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两人婚后为谋生计而居无定所，加之不可避免的日常琐碎便足以活生生地扼杀她的创作灵感。当柏拉图式的艺术遇上世俗的生活，她只得每天以烘培蛋糕来替代写诗。
脏乱不堪的餐盘杂乱无序地到处堆放，烘焙失败的蛋糕，溽热湿透的衬衫，谜一样粘稠的混沌空气，连窗户布满尘埃的缝隙中都夹杂着她的焦虑。一九五七年，休斯的诗集《雨中鹰》出版，给沉寂的英国诗坛无疑注入一针强心剂，而他名声鹊起的同时也彻底搅乱了普拉斯内心最后一丝宁静，她不愿别人再称呼她“休斯太太”，而是原先的“西尔维娅·普拉斯”。也许表面上她有所成就，但实际上，内心却无不弥漫着挥之不去的顾虑以及过度的自我怀疑。
其实，她一生抑郁的基调都源于八岁时父亲的突然离世。一九五三，她就曾吞服大量的安眠药自杀未遂，继而被送往精神病院接受电击治疗。一九五八年，为了突破创作瓶颈以及摆脱隐隐浮动的忧郁症，她又来到马萨诸塞州综合医院担任精神治疗科的秘书，同时也配合接受心理治疗。《强尼恐慌小子与梦的圣经》（Johnny Panic and the Bible of Dreams）就是这段时间酝酿而成的。
“远远地，我发现他是一个毫无瑕疵的男人，可是一旦他靠得近些，我立刻就发现他根本不合我的理想。”她变得焦躁、敏感、脆弱、猜忌，每一个出现在休斯身边的女性都成为了她严重的怀疑对象，休斯平日里的一举一动也仿佛在刻意隐瞒可疑的蛛丝马迹。于是，本就子虚乌有的事情一旦想得多了，倒也变成了事实。他们开始了无休无止的争吵，普拉斯几度踱步在崩溃的边缘，然而，在她几近癫狂的焚烧手稿书信的同时，另一边却是满屋的情欲交缠，唯一相同的是，他们都在燃烧自己，并亲手将婚姻推向了破裂的深渊。
她嫉妒、愤怒、绝望。然而，身心越是痛苦，她的创作能量反而越是丰沛；越是濒临死亡，她的创作动力越是喷发；自毁的欲望越是蠢动，指尖泄流而下的文字越是激进。她的创作动力变得源源不绝。
她写作的时间大多集中在凌晨四点，是在白日与黑夜交接的寂静时分，在“公鸡啼叫之前，婴孩啼哭之前，送牛奶人尚未置放瓶罐发出玻璃音乐之前的静止、清蓝、几近永恒的时刻”，那是一段她可以不受生活现实钳制、搅扰的纯真而又自在的时刻。她的精神状况从未得到过治愈，她一直都和世俗世界对立着交谈。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她写了四十多首诗，以此来宣泄心中饱和的情感。二十多首被她称之为“十月诗作”的诗就写成于这段时间，譬如《拉撒路夫人》《爹地》《高热一〇三度》《深闺之帘》《精灵》以及《蜂箱的到临》《蜂螫》等“蜜蜂组诗”。她将这些诗作投寄给杂志社，几乎都被退稿，但她仍坚持写诗。在给母亲的一封信里，她写道：“我是作家，我是有天赋的作家，我正在写一生中最好的诗歌，它们会让我成名。”她一直运用不和谐的，甚至病态的意象传达战后美国妇女孤独的感情和普遍的无能为力。
英国诗作家和评论家艾佛瑞兹（Al Alvarez,1929—）在听了普拉斯“着了魔”似的谈论自己写作的新动力后，推断她和休斯的婚姻问题不在于外遇事件或个性不合，反而是彼此之间强烈的相似性：“当两个有企图心、多产又才华横溢的全职诗人结为夫妻，其中一人每写出一首诗，对另一人而言，仿佛自己的脑子一点一滴被掏空。对创造力旺盛的心灵而言，缪斯对你的不忠远比配偶因外在诱惑背叛你更难以忍受。”
最令人震惊的，莫过于普拉斯对休斯家暴的指控。事实上，一九六一年，普拉斯就曾不幸经历了第一次流产。“你紧攥的洋娃娃似的小拳已经松手”（《国会山原野》，Parliament Hill Fields）。在普拉斯与休斯的第二个孩子流产的前两天，休斯曾殴打普拉斯并狂言希望她去死。当时，普拉斯正发现丈夫出轨两人共同的好友阿西亚·维弗尔（Assia Wevill）。普拉斯在往后的书信中多次表达了丈夫休斯出轨后对她身心上的折磨与痛苦。
“这个女人尽善尽美了，她的死。尸体带着圆满的微笑，一种希腊式的悲剧结局，在她长裙的褶缝上幻现，她赤裸的，双脚像是在诉说，我们来自远方，现在到站了，每一个死去的孩子都蜷缩着，像一窝白蛇，各自有一个小小的，早已空荡荡的牛奶罐，它把他们搂进怀抱，就像玫瑰花合上花瓣，在花园里，僵冷，死之光，从甜美、纵深的喉管里溢出芬芳。月亮已无哀可悲，从她的骨缝射出凝睇。它已习惯于这种事情。黑色长裙缓缓拖拽，悉悉作响。”（《边缘》）站在人生边缘的普拉斯写下最后一首诗，她语气平静，整个人散发出异样、静穆、超脱的美丽。她一生为爱癫狂，谱写诗歌，她因爱情璀璨，也为爱情消亡。 重要的是，红色绒布包裹的棺木中的女子已臻于完美，她死去的身体带着成就的微笑。死是一种艺术，和其他事情一样，普拉斯尤善此道。“我又是一个笑盈盈的女人，年仅三十岁，却有九次想要像猫一样死去。”三十一岁时，她终于成功了。
普拉斯和休斯的这段爱情故事最终以普拉斯的死谢幕。在她死后，休斯出版了她生前最后的诗篇《爱丽尔》，成为二十世纪最著名的诗歌作品之一，诗篇中萦绕着她的孤独寂寥、心神不定与绝望无助，并且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她对死亡的恋恋不舍。
一九六九年，休斯的外遇对象阿西亚带着她与休斯所生的两岁稚女，采取与普拉斯同样开瓦斯的方式自杀身亡，具体原因我们至今不得而知，但由此可见，普拉斯的死与休斯的不忠与残忍自然脱不了干系，休斯身边的莺莺燕燕很大程度上的确是普拉斯自杀的原因之一。因此，普拉斯的墓碑常常遭人蓄意破坏，为的就是将刻有“休斯”的姓抹去。但是，爱情里固然没有对错，作为观众，我们更无权评判普拉斯与休斯的悲剧到底是如何导致的。💐
仔细想来，其实，普拉斯自小饱受抑郁症和自虐倾向的影响，并曾于一九五三年尝试自杀之事，她也是直到与休斯结婚后，才敢于坦白的。她精神问题的严重程度，休斯之前也从未知晓。
关于普拉斯的精神问题与喜怒无常，安妮·史蒂文森在《苦涩的名声：西尔维娅·普拉斯的一生》（BitterFame： A Life of Sylvia Plath， 1989）一书里透露道，有一位名叫里查德·墨菲的诗人曾说，有一次朋友们聚会，普拉斯当着休斯与另一位朋友汤姆·金塞拉的面，在桌下偷偷地用她的腿摩擦墨菲的腿，挑逗他，不过墨菲不想也没有破坏休斯的婚姻。还有一次，在轮到休斯照料孩子而迟到了二十分钟时，她便陷入崩溃而怒砸了祖传的红木桌子。
普拉斯自杀后，休斯只能无言地顶住文学界与新闻界褒普贬斯的浪潮。一九八九年，休斯在《卫报》发表的文章《普拉斯应该安息于斯》（The Place Where Sylvia Plath Should Rest in Peace）中说：“她死后的这些年，很多学者找过我，对于西尔维娅·普拉斯的有关真相，他们显然是高度关注的，而我也会认真对待这种关注。但是我早年曾吃过教训……如果我试着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们事情的真相，以求纠正某种臆想，就有可能被人指责，说我想压制言论自由。总之，只要我拒绝承认与人们臆想的事情沾边，就有人说我是在压制言论自由……关于西尔维娅·普拉斯，与其说人们需要真相，不如说是需要某种臆想。而她（以及我）生活的真相，她的回忆，以及文学的传统，是不是真的有人尊重这些？我不知道。”一九九七年八月，他出版了讲述两人经历的诗集《生日信札》。他将手稿交给费伯出版社，只有费伯出版社社长乔安娜·麦克尔，主席马修·埃文斯和诗歌编辑克里斯托弗·里德知道。他们根据他的意愿，在出版前不做包装式的宣传，他也不写前言或后记，不做必要的注解，但出版的第一周就销售了五万册。但他依然拒绝新闻采访。他把这花了他后半辈子心血的结晶题赠给将近不惑之年的子女，让他们自己去判断父母间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也让他们了解他们的父亲这么多年来所忍受的精神折磨和无处倾诉的苦恼。数周后，休斯因癌症去世，他生前决未料到他的这本诗集，在他去世两个月之后，名列《时代》杂志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畅销书单第五名。
二〇〇三年，电影《瓶中美人》（又名：篇篇情意劫）再度诠释了这个被各种解读，演绎了无数次，并且或许带有偏见的悲剧。不过，我们与其津津乐道于普拉斯和休斯，以及被牵扯进他们爱恨纠结的其他人的八卦故事，不如从她郁悖的女性敏感，海妖般的阴冷，女巫般的感觉经验中，着重思考她用诗歌，用生命呐喊出的女性独特的心理感受，以及她强烈讨伐以父权、夫权为代表的男权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遗憾的是，她死后才获得普利策奖。如今，我们才明白，你试着要告诉我们什么。你如何饱受精神折磨，你如何试图解放他们，但他们不愿听，他们听不懂。现在，他们倒愿意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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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编辑 | 季佳希
图片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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