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
导演您好，我觉得《出·路》在“提出问题”上做得非常的好，但并不太涉及“解决问题”的方面，请问您对这个片子所反映出的这些问题，它的解决，有没有什么想法？还有这个片子您要用什么方式发行，会遇到审查上的问题吗？
A
一部电影的功能是比较有限的，如果提出的问题能被注意到就很不错了。解决问题，对我而言，可能不是作为一个导演要做的工作。
这部影片交给大象点映在发行，在交给大象点映之前就已经拿到公映许可证了。在审查上没有特别难的问题。
Q
大家可能会可惜马没能“改变命运”，许佳算是成功了，袁那种追求已经很高级了，她可能仍在寻求答案中，那么出路是指什么呢，物质生活？精神境界？
A
可能要补充的是，马斯洛的自我实现之后还有一个self mission,对我而言，所谓的出路，就是每个人找到自己在地上的使命，并努力去完成它。
Q
影片中真正因为高考这条貌似的“出路”而找到所谓出路的其实只有徐佳一人，且也是在不断挫败与坚持中得来的，这或许不是所有人“出路”。那么您在拍摄这部作品时，是否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并有想过如何去呈现吗?
A
《出路》里并没有特别强调三个人代表的城乡、阶层的对抗性。影片超越了对抗，让观众看到了城乡以及不同阶层各自有各自的困境。这个对抗的消弥，一方面源于三种生活的隔离，也是导演三种生活经历的自身整合与超越。
电影名字叫《出路》，我个人觉得，并不简单地在讨论高考是不是年轻人的出路问题。更展开地讲，对导演而言，出路不仅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心灵的；出路不只是外在的，更是内在的；出路不只是社会的，更是自我的。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我觉得三个主角并没有找到真正的出路。
面对生存、家庭责任和自我的困境，马百娟的卑怯、徐佳的单调（我想不好哪个词更好，空洞？乏趣？）、袁晗寒的空虚，表明他们并没有找到那个让他们笃定平和的内在的支撑——那个我之所以为我的自知、自觉、自信与自足。
我在拍徐佳的时候，徐佳也问过我：“为什么你要拍？”我说：“我想把所有小地方的人为命运改变所做的努力呈现出来。”这是我当时很重要的一个初衷。另外，这三个人的故事在中国太普遍了，每个人背后都可以有一堆人对号入座，可是他们却完全没可能在现实中产生交集，我很想把他们放在一个画框里来讲一个故事。
导致他们出路不同的背后有很多的问题，很难单个的认为这是体制的问题或者教育的问题，我比较愿意去看，作为每一个个体，你在里面可以做什么，因为你并没有办法在瞬间里让一个体制或机构有颠覆性的改变。
我觉得这种单一的价值体系对每一个个体都是一种伤害。作为一个表达者来讲，我要去反省这件事情，整个社会价值观都是这样的，我是不是也要去遵循这样的价值观，我是不是可以重新去思考我自己的价值观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这也许是我们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去做的事情。我们不可能通过一次运动或者一部电影去立刻改变一些社会不公的状态，但是至少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在自己的内心里对自己有一些小小的自省，小小的调整，小小的改变。如果你不去做这种所谓主流价值观的追随者，不去为我们不认同不喜欢的东西添砖加瓦，或许你会对自己对“马百娟们”有另外一种态度。
如果每一个个体生命都能活出自己在这世上的真正使命，大家不都在一个所谓公认的框架里过一个他人设定的人生，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改变，比改变社会要有价值得多。
Q
这三个不同阶层的代表人物，您是先认识他们在先，还是您觉得您的创作需要找这三个典型的人物，再去寻找的呢？
A
一直记得Filmtransit的Jan,谈到为什么要做纪录片时说的话，他说
每个做纪录片的人在拍片前要自问3 个”WHY”:
1. WHY DO? --- 为什么要做这个纪录片？
2. WHY ME? --- 为什么是我来做这个纪录片？
3. WHY NOW? --- 为什么是现在来做这个纪录片？
也还记得台湾纪录片导演曾文珍在面对中国观众提问时的回答，发问的是一位前CCTV编导，她问文珍，我在做一个什么什么，你觉得有市场吗？ 文珍回答说，我不知道。 然后对方又问，那你为什么做纪录片？文珍回答：因为有感动啊。
也还记得荷兰纪录片导演卢福阳的分享，他说，是故事来找你，不是你要去讲一个故事，故事在那里，你足够安静，足够敏感，你就会被感动、触动或者刺痛，你的内心焦躁不安，然后你开始做功课，绞尽脑汁找到合适的电影语言，把这个故事表达出来。
所有的纪录片都是“有计划的艺术”，没有随意一说。
Q
您理解的心灵出路是什么？
A
我觉得这些界限或者框架还是有可能打破，要靠你自己去打破，你是要选择去顺应这个社会所谓主流的成功学价值观，还是要活出真正的自己。我觉得上帝对每一个生命都有预设的，你跟其他人是不一样的，这需要你经历很多，去寻找自己的精神资源。
当你能够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真正独特的价值观或价值体系，那种跟磐石一样的信仰层面的东西，你才可以或者有能力对抗这个社会中那些坚硬的东西。
把马百娟一家要钱的情节放进去，想说的是，贫穷并不代表天然就附着了道德优势，在我以一个个人方式在中国当下的社会体系中是，我也是一个弱势人群，但是弱势群体之间也并不天然就会相互体贴相互扶持。
Q
拍摄过程中您怎么把握与片中人物的关系？处成朋友还是保持疏离？您有没有干预过故事发展？
A
诚实、自然相处。 我不知道什么叫干预故事发展。纪录片或者电影从来就是主观的，没有客观一说，从我选择拍摄对象，到拍摄期间，再到后期剪辑，每一个环节都是主观意识在起作用。我从来都不认为有客观的纪录片。
Q
高考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您能花这么长时间拍摄三个孩子走在这独木桥上的情景，您有没有想到过公映之后的会有什么样的反响？您希望达到一个怎样的效果？
A
我没有想到影片会通过审查，会进入影院，所有没有任何期待。
Q
片中那个小女孩父亲后来拒绝拍摄，这中间是否有过协商挣扎？您觉得这样的家庭，是否值得被捐助获得“出路”？
A
我不觉得我关注的是边缘人群，我觉得这三个人都是我自己的一部分，每个人背后都有很深厚的人群。
关于捐助，我的想法是，第一，对方是否需要捐助，第二，对方是否提出来希望捐助。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单方的“好意”有可能是一个一厢情愿的“迷思”。
如果一个人并没有提出来需要你的帮助，特别是物质上的帮助，我没有理由、义务去自以为是地“感觉站在一个比对方更高的位置”来“试图帮助或者拯救对方”，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权力，同时也没有被对方授予这样的权力。
还有，我觉得，不是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钱也从来不是解决任何问题的答案。
Q
就您个人角度而言，您觉得徐佳通过自己的努力真的会改变自己的阶层吗？
A
我不知道徐佳是不是跟你想的一样，希望改变自己的所谓阶层，如果是，那可能需要徐佳自己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的认为是，这个阶层是谁定义的，是怎么定义的，为什么这个定义对你很重要，或者一个人的人生或者生命需要因为这样的定义吗？
Q
下一部片子是关于什么的？我们需要多久才能看到？
A
我在准备一部盲人的片子，还没有找到钱，但是很希望今年下半年能开始一次拍摄。所以现在还不知道下一步会是什么样的。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去哪里--这可能是我们每一个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需要去问自己的根本问题。
每一部影片都有自己的生命，我觉得对于《出路》，我已经做完我能做的，大象点映也在很专业地做他们能做的事情。我没有什么期待。
感谢我的上帝，我是基督徒，我找到了我的信仰，我在努力活出上帝让我活出的样子。
每一个看这部影片时，都会带着自己的经验和经历，每一个人看到的东西都不一样。我很高兴有这么多人看到它，也很感恩发起人做的努力。（——郑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