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街上的商店

1965年，由杨·卡达尔（Jan Kadar）和艾尔玛·克洛斯（Elmar Klos）联合执导的电影《大街上的商店》，获得第38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

这部电影聚焦1942年前夕，纳粹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迫害犹太人的故事。

教堂般的钟声响起，一堆枯草上，3只鸟静止在画面中，就像舞台上正在等待表演的候场演员。忽然轻快的音乐响起，一只鸟扑哧着翅膀飞往高空，在屋顶类似烟囱的地方停下，表演正式开始了。俯拍镜头下，在一个狭小的院子里，一群人围着圈有节奏的走着。镜头缓缓摇到屋外的大街，路上的行人和马车在两个相反的方向前行着。一名穿军服的指挥官在人群中指挥乐队演奏，路上的行人，或与家人，或与恋人，都手挽着手行进着。他们的穿着是那么的正式，走路的姿态是那么的优雅，在四三拍的音乐下，他们的步调如此规律整齐，像精心排练过的一场表演。他们仿佛要去参加一个盛大的庆典，这一切看似安逸愉悦的景象，却已道出纳粹的虚伪面目。（看着开头的这几个镜头，我就想说，什么奖给他都不为过。）

本片的故事就隐藏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外表下。穷困的木匠工人托尼，有一个法西斯妹夫。正值纳粹雅利安化犹太人的时候，妹夫将犹太老太太苏特曼夫人的店给了托尼。托尼以为自己一夜之间就要变成富翁了，却发现苏特曼夫人的店早已虚有其表，内壳已空。在朋友亲犹太人库查的建议下，他以帮工的形式在店内帮忙以及保护苏特曼夫人，同时，他也可以获得一笔犹太人资助的酬劳。

影片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在虚浮外表下非常现实的故事。在喧嚣的时代里，托尼和妻子的家，异常宁静。虽然在他们自己眼中也许是破败的农庄，可在我眼里却极具捷克乡土风情，令人神往。鸡鸭的声音环绕，让人看到一幅美好生活的景象。可从妻子每天不停地唠叨中，我们知道，她并不满意现在的生活。她总是怂恿丈夫问出老太太的金库藏在哪里。托尼也渴望变得富有，但是在和老太太相处的过程中，他们之间渐渐产生了感情。老太太送他过世老公的高级服装、给他工钱，生气还会做好吃的饭菜哄他，像对待儿子一般待他。按照理想的逻辑走，托尼会真心实意的一直保护老太太。但不是，这也就是本片最现实之处。

当时的环境，亲犹太人比是犹太人更严重。好朋友库查就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当街示众，挂上「我是亲犹太人」的牌子。在纳粹政府虚伪的用法律将犹太人骗上车，送往劳动营的那天，喝醉酒的托尼意识突变，要老太太听纳粹的话，拿上不超过30公斤的行李，同其他人一同上车，去往劳动营。与《波斯语课》中纳粹也有人性的一面相反的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善良的普通人复杂的人性。“不是她，就是我”，托尼说。很多时候人都会选择自保。我们可以谴责吗？我想我做不到，我的确震惊、愤慨，但假若我是托尼，我该怎么办？然而现实远比我们残酷。苏特曼夫人在与托尼的抗争中死了。

《美丽人生》以喜剧述悲剧，《大街上的商店》在朴实的基调中以非现实叙现实。除了虚假的社会面貌，影片在现实的叙事里还插入了非现实的场景与对话。发现苏特曼夫人死后，托尼看着天花板上的倒钩，从柜子里找出一根麻绳，打开后院的门，把自己的狗放出去再把门关上。搬了一条凳子在倒钩底下，走过去将店铺大门关上，再走回屋内。镜头对准店铺大门，我们听到凳子倒地的声音，紧接着我们看到了倒在地上的凳子，实在令人唏嘘。开片的庆典音乐又响起了，店铺大门的两扇门自动开了，眼前是一片白光，什么都看不见。

承接着上一镜头的白光，在一个类似现实的店铺一样非现实的空间里，苏特曼夫人穿着裙子撑着伞站在店门口，托尼穿着苏特曼夫人老公的衣服欢快地走出来，就像他自认为的那样，穿上这套服装，他像查理卓别林。而这一切就像卓别林的喜剧一样荒诞可笑吧。慢镜头中，两人手牵着手奔跑，经过一个正在表演的乐队，与指挥官行礼，边走边跳起舞来，最后在将要消失在镜头里的时候，向指挥员再次行礼告别。而乐队的表演还在继续。画面定格，影片到此结束。这一幕是否在说，民众已如梦初醒，而纳粹的表演还在继续，人们将要迎来真正快乐的生活？不管是何种意义，影片最后一幕的诗意表达，为我心中精彩的开片画下了完美的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