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公移山

评分：

6.0 还行

原名：Comment Yukong déplaça les montagnes又名：How Yukong Moved the Mountains

分类：纪录片 / 地区：法国年份：1976

简介：伊文思和罗丽丹的《愚公移山》是历时5年完成的长达12小时的12集系列片，记录了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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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09-10-28

愚公移山影评：冒险家的品质，艺术家的灵魂，信仰者的心脏！

追随信仰与生命的选择，与贫穷寂寞结伴而行。在这个大师逝去的年代，导演已变成一个技术性职位，那些登上高耸的巅峰，用生命和灵魂串起一座座峰峦连绵的群山的纪录片大师依然刻在我们心头。

拥有“纪录电影之父”之称的四位先驱：罗伯特.弗拉哈迪以《北方纳努克》终结探险电影的命运，挽回纪录片失落的尊严，开创了一种最为贴近纪录片本性的拍摄模式和一种记录人类生活的电影类型；狄加.维尔托夫提出电影眼睛理论，锤炼电影语言，《带摄影机的人》集先锋电影之大成，开创了纪录片的表现方法和创作模式；约翰.格里尔逊创造了“纪录片（Documentary）”这一名词，流传与世的却仅有《漂网渔船》，他把维尔托夫的先锋实验和弗拉哈迪的观察记录熔为一炉，打造纪录片的社会功能，主要成就是领导英国和加拿大的纪录片运动，培养纪录片人和创造拍摄纪录片的环境。相比之下，尤里斯.伊文思是作品数量最为丰厚，创作生命最为长久，作品风格最为丰富多变的先驱者，他的创作生涯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一直持续到80年代末，长达60年，有60多部作品面世。

“飞翔的荷兰人”的传奇名号远远不足以概括他一生的精髓。他是“电影诗人”，是最具中国气质的纪录片大师，将梦境和玄学等美学形式融入作品中，在早期拍摄了风格清新富有诗意的《桥》和《雨》。他是用影片表达思想的“国际主义战士”，把纯纪录美学形式的探索与自己所追求的理想和信仰紧密结合，“哪里有风暴我就到哪里去”，拍摄足迹遍及除南极洲以外的世界各大洲的21个国家。1937年，他先后吩咐西班牙和中国拍摄了反映战争的《西班牙土地》和《四万万人民》。他始终关注着中国，并致力于了解中国和中国古老的文化艺术。80年代后期，当世界新纪录片运动还局限于理论上开疆扩土的时候，年近九旬的老伊文思将他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深情厚爱承载在他的封镜之作《风的故事》中，也就是这部影片为他迎来了“超现实主义大师”的名号。

名号作为符号留存了下来，却淡化了艺术家的精神内涵，我们从中读不出创作者一生跋涉的艰辛，为了坚持信仰注定孤独一生，寂寞与清苦相伴，甚至与全世界所有的反对势力抗争。然而，他又一直在前行，一生都在不断地超越自我，信仰和真理的明灯在指引着他。正如同纪录片自创世纪就选择了一条贵族气质的道路：拒绝向大众趣味低头。纪录片拍摄者在最初就下定了冒风险的决心，担得起失败。历史的潮流沿着一个方向奔流，人们自以为跟准了它，可它突然改变了方向，或被一股无形的暗流所代替，演变成巨流席卷一切。在滚浪漩涡之中选定了一个方向，相信它，忠于它，为自由与尊严而战斗。作为人文关怀的探寻者，有些人走出去了，在蛮荒之地扎根长达十余年之久，人类学追溯历史的使命感使他们抵挡住了自然的严酷，牺牲了锦衣玉食的奢华生活。但，人唯有这样活着才有意义。为了信仰、真理而战。

伊文思正是这样一位战士。他反对世界上对弱势群体的欺压，倾尽全力支持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事业。这条道路的选择也决定了他一生曾被自己的祖国驱逐20余年。

《愚公移山》，就是这部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受周恩来总理所托，拍摄的反映新中国现实的鸿篇巨制，给他带来了巨大的争议，也使他10年在西方找不到工作。他却矢志不渝：“我喜欢同处在历史大动荡中的人们在一起，把摄影机投进去，使它参加运动----而不是把它藏起来----让它有自己的立场。我不从事消极的艺术，我对取悦观众不敢兴趣。”

有人把《愚公移山》与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的《中国》作对比。从拍摄姿势，角度、运动、景别所带给影片的鲜明的主观倾向性以及解说词等各个方面。后者显然是不了解中国的，这份不了解，源于他居高临下的姿势，作为一个自傲的欧洲人，他处处进行着扫荡式的西方价值展示，把中国作为一个处于劣势异域文明的邦国推到前景加以凸显和放大，以期绝对统治观众的意识和思想。安东尼奥尼是“高贵”的，永远不能与那个苦难的大众阶层融为一体，更不可能跨越意识形态和社会营垒造成的藩篱。因此我们看到他在影片中以暴雨般的解说词下的结语：“上海这个名字使人想起谋杀、吸毒和腐败。”拍摄者始终没有走入上海的人群中，近距离地观察他们，而是把自己当作至高无上的权威者俯瞰符号化的中国人群。他又怎么能理解在建国初期，中国人焕发出的在中国乃至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中都前所未有的精力和热情。他，他们，常犯这种自以为是的华丽的错误。

伊文思天生就是一个平等的观察者、倾听者和参与者。他坚信“纪录片是由拍摄者和被拍摄者共同创造的世界”。他以平等的态度、开放的精神与中国人进行交流和拍摄，也将这种平等和亲切感传达给了世界。“让人民讲话”：让中国人自己讲话，让影片中的人物自然地表现自己。改变了旧有的影片与拍摄对象之间关系冷漠，从来没有与他们进行过亲密的交流，只是一些由观光客拍下的旅行日记般的关于中国的印象的状况。

在那个时代的浪潮中，他克服了难以计数的困难，从拍摄主旋律题材得到政府、官方的支持，资金以及各方征集的问题、视听的渠道，到面对中西跨文化交流的隔阂。在拍摄中，对于陌生人原始生活和突发事件这一纪录片最富魅力之处的记录却因为有摄影机的在场而构成威胁，隐藏摄影机又涉及纪录片中最为敏感的拍摄道德问题等一系列问题。他成功了，《愚公移山》被中国电影评论家陈立评为“仅见的中国实况影片，当你在观赏时，似乎也在成长。”影片与他个人崇尚正义、自由、尊严和富于冒险的品质完美地同构在了一起。不向媚俗低头，坚持真理与信仰，俯身倾听的瞬间更让我们看到了他人性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