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

注：本文是北京大学2022-2023学年秋季学期《影片精读》课程期末作业，纪念尹静姬女士。感谢树哥和洋姐的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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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性建构与悲剧书写——以李沧东《诗》为例

如果说韩国电影新浪潮标志着韩国电影的全面崛起，那么在这一轮浪潮之中李沧东无疑是最为引人瞩目的导演之一。有别于所谓“韩国五虎”中的其他四位导演——奉俊昊、朴赞郁、金基德、洪尚秀——李沧东始终保持着对今日世界的高度观照以及强烈的人文情怀。这种知识分子式的自觉及其作家出身的背景共同成就了其影片独树一帜的、高度个人化的现实主义风格和文学气质。

《诗》是李沧东于2010年出品的第五部长片作品，前承“绿色三部曲”（《绿鱼》、《薄荷糖》、《绿洲》）和《密阳》，后启《燃烧》。从影二十余年，拍摄六部长片或许算不上高产，但却部部堪称经典之作。同时，李沧东也凭借本片斩获第63届戛纳电影节最佳编剧奖，并在同年的韩国大钟奖独领风骚。应该说此片收获了相当大范围内的认可与推崇，这与本片在创作中所展现的诗性建构与悲剧书写不无关联。

诗性建构

作家出身的李沧东直到人生的第四十三个年头才开始进入电影行业。在此之前，他的中短篇小说集《烧纸》和《鹿川有许多粪》已取得不俗的文学成就。如果将他的文学作品与电影作品进行文本对比，我们不难发现李沧东对待小说和影片都秉持着某种创作方法论上的一致和连续，即以一种批判的姿态介入现实。而略有不同的是，相比于小说，在电影中这种介入似乎更加克制和蕴藉，具体到《诗》而言，影片几乎全程提供客观视点镜头，并在叙事策略上采取与人物保持一定距离的方式展开情节。

影片的剧情可以大致分为两条线索，分别是由尹静姬饰演的女主人公杨美子写诗和为犯下性侵犯罪行的外孙赎罪。“写诗”线与“赎罪”线交织并行，在结尾外孙被朴警官带走、杨美子最终完成她的第一首诗《Agnes之歌》处合二为一。“被遗忘的诗”与“被亵渎的生命”之间强烈的互文关系共同展示着杨美子的巨大矛盾与挣扎，同时也是影片诗性建构的文本基础。

路易·德吕克说：“电影应该是诗，是用一个个镜头写成的诗。”[ 袁玉琴等：《电影文化诗学》，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页]有别于西奥·安哲罗普洛斯的《雾中风景》或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乡愁》这类由影像空间本身结构为表意元素并形成叙事节奏的“诗电影”不同，《诗》将“写诗”这一驱动女主的行动作为牵引剧情发展的重要脉络，是典型的社会情节剧。影片中五次出现杨美子笔记本上所记录的文字，每一次都是杨美子留心观察的所感与所得，亦是自己生命状态的真实写照。正如片中台词所说，写诗便是寻找美的过程，作为一名独自赡养外孙的拮据老年女性，杨美子对诗意生活的追求成为解释这个角色行动的基本逻辑，亦使得本片始终呈现着一种对诗意的感召。

当谈论李沧东的电影时，高超的文本创作往往首先被讨论。然而其作品中工巧的视听设计毋庸置疑也是构成影片独特气质的重要一环，李沧东是优秀的电影语言使用者。在《诗》中，李沧东采用大量的手持镜头与中景、全景镜头，为观者提供了一种真实而疏离的凝视视角。手持镜头所营造的不确定感集中强化了镜头之下的现实主义美学追求。作为巴赞纪实美学的践行者，李沧东曾言：“我宁愿关注现实，而不是忘记现实。”[ 李沧东：《我的电影宁愿关注现实而不是忘记现实》，http://yule.sohu.com/20071204/n253798557.shtml]在影像世界中构建一种“真实”，逼近生活原貌正是李沧东作品的诗性哲学之一。此外，空镜的恰当使用为影片提供了留白况味，比如杨美子在树下静坐并与路人交谈的场景后，镜头切到仰拍的树叶与树叶空隙间洒下的阳光，原始的色彩冲击之下更是对杨美子诗意灵魂的映照。

值得关注的是，河流作为本片的重要意象在片头和片尾呼应出现。影片伊始，镜头在江水之上缓缓抬升，白色大桥进入全景画面，随后在桥边嬉戏的孩子们发现河中漂流的受害女学生尸体，这是她生命的终点；而到了影片结尾，当杨美最终完成了如泣如诉的《Agnes之歌》，画外响起她的声音并被受害女学生的声音接续，二人共同完成了对诗歌的诠释，寓示着她们的生命也在此刻紧紧连结、共鸣。在受害女学生的转身特写之后，全片的最后一个镜头再次回到河流之上，并在缓缓下摇中收束影片。这样的处理不仅突出影片结构上的张力，更在尾声处留下更多思考以提示观者寻找答案：杨美子是否选择在桥上投河自尽？与此同时，通向远方的“河流”在人类文明中本身便携带着生命的始终、轮回与无穷，这种意象的选取与《薄荷糖》中徐徐前行的列车一脉相承，但却隐约存在着由携带社会属性向体认超验生命观念的转变。《Agnes之歌》的出现最终完整地实现了本片在形式和内容上的诗性建构，也将迸发出的强烈情感推至最高点。

悲剧书写

李沧东的所有作品都带有浓厚的悲剧倾向。他的小说多以民主化进程中的韩国底层人、边缘人为叙事主体，并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和批判现实主义色彩。在《为了大家的安全》、《祭奠》、《一头有心事的骡子》等短篇中都可以找到《诗》的影子。相对于文学作品，李沧东的影片语气则更显温情。和“绿色三部曲”中三位男性主人公建构在男权逻辑之上的生命经验不同，《诗》将叙事中心转移到杨美子这样一个老年女性身上，性别意象、社会空间和文化语境共同完成了多重身份的建构，同时为影片内置了对强势叙事话语权的反垄断。而相较于《密阳》中对父权与宗教的横眉冷对以及女主人公申爱的自我毁灭，《诗》则不再集中讨论这种社会暴力机制的形成，而是以更加冷静甚至“迟滞”的表情集中关注杨美子的道德困境，并最终达成一种交流、一种指引、一种召唤。

影片的女主人公杨美子是一个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个体，而“遗忘”正是本片最重要的叙事元素。作为一个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年女性，她并没有停止对诗意生活的憧憬与追求，每天精心打扮，喜欢观察花草，并坚持学习写诗。她似乎天然拥有简单纯粹的灵魂，尽管这种追求显得有些“幼稚”。然而遗忘却成了她生命的注脚，在独自探访受害女学生家时，竟然在美好的田园风光里全然忘记了自己的“使命”，与受害女学生母亲的攀谈与互相祝福成了本片最美好的段落，而随后的再次见面将尴尬无限放大，二人之间短暂的精神共鸣也灰飞烟灭，令人唏嘘。值得关注的是，尽管美子连“钱包”的名字都不记得，但却能在学诗班上讲述自己儿时的故事，含泪回忆姐姐曾多么疼爱自己。“遗忘”之疾正是李沧东在片中所设置的最核心的命题与对现实世界的侧写，似乎在向我们观者、窥视者无时无刻提示着：今日之世界、今日之社会，究竟在遗忘什么？又有什么不该被遗忘？

性隐喻也是李沧东庞大的符号系统中最常用的元素之一，他经常在作品中描绘那些“不正常”的性爱场景。在“写诗”和“赎罪”两条叙事脉络的相互勾连中，禁忌之“性”都作为重要的驱动出现。未成年的外孙犯下强奸少女之罪，杨美子起先愤怒质问外孙“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却未得到外孙的回应；在死亡少女的追悼会上，杨美子偷走了少女的照片并放在自家餐桌上有意向外孙展示，然而外孙却不为所动。在践踏他人生命的罪恶面前，外孙的毫不悔过成为杨美子痛苦与绝望的来源。而为了替外孙赎罪，杨美子选择与部长发生关系，并以此为由索要了五百万赔偿金。在这里，李沧东大胆使用了老年人的性爱场景，在本片为数不多的特写镜头中，杨美子泪眼婆娑的表情下是内心巨大的挣扎。作为诗人，她必须拥有精神的主动权才能完成诗歌的创作，然而此时她选择交出身体的主动权，以牺牲自我的完整与对女性生命的又一次践踏为代价实现救赎，这种极具悲剧色彩的冲突也为杨美子最终的毁灭提供了完整的动力机制和情感基础。

杨美子的“格格不入”在许多喃喃自语式的声音空间中显影，这种间离与受阻亦成为解释人物悲剧命运的关键信息。她不被理解的同时被迫接受着人们的无趣、淡漠、迟钝、残忍。在学诗班的最后一节课上，只有杨美子自己一人完成了写诗的任务，同时为老师留下一束花，这与其他人的漫不经心形成强烈的反差；在读诗会上，朴警官每次的低俗笑话令她不解：人们追求的究竟是诗意与美，还是仅一时的消遣与附庸风雅？而面对六名中学生对一个无辜少女所犯下的深重罪孽，几位男家长的全部心思只在于各方打点、息事宁人，却毫无忏悔与痛心。在他们与杨美子的第一次见面最后，固定镜头的画面里五位正在商议的男家长出现在窗内的前景，而杨美子则出现在窗外的后景之中独自赏花，并写下“如血的鸡冠花”，这处双关的运用不无冷酷与讽刺。从这个角度出发，杨美子固然矛盾，然而她又是相当自洽的，这样的逻辑价值链条最终在《Agnes之歌》实现闭环，杨美子选择以通向毁灭的方式完成自我救赎。

结语

李沧东认为“每个电影人都该有自己对生命和人生的看法，电影的本质其实就是生活，但电影是体现真实的艺术，电影必须去寻找被生活隐藏的事实”。[ 李沧东：《我的电影宁愿关注现实而不是忘记现实》，http://yule.sohu.com/20071204/n253798557.shtml]在艺术实践上，李沧东一以贯之地思考今日世界，思考在特定社会情境中边缘人群的精神困境与生存现实。他的作品始终是现实的渐近线。而由于在2003年曾任韩国文化观光部部长的特殊经历，他在2009年担任戛纳电影节评委期间得知韩国前总统卢武铉坠崖自杀的消息后悲痛万分，并直言《诗》是献给卢武铉——这位昔日的伯乐、知音、挚友——的悼念之作。或许也可以说，《诗》是对千禧年以来的韩国社会、韩国文化的总结，它反复叩问、持续反思，却依然留存着温情的弧光。在《诗》的诗性建构与悲剧书写之后，是李沧东始终试图在作品中追问和处理的命题：人应该以何种姿态面对痛苦，又该以何种方式实现救赎？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个体的生命际遇与历史进程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或许正如影片所召唤的那样：在触及与体认中，在对自我的确认和对诗意价值的追求中，完成抵达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