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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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终结于一场婚礼：法布里奇奥和那个“单纯”的女孩结婚了；喜庆的现场吉娜流着泪吻着那些孩子；老人和孩子、男人和女人都在自己既定的生活轨道里——法布里奇奥说：“意识形态就是假期。”吉娜说：“现在是结束的时候。”当他们完整地拥有了一种现实的秩序，是完成了一场走向新世界的革命？还是解构了一次没有暴力出现的虚构革命？

而在回归现有秩序的婚礼之外，为什么凯撒还在给孩子们讲解《白鲸》？一个呼唤自由的人，一个批判法西斯的人，一个在“解放日”书写着意大利革命历史的人，是不是在现场之外还在构建着革命？两种场景被分隔开来，是“革命前夕”的迷失和革命之中的持续，未来将走向哪里？秩序怎么建立？在一个被终结的电影里，其实革命也成为了一个没有答案的词：它已经发生，它正在发生，它将要发生，而其实，它似乎永远没有发生，因为，“响起的钟声飘荡过整个过城市，他们睡得很熟。”

“他们睡得很熟，这真是一个丑闻。”字幕写在那里：“许多事情注定得发生，我注定得承受痛苦，你注定得饱受折磨。我存在是因为你的存在，现在我很安定，扎根在了一个地方。但我感觉自己再也不存在了。”法布里奇奥的开场白，在距离那场婚礼还遥遥无期的时候，他说到了“我”，说到了“你”，说到了存在，一种人称的关联只趋向于建立“我们”的关系：是因为我承受了痛苦，所以你必须饱受折磨；是因为你存在，所以我存在，但是，当“我感觉自己再也不存在了”，那个你是不是也早已经不存在了？“我们”其实从来没有机会结合在一起，就像最后在威尔第的歌剧《麦克白》演出的仪式现场，吉娜坐在底下的座位上，法布里奇奥和未婚妻坐在上面的包厢了，他们的眼神交汇在那里，但根本不是建立“我们”的一种形式——当法布里奇奥再次寻找吉娜的时候，座位上已经空空如也；当他也离开包厢，在大厅里遇到了吉娜，“她是我需要的单纯。”法布里奇奥说，而吉娜却对他说：“我讨厌威尔第。”需要和讨厌已经将他们分开成彼此独立的“我”和“你”；即使法布里奇奥问吉娜：“你比人个人都理解我，你现在还爱我吗？”在一个不需要答案的世界里，“我们”注定会成为分道而行的人。

许多事情注定要发生，但是在革命前夕，“我们”早就变成了熟睡的“他们”，变成了丑闻中的他们，甚至这个“他们”在一个人辗转反侧、一个人孤枕难眠中也被解构成彼此没有关联的个体，熟睡而假装醒来，即使遮盖了丑闻，也再也听不到响起的钟声，如此，“革命”也再也不会发生，“我认为自己经历了多年革命，在革命之前我就经历了很多，因为这总是在革命之前。”革命前夕，不是等待革命，不是需要革命，而是在革命到来之前，“我们”已经不存在了，“他们”早已经在丑闻式的熟睡中，整个世界或许只有凯撒还在那里讲述者革命英雄主义的《白鲸》，还在期待着一场轰轰烈烈的暴力革命。

为什么会熟睡？为什么不会醒来？为什么不会成为“我们”？塔列朗的引语似乎解析了为什么革命会在革命前夕覆灭，“那些没有生活在革命爆发前的那个年代的人，无法理解生活是多么甜蜜。”革命前夕，只有生活在这个时代，才会感觉到生活的甜蜜——这是一个悖论，当生活得如此甜蜜，怎么还需要革命？既然不需要革命，革命前夕的时代就是历史中的一个虚位，它不提供革命的必然性意义。法布里奇奥是生活甜蜜的男人？吉娜是生活甜蜜的女人？“我们”是生活甜蜜的男人和女人？在“意识形态只是假期”的世界里，在革命前夕放弃革命或许就是一种甜蜜的生活，所以熟睡而听不到钟声，所以在没有暴力的现实中走向一场婚礼，所以在爱情还存在的时候分道而行。

但是，在革命前夕，他们却感受到了一种死亡，法布里奇奥的朋友阿戈斯蒂诺无疑是需要革命的人，无疑是不熟睡的人，他被学校开除，他离家出走，他骑着自行车，摔倒在那里，“这一次是为了我父亲。”再次摔倒，“这一次是为了我母亲。”第三次摔倒，“这一次是为了我。”摔倒就像是行为艺术，他是想要和这个让他痛苦和备受折磨的世界告别，所以在那条河流里，“这是我第一次游泳”的他在冷水中死去，当这一种死亡被命名为“自杀”，是不是一个无产者的行为艺术？“我和自己斗争，我只能逃避。”逃避而选择自杀，是另一个自己杀死了自己，也是自己想要杀死活在革命前夕的这个时代，以及活在甜蜜生活中的人。他骑着自行车，法布里奇奥说：“我的父母是个贼，他们是愚蠢的人。”阿戈斯蒂诺问他：“你有什么资格评判他人？”

阿戈斯蒂诺死了，在连续三次摔跤而以行为艺术的方式杀死了自己，是走向了和法布里奇奥相反的路，不评判他人，却以自死的方式评判了自己。而法布里奇奥呢？似乎永远在评判他人的行为中为自己辩护。而吉娜呢？一个“传播思想、玩三角关系、一天洗三次澡”的女人，一个带着米兰时尚生活的女人，是不是也是生活在革命前夕的甜蜜中？她不像阿戈斯蒂诺是个无产者，是个自戕而寻找解脱的人，当然她也不是如法布里奇奥那样评判他人的人，“我不喜欢成年人，甚至不喜欢我自己。”她否定了自己，是因为在她看来，“只有一个办法能治愈我的痛苦，那就是别人。”她以别人为参照物寻找生活的意义，当他人成为自己的背景，当寻找他人为自己解除痛苦，这个所谓的自我也是虚无。

“吃和听到吃，像是吃了两遍。”这就是吉娜的生活，吃和听到吃，是站在自己和别人立场不同的生活，而有时候“听到吃”却解构了“吃”本身。她和法布里奇奥是一种亲戚关系，但是当这种亲戚逐渐变成所谓的爱，是不是用“别人”构筑了一个虚拟的自己——在乱伦的世界里，甜蜜一定是痛苦，选择就是逃避。她摸着自己的身体，像是“别人”在抚摸着自己，像是“别人”制造着甜蜜”；然后她吻着法布里奇奥，让他压在自己身上，是因为她在寻找一种“别人”建立的秩序，而一切都是为了逃避，“我在不属于自我的房间里，它太空了， 我感觉害怕。”只有在“别人”的世界里，她才能感觉到不害怕，才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

一个异化的资产阶级？当那个自我被否定了，那个“别人”一定会制造另外的痛苦：在阿戈斯蒂诺的葬礼上，她对法布里奇奥说：“认为死亡同时最具生命力，我常常梦见自己的死，现实太残酷了。”梦里她参加了葬礼，但是没有穿黑衣服，这是一种不在场，逃避现实进入梦境，却还是以不在场的方式看见自己的死；小女孩伊芙琳娜被父母关在楼上，吉娜看见从树上爬下来的她，伊芙琳娜对着她唱起童谣：“露西亚编织着亚麻，变成纸张见到了小丑！小丑又跳又闹。”一遍又一遍，吉娜疯狂地喊道：“停下！”但似乎无济于事，是“别人”的伊芙琳娜根本不在意她的呼喊；她找了一个富有的男人卡洛儿，被法布里奇奥看见，或者她故意让法布里奇奥看见，当法布里奇奥生气，“你现在自由了。”他说，而对于吉娜来说，无非是寻找到一个“别人”：“他对我就像对待妓女一样，他打我是对的，因为我要接受惩罚，如果发生火灾，发生战争，一切都是因为我。”一个“讨厌他们，讨厌孩子，讨厌家人”的女人，在空虚的世界里只能如此解构自我；最后她“爱上”了一个失去了私有财产的男人，男人的地产被抵押了，那个隆巴多池塘被抵押了，“他们会带着机器来到这里，这就是生命结束和幸存者开始生活的地方。”当资产阶级失去了财产，作为吉娜是不是可以在“别人”的世界里成为无产者？这一种爱的名义还是在逃避现实，还是在制造虚无。

阿戈斯蒂诺和吉娜，代表着友情和爱情？代表着自我之死和“别人”之死？那么，当法布里奇奥走在革命前夕的时候，他所想要存在的那个“你”又是谁？一个诅咒资产阶级不信耶稣人，一个说教堂成了国家无情心脏的人，一个骂父母是贼的人，一个谴责天主教扼杀了自由的人，似乎就站在了革命前夕，似乎就需要一场彻底的革命，他把阿戈斯蒂诺看成是牺牲，他把吉娜看成是自由，但是对于自己呢？永远迷失在寻找中。他和吉娜有一次看一部“电影”仿佛就是法布里奇奥生活的那个分裂世界。黑白的影像里，突然就出现了彩色的画面，而画面中的人就是法布里奇奥，他从街上走过来爬到了墙上，然后在墙上行走。观者是吉娜，一个需要“别人”解除自己痛苦的人，当她看见那彩色的世界，就如进入到和现实完全不同的世界，就如在“听到吃”的感觉中不需要吃的生活，但是在彩色世界里，法布里奇奥是制造者，也是在场者，但是这个在场却成为一种虚构：他在场，最后却从画面中失踪了；这是1962年复活节前夕，但是彩色世界里却是树叶泛黄的秋天。

为什么黑白世界会有彩色的场景？一种颠覆就是一种革命，而这种革命就是熟睡者的自我呓语，是将自己作为在场者的虚构，“你喜欢这部电影吗？”他问吉娜，就像爱上吉娜一样，法布里奇奥就是在这样的虚构中寻找革命的意义，当吉娜和卡尔罗在一起，法布里奇奥和朋友去看了一场电影：戈达尔的《女人就是女人》，一种影像化的革命实践，法布里奇奥看完之后对朋友说：“电影是一个时尚问题，时尚是一种道德问题。”他把电影看成是一种时尚，却把时尚看成是一种道德，所以他批判电影就像批判道德：“我无法忍受这些电影。”所以他批判革命，“人们盲目地接受一些东西，这让我害怕。一天的革命是没有用的，我需要一个新人，一个新世界。”所以当把革命的电影看成是道德问题，当把“意识形态”看成是假期，他只能进入到自己的那个彩色世界里，成为自我革命者。但自我革命的彩色世界又必须让他人观看，所谓的爱情，所谓的阶级，所谓的社会，所谓的宗教，在批判中才能证明一种革命性，而当这样的革命性成为自我的游戏，在革命前夕经历了诸多的革命，也其实是一种熟睡的状态。所以在法布里奇奥的革命观里，创造一种新秩序最后还是变成了“她是我需要的单纯”的小资产阶级的生活，这不是一天的革命，当然这也不是真正的革命，而对吉娜说的那句“只有你能理解我”又让自己在迷失中标注了一个看不见革命真正意义的“丑闻”。

革命前夕，有阿戈斯蒂诺作为牺牲者的自我戕害，有吉娜作为虚无主义者的自我逃避，有法布里奇奥渴望建立新秩序的自我迷失，他们都是在熟睡状态中，看见了革命的影子。但是当这一切都远离了真正革命，凯撒是不是就是一个成长起来的革命者？他用理论抨击意大利现实，他认为自己的理论不被人理解，他渴望人们找到世界的精神性意义，但是当吉娜要离开帕尔马去往米兰的时候，他跟在她的身后为她提包——当他说“人在特定环境下创造历史”，实际上他还只是一个等待者：等待者机会，等待着特定环境，在盲从的世界里，或许他只能用革命英雄主义的《白鲸》武装自己，一种文本，一种小说，何尝不是革命前夕如熟睡一样的虚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