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六四四

评分：

6.0 还行

原名：公元一六四四又名：公元1644

分类：纪录片 / 历史 / 地区：中国大陆年份：2011

简介：中国中央电视台记录频道4集高清电视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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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1-02-20

公元一六四四影评：一六四四，天命何归（一）崇帧皇帝：性格决定命运

“历史之所以为历史，就是因为它不容假设。”以后人的眼光，评价过去的事实，诚然如此！然而，不容假设的历史，本身也是一个“进行时”。正是因为这个“进行时”引发的蝴蝶效应——各种确定与不确定、偶然的与必然的、变化无常的因素与巧合的共同作用，才让它的结局显得如此惊心动魄，而又在情理之中。其间的错综复杂和风云变幻，恐怕远非本朝历史教材编写组老生常谈的所谓“历史必然性”、“唯物主义史观”所能敷衍得了的。这也是历史引人入胜的地方。

公元一六四四年，戏剧性的一年。在漫长如中国历史的岁月里，传奇故事已经屡见不鲜，但像一六四四这样变数如此之多，充满了峰回路转的年份，却也罕见。就在这一年，四个关键人物，四种命运的交织，共同创造了历史，也改写了历史。至今看来，依然让人感慨不已。

崇祯皇帝——性格决定命运

公元一六四四年，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迎来了大厦将倾的最后时刻。就在这一年春天，李自成亲率大军号称五十余万，倾巢出动，从陕西禹门渡黄河，一路势如破竹，除了在宁武关遭到激烈抵抗外，沿途其余关隘城池皆望风而降。所以，李自成仅用了一个多月就兵临城下，起义军连营数百里，把北京城围得水泄不通。而此时的京城，无兵可守，只剩下崇祯皇帝和一帮各怀鬼胎的朝臣，坐困孤城，一筹莫展。看来真的是气数已尽，再无机会了。

其实，崇祯并不是没有机会，即使是在一六四四年，历史也曾给过崇祯几次宝贵的机会。

第一个机会，是迁都南京暂避锋芒。历史上，东晋，南宋都曾迁都南方而得以存续，唐玄宗也曾逃到蜀中避乱。更何况，成祖当年迁都北京时特意留了一个后门，在南京保留了一套和北京一样的政府班子，就是为了有备无患，在发生变乱时皇帝能够从容不迫地迁都，起到临时政府的作用。此外，李自成军主力都集中在河北山西一带，张献忠则远在四川。山东，两淮，江浙诸省都没有起义军的踪迹，而且又有湖北左良玉军为策应，此时南迁，可保无虞。即便不走陆路，也可在天津坐船南下，更加快捷安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嘛。

第二个机会，是乘李自成在宁武关攻击受阻之际，赶紧内调吴三桂的三万关宁铁骑入援京师，保证首都拥有足够的防守兵力，凭借京师坚固高大的城墙，击退起义军的围攻。虽无十分胜算，也不至于完蛋得如此迅速。

可惜这两个机会，崇祯都没有把握住，这和他性格上的缺陷有莫大的关系。

我看过崇祯皇帝写的一幅字：字写得很大，笔画很粗，看上去很大气，但是笔画的间距却十分逼仄，给人一种压抑和装腔作势的感觉。“字如其人”，志大才疏，刚愎自用，用在崇祯身上，恰如其分。

在关于迁都的问题上，崇祯也不是不想迁，在最危急的关头，他一再征询内阁首辅陈演和魏藻德的意见，陈演坚决反对南迁，魏藻德始终装糊涂不表态，崇祯非常恼怒却也无可奈何，最后只得咬牙切齿地说:“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其实，从这句话里，就能看出诸臣不附和皇帝意见的原因了。

原来两年前，崇祯曾经秘密指使当时的兵部尚书陈新甲与清廷议和，由于陈新甲的家僮误将写有议和条款的密函当做塘报交给有关部门传抄，事情败露，朝中舆论哗然。崇祯害怕承担签订“卖国和约”的罪名，于是将责任全部推到陈新甲身上。谁知陈新甲不仅不愿认罪，反而自诩有功，企图把皮球踢回去。崇祯恼羞成怒，将陈新甲逮捕入狱。朝中大臣曾多方营救，出于嫁祸于人的目的，崇祯全部拒绝。当年，陈新甲终于以“私款辱国”的罪名被斩首示众。在这件事里，崇祯好谋无决，敢做不敢当，缺乏承担责任的决心和魄力的性格缺陷暴露无遗。这次在迁都问题上，崇祯故伎重演，不想承担“弃守祖宗陵寝”的罪责，又想找替罪羊顶缸，大臣们对此自然心知肚明，所以要么公然唱反调，要么装聋作哑不表态，就是不愿承担责任。既然找不到替罪羊，崇祯也只能徒唤负负，南迁之议就此夭折。第一个机会就这么丧失了。

由于在迁都问题上吵得不可开交，加之国库空虚，朝廷不能负担勤王军百万军饷的要求，所以内调关宁铁骑的计划也因此拖延。直到李自成攻破京师，崇祯上吊自杀那天，吴三桂才抵达河北丰润，离京师还有几百里之遥。第二个机会，也就这么失去了。

天无绝人之路，即便是李自成，也给了崇祯最后一次机会。实际上当时李自成并没有灭掉明朝的打算，他的思想接近于项羽，只是想当他的“西北王”，而不是皇帝。于是他提出谈判条件:只要崇祯割西北一带，让他分国而王，并犒赏军银百万两，他马上就退兵。在形势几乎绝望的情况下，这样的和谈条件，可以说是相当优惠了，也是拯救明朝最后的机会。崇祯理应接受，以便赢得喘息之机，再作打算。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直到这个时候，崇祯仍然再三征询首辅魏藻德的意见，希望魏藻德承担割地责任，而后者自然是不愿答应的。到最后，崇祯虽然气急败坏，但仍无勇气自己承担与“流贼”屈辱议和的责任，竟断然拒绝了李自成伸出的橄榄枝，简直是蠢到了不可名状的地步！

有人也许要问，崇祯杀袁崇焕时，不是挺当机立断的吗？怎么在迁都调兵议和这些问题上，反而犹豫不决，患得患失了呢？其实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当年杀袁崇焕时，由于袁崇焕秉性刚直，又杀了毛文龙，在朝中得罪了不少人，于是大奸臣周延儒，温体仁和一些太监串通起来大造声势，利用崇祯多疑苛刻的性格缺陷，使崇祯认为自己的判断正确，又得到了舆论支持，于是底气十足，“当机立断”地制造了一个大冤案。然而，当崇祯得不到官僚集团的支持，或者遇到了必须自己负责的情况时，他庸懦无能，优柔寡断的本来面目也就一下曝光了。

性格决定命运。当崇祯砍杀宫嫔，逼死皇后，自己在煤山那棵老歪脖子树上吊死的那一刻。他可曾反省过，自己性格中那些致命的缺陷，不仅会把自己引向毁灭，也将断送他的王朝最后的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