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外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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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很差

原名：世外桃源又名：The Land of Peach Blossoms

分类：纪录片 / 地区：中国大陆年份：2018

简介：在一个取名为“世外桃源”的乌托邦世界，权威的中心向外扩散着宏大的集体主义思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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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08-07

世外桃源影评：纪录片导演是黑暗中那些人的良心

「现在我看到花，都想拿来嚼两口。」
这是部分看过《世外桃源》的观众留下的后遗症，同时也看出「花卉大餐」强大的营销能力，让人对这里的一切充满好奇。
导演周铭影在2014年，在求职中无意间发现了这家「花卉大餐」的招聘信息，于是以一位摄影师的身份加入到团队中。
在导演阐释中，周铭影这样说出自己的创作源头「观察到在餐厅老板集权式、个人崇拜式的管理模式下，餐厅里的每个人似乎都丧失了个体意识……它的运作与历史上的某些荒诞时期惊人的相似。于是我拿起手中的摄影机，记录下眼前发生的一切。」
从2014年误打误撞进入「花卉大餐」，短短几个月的拍摄和工作之后，周铭影逃离了这里，大量素材的堆积，庞大的剪辑工作，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缓慢进行，《世外桃源》从12小时的版本到如今98分钟的版本，期间历时超过4年时间。
这四年的时间，不单单导演周铭影在改变，「花卉大餐」也因为经营不善而倒闭。再次回到那里，看着眼前荒废的场景，周铭影找到了《世外桃源》结束的画面。伴随着再次响起的号角，被改变的或许不只有「花卉大餐」这一个地方。
《世外桃源》在今年FIRST竞赛展映后，导演周铭影在同现场的观众交流的时候数次哽咽。在颁奖典礼的现场，他说道：「“我特别欣慰，我觉得纪录片导演是黑暗中那些人的良心。我花费四年时间制作这部影片，得到很多朋友支持，我的片子从12小时，剪到6小时，最终剪到90分钟。电影需要的是勇气，希望以后多来FIRST！”」这部纪录片创作背后的有着什么样的故事，曾经进入传销组织的周铭影如何坚持数年的纪录片创作，D纪录就此采访了本片导演周铭影。

纪录片导演是黑暗中那些人的良心
采访 / 戴旭编辑 / KINTONG
《世外桃源》导演专访
D纪录：D 周铭影：Z
D：为什么你会去到「花卉大餐」拍摄这部片子呢？
Z：我不是专门去拍这个片子的，我是在很意外的情况下接触纪录片的。一般传统的做纪录片的人，都会先找好一个选题，再做个大纲，然后按部就班地去把这个故事讲清楚，有点像做电影一样。但我拍《世外桃源》其实是迫于生计：2014年春节过后，我去找工作，应聘到了花卉大餐。当时我是以一个摄影师的身份去应聘，他们对影像宣传很重视，然后我去之前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看到中央电视台和日本的NHK都报道过这家餐厅，而且都是一些正面报道，我就觉得这个地方确实挺好的，感觉前景不错。
去了之后，我第一天晚上工作完就发现它的工作时间不太正常，一般都是朝九晚五，但这里是晚上6点到8点营业，营业之后工作人员开始吃饭，然后9点多的时候我们以为就可以下班了，结果把我们全部邀到一个大圆桌，开始每个人轮着发表自己的看法，老板说这个过程是为了掌握员工的思想状态，但我立马就感觉到这个地方有点不对劲，特别像个传销组织，基于这种直觉，就想着把这些人狂热的状态拍下来。
D：你在花卉大餐待了几个月？是什么原因让你留在那里？
Z：主要还是觉得这个地方确实可以拍个作品，因为进去以后就预感这地方应该要垮掉，不可能在这里挣什么钱。而且老板的说辞特别夸张，他通过这种方式强制性地对你进行思想控制，这让我有一种很强烈的不安全感，我曾经去过传销组织，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企业很有问题。虽然说不清问题具体是什么，但能感觉到这个企业已经走向衰败了。
D：这个企业经历了22年的历史，为什么会在那个节点倒闭，还有他以前的盈利模式等各方面，您当时有了解到吗？
Z：我前期不知道，老板一直把他以前的辉煌历史拿来给我们看，然后我自己又主动去找了一些新闻报道，就感觉确实是挺不错的。2012年前的餐饮业几乎是靠政府的过度消费来带动的，之后政策限制公款消费，餐饮业垮掉了一大片，所以说这个片子也是抓到一些时代的影子。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里就像一个世外桃源，这个概念是老板提出的，就是他设计的一场戏。然后进了这个门之后，一般人是出不来的，以前都是军事化管理，想逃出去特别难。
「花卉大餐」就是商务消费、宴请吃饭、娱乐服务等等商务一条龙，进去消费的人非官即富，都是权贵名流，一般人是绝对是进不去的。它就是在当时经济形态下的一个产物。
D：目前您除了荷兰、西宁，还有在哪些方法放映？
Z：我在阿姆斯特丹放了6+1场，加映了一场。《世外桃源》被评为“IDFA Surprise Film”、被IDFA选在Podium Vlieland放映并给了我人生第一笔150欧放映费，被Cat&Docs签约代理。在比利时有一个千禧国际纪录片节展映，还有巴黎中国作者电影展也来邀片，但是错过了排期所以等下一年合作，之后又在伦敦的华语视像艺术节做展映，中国首映放在西宁，还有在韩国国际纪录片影展入围了亚洲竞赛单元。
D：今年FIRST是自己投的还是组委会有邀约？
Z：自己投的，当时因为错过的免费报名期限需要交费才可以投递，段炼老师看了之后，他给我开了绿色通道才顺利报名，挺感谢段炼老师。《世外桃源》在FIRST的曝光量还是挺大的，很多影展朋友说现在放《世外桃源》太应景了。
然后在国内的话就是做了两场美术馆的放映，一个是在安徽，他们当时做开幕影片，然后在沈阳别处美术馆做闭幕影片。目前就是在这些地方放，然后我还投了杭州西湖提案大会。
我没有一个独立专业的制片人来给我对接参展这些事情，这些事情都应该是制片人负责的。自己亲力亲为去对接，不断地写英文邮件特别累。当时在IDFA有一位一对一的导师，他特别喜欢《世外桃源》，他对我的新的项目也挺感兴趣的，讲少儿培训造星题材，还在筹备当中，提案还没写出来。但他说等我样片出来后可以帮我去柏林做推广，争取拿到基金。
D：《世外桃源》是你的第一部纪录片长片，您是如何进入到纪录片创作领域呢？
Z：参加电影节我其实没太多人帮助，因为我读的川美，也不是一个电影学校，对于一个刚本科毕业的学生来说资源相对来说是比较匮乏。我的专业是编导，但我学校的编导也是挺奇怪的一个专业，它设置的是动画编导，一会是电视台记者来给你上课，一会又是图片摄影老师来上课，每次一来什么都没讲，给你一台相机出去拍，回来谁的画册做得好就得高分。所以说我的本科阶段学得非常不专业。
然后我是特别想走电影这条路，所以我一直都在拍，也写东西，就带同学一起来做创作。在2011年的时候，参加了一个重庆的大学生新锐纪录片导演计划，我试着投，然后就入围了。通过这次机会才开始了解到还有纪录片创作这么一个渠道。当时是拍了一个关于城管的纪录短片。但后来片子随着我的某个硬盘一起不见了，就这样不了了之。
通过这个过程我开始了解纪录片，后来也接触到中国传媒大学的韩蕾老师，还有CNEX的蒋显斌，他们也会给我们讲一些东西。我当时一进大学就去参加了贾樟柯导演的《二十四城记》观影交流会，所以后面拍片也会受他们一些影响，拍摄的时候就会首先从自身的一个经验出发，去把我艺术出身的背景呈现出来，后面做了一个学生作业，不是很成熟，里面很多照搬桥段，当时就基于「你想做导演就先去拍个电影」这样的冲动拍了一个故事片，里面会有很多《阳光灿烂的日子》和《17岁的单车》的影子，很有热情地拍摄。其中我找了一个以前学画画的助教老师来帮我做制片，他那时在汇源果汁做市场销售，他自己也投了一些钱。磨了一两年，一边拍一边改，最后剪出一个70多分钟的学生作业。然后我的系主任看完之后觉得我坚持梦想挺好的，但是他说我的语言不成熟，成本也很低，毕竟只是用我的生活费来做的，还靠一些当时一起学画画的朋友来帮忙才完成。
那个时候真的就是一腔热血，然后就是因为这个制片，所以后面会有一个进入传销组织的经历。他觉得我在拍片子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但是能够邀到十几个人那么大一帮人来帮你做这个事情，就觉得我好像有很强的煽动力和领导力，就想着把我拉进他的传销团队。他说你梦想肯定是要有经济支撑的，以前没钱，那我们现在可以一起去挣钱。他在11-12年之间每个星期都会给我打几次电话，但我就以各种方式拒绝他。
后来我在拍毕业作品《全民艺考》，到12年5月份的时候，他又开始每天给我打电话，还开始道德绑架，说以前他怎么帮我拍片子，现在却翻脸不认人。然后我就坦白说他在那边搞传销，他就说既然你觉得你的兄弟这里搞传销的话，那你更应该过来帮助我，把我从传销组织救出来。到这个地步我感觉要去做一个了断了，就直接跑到安徽。我一下车他就把我接过去开始一对一洗脑，但我天生有一种屏蔽功能，一听到这些东西我就睡着了，他不像以前那样一拨人关在小黑屋里讲，而是进行一个七天洗脑过程，让你建立一个认知去相信他们，这个跟《世外桃源》是如出一辙的，就是先让你体验一下，然后让你认可他们那一套理念，主动去接受和加入他们。
D：你做《世外桃源》经历了怎样的一个过程呢？
Z：做这个片子其实没有很多资源，从14年拍完之后到18年我才做出来，我只拍了三个多月，但我剪的时间跨度很长，期间就提醒我正在生活跟梦想之间不断徘徊，又要做创作，又要生活，没有那么好的资源支持，不像现在年轻人，一下就起来了。
当时我去参加了郑琼创办的iDOCS国际纪录片论坛，做了一个2分47秒的片花，就是现在的预告片，这支预告片在2014年就已经剪出来了，当时给了李一凡老师（《淹没》导演）看，他觉得挺好，在前面四年中他是唯一能够给到我支持的。
在剪辑的过程中他会帮我看看整体方向。因为这个题材很特殊，所以我拍摄的过程不会像别的纪录片导演，他们有比较清晰的拍摄方向和起承转合的情节点。我拍《世外桃源》是在一无所知，并且要在老板不知情的状况下拍摄。作为职员我要完成每天老板给到的任务，片中你们可以看到投影仪播放的「宣传片」，现场很多人看到都笑翻了，那就是我做的视频。老板会写好文案，我就按照他给出的内容拍摄制作。在这样的工作流程中，我会觉得「花卉大餐」这个地方很有意思，他们处在一种狂热的状态，你可以看到一个个体进入群体之后个人意识是如何被掠夺，发生异化的过程。
所以我觉得「花卉大餐」很超现实。在完成老板的工作的前提下，我就开始拍摄了一些素材，所以有人会提到为什么没有拍摄到老板和「花仙子」这两条线，这还是受拍摄条件的局限。我没有办法拍老板，也不可能采访他，只能是躲着拍，他看我抬着摄影机也以为我是在完成工作。老板想要的是台前的故事（关于他的那些华丽说辞），那我拍摄的就是幕后员工真实的生活状态。
D：《世外桃源》在剪辑上的制作周期为什么这么长呢？
Z：初剪是在2016年。拍摄进行到14年5月的时候，我因为身体原因（肩周炎、颈椎病）离开了「花卉大餐」。之后待在家剪片子，一坐就是一整天所以导致腰椎间盘突出，身体愈发吃不消。
相当于说我在拍摄完之后就去「疗伤」了，既是身体上的也是心理上的。包括那里的员工，他们离开只有也会有心理创伤，片中也能看到一些员工会遭到恐吓批评等心理折磨。作为亲历者在看素材过程中，自己也会再一次陷进去。在剪片的时候，很长时间我搞不清楚拍的是什么，在剪辑中会导致具体的叙事线梳理不出来。所以在2014年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只剪出来一条2分钟左右的预告片花。
2015年的时候，这条片花被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的馆长看到。因为我之前大学毕业作品入围了「罗中立奖金」，他们做了一个十年回顾展，为此这个片花被他们看到，同时也入选了「北京国际摄影双年展」。虽然只有2分钟的片花，但是这部纪录片就被中央美术馆收藏了，直到去年我才将成片给他们。（虽然是签的是两年内交片的合同，但是我去年才交。笑）
在2015年到2016年之间，我剪出了一个12小时的版本，再到8小时，6小时，4小时，最后实在剪不下去。当时自己弹尽粮绝，2016年6月的时候，有一个电影学院的老哥向我提议，去拍摄跟组纪录片。我考虑对方工资给得挺高1个月1万多块，就决定试一试。四个多月的跟组拍摄，也让我体验了剧组式的高压工作方式。
这个过程也让我想到了「花卉大餐」里面的状况，因为在剧组里面导演往往控制欲很强，是非常专制的管理模式。从剧组出来之后我就一下反应过来，当时在「花卉大餐」经历了什么，我也去看了《乌合之众》《1984》，通过文化知识的层面去补充自己对现象的理解。于是从剧组回来之后很快就把90分钟版本的片子拉出来了。李一凡导演看过之后，认为片子还缺一个结尾，片中只呈现了一个循环的过程。当时我就抱着侥幸的心理想着回去「花卉大餐」看一看，到了现场发现那里已经彻底荒废了。进去的一瞬间就被眼前的画面震撼了，我和观众一样，前一眼还是2014年那种热闹狂热的地方，一瞬间就跌入2017年破败的画面里。所以最后也以此为结尾，不断调整之后，直到2018年才做完。7月份的时候在网上投了IDFA，然后公布本片入围了去年IDFA的首映竞赛单元。
D：当时完全是自己投递的，还是有选片人推荐呢？
Z：其实直到入围名单出来之前都没有人知道周铭影是谁，《世外桃源》做出来之后也只给了几位朋友看看。之所以会投IDFA，还是因为李一凡老师的影响，之前李老师做监制的几部片子都有入围IDFA：2013年吴杰的《虎头山》2017年宁佳伟的《惊蛰》。当时李老师也想过帮我的片子投柏林电影节，但是最后没能成，我就自己投了IDFA。
D：《世外桃源》有参加过提案吗？
Z：15年的时候有试着做一份提案，投过CCDF，但是被打回来了。其实做提案挺难的，我作为一个影像创作者，文字表达能力没有那么强。同时他们也有自己的价值诉求，每年他们都有特定的主题，他们也会评估取舍。我大学的时候老师有说过，要好好做自己的作品或是说作业，因为当你进入社会之后，就很难如此纯粹的去做一部作品了。但是提案被打回来之后，自己也狠下心想要给自己一个交代吧，作为独立制作，我也是一边挣钱再一边做。
也会有请不起剪辑师，声音设计各方面的问题，自己做就比较耗时间。所以它很粗糙，有人看过我的片子和《入戏》对比。我认为这是没有可比性的，因为《入戏》有诸如圣丹斯、CNEX的支持，我是没法和它的工业程度作对比的。我的片子就找了一个朋友做了声音，调色花了8000块做了个达芬奇的调色。
D：目前您在拍的纪录片还需要多久的制作周期呢？
Z：我目前在拍的就是「儿童造星」的纪录片，但是我不太着急，这是我做事的风格，在没有做成之前都不会说太多。我也试过将镜头对准我的家人，但是真正拍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做不下去。做纪录片的时候会剖析一个比较痛苦的东西给别人看，这个过程中涉及到一个道德层面的考量，我个人无法逾越。
本来今年我应该把新片的提案做出来，但是从阿姆斯特丹回来之后，我也在还债，所以这半年都在挣钱，接下来还是想尽快去拍，回到创作上。
D：对于片中结尾广场舞和餐厅用到的同一首歌，您是如何考量的？
Z：我认为不能停留在一个餐厅的故事里面，如果只是拍餐厅的话，就只是一个事件，没有更大的解读价值，需要进行升华。17年在拍摄片中人物向雪松的时候，偶然拍到了这个画面，后来在剪辑中放了进去。有人看了片子之后也会说「导演的立场不明确」，但我觉得纪录片应该隐藏导演的立场，纪录片导演不应该用很强的主动权来控制观众，应该把思考的空间留给观众。作为一个观众，他们看完这部片子可能会思考，自己同社会的关系等。以一个开放性的结尾，可能有更多的解读性。通过纪录片我在影像或者语言表达不出来的内容，观众可以通过片子感知到。有的东西是模棱两可的，有点混沌和不确定的，这个是纪录片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