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话

原文地址：http://www.qh505.com/blog/post/6048.html

他说：“我什么都不会说，我不说任何话。”他说：“够了，我不会说的，那就是我最后的话了。”他在说，他在说最后的话，他以拒绝说话的方式说话，他说话是为了不再说话，当说在不说中被说出，当不说在说中被终止，说与不说到底是肯定性回答，还是否定性拒绝？

他的确是在说，作为一种行为，言说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是用不说和最后的话终止这场言说，一定是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将言说置于某种不可抗拒的命令之下：他是面对着镜头，他是在镜头前说，但是又在抗拒着镜头，所以必须用不说来言说——当他成为摄像机面前的言说者，赫尔佐格的摄像机无疑成为提问者，也成为言说的命令者。这是构成问答和对话的一种机制，而且在摄像机面前，当他不停地重复自己的回答，不断用最后一句话终止言说，一个隐秘的场景是：因为摄像机和摄像机后面的人制造了回答和对话不对等的关系：言说者在说，听者却不对回答做出回答，也就是在沉默状态中，言说者只有通过不断地言说证明自己不再言说。

所以，摄像机虽然是沉默的，摄像机后面的人虽然是无声的，但是沉默和无声构筑了更大的一个言说空间，它需要面对沉默和无声的言说者不断制造言说，才能填补这种不对等关系——这是赫尔佐格故意制造的一种不对等？这是在影像世界里制造的必要困境？一台摄像机，以及摄像机后面的人，其实就构成了一种压迫机制，而赫尔佐格故意设置这样的场景，在某种意义上是引入了对社会讽刺的隐喻。在他的摄像机前面，并不只有这个里拉琴手这一个言说者，还有两个戴着墨镜的警察，还有站在海边的医生，还有其他证明他是个疯子和病人的旁人，而这些旁人在摄像机前面的言说构成了他言说的另一层语义空间，即“他说”的存在。

“他说”是警察在说，医生在说，旁人在说，他们的言说还原了他的经历：他是克里特岛最好的里拉琴手，他只弹琴，只喝酒，他从不说话；威尼斯人走了，萨拉森人走了，土耳其人走了，但是他却在岛上不走；斯皮纳龙格岛上的所有房子都成了废墟，医院也没了，他却要留下来；最后一个土耳其人逃跑时，他从悬崖上跳了下去，在岩石上留下了脚印，人们在那里建立了圣坛和小教堂；人们来这里是为了等死，那些麻风病人被带到这里就是为了死，他们有非常活跃的新生活，男人会渐渐失去手指，最后都会死去……房子成了废墟，他留了下来；这里成为麻风病人等死的地方，他留了下来；很多人都逃离了，他留了下来——这是“他说”所构筑的他的生活，是对于他自己放弃言说而进行的言说。

无疑，“他说”是一种还原，但是这种还原是不是在真实意义上抵达了他的存在本质？当赫尔佐格用“他说”构筑了一种叙说空间，他们也一样面对沉默的摄像机，一样面对无声的摄像机后面的人，但是这里一个明显的区别是：当他们在摄像机面前言说的时候，尽管也在不断重复，但是却是畅所欲言——那种重复甚至可以看成是为了让摄像机得到关于他的故事的确认。这便形成了“他说”的隐喻性意义，那就是，“他说”成为对他的一种社会性压抑，他说的人是警察，是医生，是旁人，他们的语气中充满了鄙视和不屑，警察说：“我们是从那边带走他的，我们救了他。”医生说：“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不知道他吃了什么东西，可能是蜥蜴——他肯定吃了，在我的船上吃了蜥蜴。”旁人说：“他病人，警察带走了他，逼他回归社会。”无论是警察、医生还是旁人，都把他看成是疯子、病人，也就是说，在他者的目光中，他是一个需要被带走的人，他是一个吃蜥蜴的病人，他是什么都不管的疯子，而这些角色定位，都决定了他的命运：他需要重新回到社会，在社会制度安排下远离病态。

警察和医生，无疑是社会制度的象征，而旁人作为和他一样的人，其实也无形之中成为对他进行攻击和压迫的人，所以他是孤立无援的，而他者的“他说”更是将他推向了一个被囚禁的世界里。而其实，从“他说”所反映的他，是一个追求自我的人，他喜欢拉琴，喜欢喝酒，在小酒馆里总是传出他演奏的优美琴声，也正是这种琴声，让他沉湎在自己的世界里，孤独而沉湎，便形成了一种隔绝于他者的自我世界，而自我的言说便在“他说”的社会性之外成为自我的一种表达。但是在这个被囚禁的世界里，自我言说总是微弱的，总是遭遇误解，所以用不说来说，用最后的话来终止——在这个悖论世界里，他只有用这样的方式反抗社会规则，只有用这样的言说逃离“他说”的社会性系统。

但是在摄像机面前，沉默和无声却成为了他进行自我言说的另一个机会，“我什么都不会说，我不说任何话。够了，我不会说的，那就是我最后的话了。”他制造了悖论，他逃避了规则，他像演奏里拉一样在行为艺术中，不说而说消解了意义和叙事，也消解了说话本身，在这个言说不具有任何意义的世界里，“他者”又何必成为一种压迫性的威胁？“他说”又何必成为误解性的言说？在打破怪圈的同时，“那就是我最后的话”的言说，恰好变成了摄像机面前唯一真实的话，也成为赫尔佐格对压抑性社会不再沉默的一句告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