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同伐异

全中近特，扎实、流畅地交替变换；胶片变色，区分环境、避免单调，也有一定的衬托氛围的作用，史诗片是克制的反面，画面经营华丽纷繁，似乎务要以人数众多、场面宏大壮观为佳，这样安排长于气势却失之精细，在今天看来很有股“土豪”味，又由于大场面多由固定镜头给出，很容易来油画来对比，自然远逊于后者的精工巧思。两个主要篇章里，巴比伦好于现代篇，无非因为异域情调与视觉奇观。这似乎是粗疏直率的，谈不上多么有思想含量，就是努力经营构设种种娱目的景色，人海战术，细密华丽稀奇的布景，把王妃拍得神秘而美艳，把神像搞得神秘而崇高。简单粗暴但有效，因为这就是电影艺术发挥独立性的地方，是产生不同于其他形式的官能体验的直接途径。这条路就想法来说（不考虑客观外部条件）是最先容易发生、也最快见于成效的。格里菲斯到底是个关心“人”的作者，尽管他调用群演来填充大场面，但是，首先，除了耶稣这一宗教神话的部分，其他故事—重大历史事件与现代虚构情节剧都引入了小人物作为主要角色，只有透过他们—具体个体的视角与感受，格里菲斯才能确信自己拍的是“真实”的时代，而不是历史教科书式的走马观花，并且，这在影像上还直观地体现在大量的（尽管占用的银幕时间较少）单独个体镜头，在他的人海战术中，总还是不忘分给具体的个人或小群体一些独享的特写时刻，法利赛人、巴比伦时代的野蛮人、现代的一些男子，他们并不总是被归并到糊成一片的人潮中的，总会有一些被捕捉与展示的时刻，就像最后想象的大和解中，一个孩子的笑脸被特意提取出来。不如说这与格里菲斯的浪漫情怀有关，激情离不开具体的肉身，技法上他把电影推入了新时代，情感上他还是留在19世纪的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