落寞孤单的背影，一边是袁晗寒在德国留学时无忧无虑的笑脸。年龄相差无几的俩人，因为家庭环境、教育背景、社会资源的差异，对待生活和世界的方式和态度正在逐渐走向两端。

选择从来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

而是财富、声望、能力...累计到一定程度的特权。

优质教育资源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对家庭购买力的的检验。

影片结尾耐人寻味，在袁晗寒关于“机会和选择”的解读中，是三个主人公生活现状的交叉剪辑：袁晗寒在快速行驶的地铁上、飞机上，继续寻找自己人生的方向；徐佳成家立业，过上了还算满意的城市生活；而马百娟终于还是滑出了自己12岁时规划的人生轨迹，不自觉中迈进了祖祖辈辈命运的沟壕。

袁晗寒说，“我没有办法选择要出生在我现在的家庭里，所以这都是一个我不能选择的事情。这个事情它不是机会...”或许有人觉得这个出生在中产家庭的小妮子在无痛呻吟，其实并没有。

人的出生的确不是按照个人意愿来分配的。

但它却是你人生最大的底牌，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你接受教育的程度、结识的圈子、从事的职业，以至你人生所能达到的高度。而这种高度，或许是已经走出城镇的徐佳子孙再奋斗三五代也无法企及的，而马百娟之流甚至都不具备这个想象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