鹦鹉杀

谈一谈个人的看法。

《鹦鹉杀》最大的特点，在于各种意义上的“反传统“。它当然不是标准的类型化“反诈复仇”电影，也不是传统的俗套女性主义电影，而是比之更富于多面性，到了最后甚至超出了“女性主义电影“本身的范畴。

在序幕中，导演就没有将强类型化的强悬疑性作为影片的主体，而是在一开始便定义了女主角作为“受害人”的状态。章宇对周冬雨的深情男友形象直接以短信息的形式出现，已然削弱了其真实性，而他所说的“去海里捕鱼”与画面中游泳的周冬雨形成对应，并进一步延伸到现实中章宇所处环境的“切开章鱼”画面，演进式地表明了周冬雨之于章宇的“被捕食猎物”身份。随之，序幕的结尾也就来到了明示的阶段：周冬雨的被骗。

由此可见，本片的立意非常明确，完全聚焦于女性人物作为情感骗局中受害人的内心世界，而不是事件的悬疑性、动作性等类型化元素，而序幕中周冬雨始终保持着伤情的状态，让“复仇”始终缺席，也树立了“内心追寻”对“反诈事件“的取代。这让它确立了“人心为核“的主题定向：第一阶段的“丰富化女性主义表达”，以及第二阶段中对“广义性人心表达”的扩展---对章宇远超符号化男性反派程度的独立细部刻画，便的出于此阶段的表达目的。

在第一阶段，电影以女性主义视角出发，它聚焦女性的内心世界，在表现层面上高于普通作品。我们看到了电影对女性内心的多面性诠释：她并非如传统同类型题材里的角色一样，执行一个非常单向的“复仇“，向男性回应以全无感情的愤怒，而是对二人的爱情存在留恋。由此一来，她寻找章宇真人的过程，其实就成为了对这段感情的探寻过程，究竟有几分是真实的。

在周冬雨寻找章宇的过程中，章宇短信息中的“望月亮”与“海岛”等文字反复出现，对应着周冬雨对相应景物的凝视与想象，便是对此的表现。而在她与父母的电话中来看，她显然对家人隐瞒了被骗的真相，也说明了自己对这段感情的留恋。“海岛”也成为了片中非常关键的意象，它是章宇对周冬雨的许诺，出现在周冬雨的梦境中，也是周冬雨的一个持续性行动目标，“登上海岛”。它对周冬雨的牵绊作用就代表了周冬雨对感情的留恋，她希望登上海岛的心理正是她对章宇真人持有真相的残存希冀：虽然有诸多的欺骗，是否其中有他不情愿的内情，是否也有可谅解之处。

这种感性角度出发的思维方式，恰恰是女性之于男性的最本质区别。她们不会因为某一客观结果便否定性地判断一切，而是以怀有感情的方式去理解它，希望事情如自己所愿地“不完全糟糕”。这也是这部电影里女主角“复仇“的最大独特性，周冬雨在寻找真相，却不是为了捕捉到冰冷事实并予以反击，而是期待着把握到“扭转纯粹之恶”的曙光，让自己获得希望。她对自己的救赎与开解不来自于“解决仇人”，彻底走出感情的纯粹骗局并进入一个无感情的真相世界，而是让自己--哪怕局限性地--回到曾经的感情状态中，证明其的非骗局真实性，她的目的并非干掉欺骗自己的章宇，而是找回自己认识的“章宇”，如果失败再做后续打算。

事实上，这种情感化的特质也延伸到了李梦扮演的女二号身上，构成了对女性群体的全局概念---“海岛”概念的第一次出现，便是由李梦和高人的对话引导，随后李梦与周冬雨在海边共诉深陷情感骗局的真心，也是对海岛的延伸。然而，就在海岛第一次出现的时候，电影也给出了女性群体对情感留恋的结果：走夜路已经走了太久。她们对一切抱有善意，留恋自己曾经体验过的美好，对爱情的存在保持信仰，但男性的特质却往往是截然相反的，这就导致了女性的始终受害，一切落在两性爱情之上的期待落空。

“海岛”成为了对此的表现途径。在周冬雨第一次踏上海岛时，她与两个男性一起身处于雾气之中，这模糊了对方在她眼中的形象。在这里，张宥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与李梦有所对等，作为男性的群体性延伸。在开篇时，他成为了章宇的某种替代者，向周冬雨反复说着“海岛上有菩萨带你去拜拜”，并与她产生了暧昧的火花。由此一来，他便成为了周冬雨的又一个情感投注对象。然而，当他与章宇一起出现在海岛上时，便一并成为了周冬雨思维的推翻者---她意识到存储在手机里而作为“骗子”的章宇出现了，语调欢快，似乎并不如自己替之开解一样地“无奈被迫”，这动摇了她对其的信任，而更明显的则是她对张宥浩的失望，后者也成为了她对章宇态度的对等性表达。

事实上，在周冬雨刚刚抵达泰国时，男性的潜在“非情感性特质”就已经得到了暗示。出租车司机说着“带你去拜菩萨”，眼神却投在了后视镜中，暗示了一种对周冬雨别有用心的观察，而张宥浩在旅行社看到周冬雨的时候，第一视角下的镜头被帘子遮掩住，也暗示了二者的本质性差异。可见，电影强调了两性之间的客观对立，出现在男性口中的海岛停留在语言层次，这正是电影在呈现杀猪盘与“警示骗局”---周冬雨哀叹“都是假的”，李梦对周冬雨的提醒---时的表现形式，是可以编织成谎言的语言和文字，进入海岛后则呈现出负面的状态。而真正一起抵达“海岛式环境”并达成和谐关系的则只有女性伙伴。李梦与女性大师，周冬雨和李梦，都一起出现在海边。

当周冬雨与章宇重逢后，电影以一种非常直观的方式去表现她的“希冀寻找”与“调整落地”：与章宇在实质上的“从头来过”。这实际上等同于对此前杀猪盘的过程再现，将周冬雨接触到的章宇形象从短信息的文字拉到真人层面。二人从头开始交往，不再是借助文字的网恋，实际的接触无疑更接近真实，真人也更难以编造谎言。由此一来，周冬雨对章宇的“从头再来”就成为了她给予对方、也回给自己的第二次机会，通过近距离的感受去了解对方在骗局中是否存在真实的情感部分。

周冬雨与章宇的第二次交往，无疑与传统的同类题材截然不同。她并非愤怒的复仇，而是爱意的希望，这也在形式上完成了对此前周冬雨心理的升级：文字无法了解全部，而接触其人后的体验才会是最终的真相。同时，章宇首次以真面目出场，实际上也形成了观众与周冬雨的视角合一。此前与文字同步出现的章宇只有背影，意味着他之于观众的“信息局限性”，并与周冬雨和章宇的第二次交往而实现“全部面貌的真相拼凑”。在普通概念下，这个思路的终点即是“终极破灭“，而本片最妙的点便是对此设计桎梏的跳出。

值得注意的是，章宇和张宥浩的形象也确实如周冬雨希望的那样，带有一定的真实情感 ，这也将电影引领到了“第二阶段“，即对单纯女性主义表达的超越。电影给到了很多周冬雨与章宇共处时的日常性场景，这些都是标准的约会内容，章宇在其中的真实性不明，提供给周冬雨的似乎全部是幻象。这也在章宇独处时的状态中得到了印证。周冬雨被他抛弃而迷茫呆立，意味着此时一切给她的不真实感，而真相则是章宇转入小路后打给犯罪团伙的电话。随后，章宇和张宥浩“交流业务”，我们也看到了他脸上的血红色光线，让这一刻的真实形象走向了邪恶。但是，男性也给出了有情的一面，章宇会在联络同伙后拿起准备做给周冬雨的鱼，张宥浩也会对周冬雨求爱，如章宇所说的“真的安定下来”。

非常有趣的一处场景，是三人醉酒后的畅谈。他们都在酒后吐真言，而两个男性也都在抒发着自己的情感，他们都对彼此保持着非情感的认知，却也在此处带有诚挚的爱意。这种复杂性正是章宇和张宥浩的全部真相，他们欺骗着女性，却不免在其中混入真情实感，因为没有人是真正冰冷到底的，于是他们的爱情也就成为了真假混合的中间性存在：短暂却真实的情感交互，随后则是持续性的骗局假象。在电影开始对章宇和张宥浩进行回溯时，这种真假混合的男性状态得到了更具体的展开：章宇看到了无法配合欺骗的同伙被殴打，他的欺骗多少带有了被迫的无奈，而张宥浩在欺骗李梦的过程得到展示，他行走在“猪饲料”的房间中与对方甜言蜜语，却也在说话的时候带有真挚的幸福表情。

不同于传统同类电影里的落点，本片并没有制造出两性的极端对立，而是一种共有的复杂性悲剧。女性以更加感性的状态出发，对男性的“理性倾向”抱有感性的希冀，而男性身上确实存在的感性部分也部分地回应了这种希冀，却无法为女性真正提供完美的纯粹情感。因此，女性必须用理性去利用男性的感性部分，但主导她的感性倾向却让自己也难言“成功”，而男性出于理性的欺骗会受到感性部分的牵绊，并在女性的反抗中受到感性的打击。骗局成为了对这种复杂关系的最佳呈现形式，它让章宇处在具体的“骗子”与“真爱”之间，而二人的相处更是“局部瞬间的真情交互”与“更加持续的欺骗被骗”的完美体现。

在电影的收尾阶段，周冬雨成为了这种复杂性关系中与章宇同等的存在，二人的关系也彻底进入了双向的“欺骗与真情混杂”状态。周冬雨与章宇走在一起返乡的路上，都在真情实感与“骗对方入局”的暧昧不清之中，这也是影片处理最好的部分。章宇的目的似乎是“骗钱后独自逃走”，而周冬雨则是相应的“留人送警局”，但二人却又都抱有“就这样一起生活下去”的真实希冀。落实到各处设计上，几乎所有的细节交互都带上了这种双向感，最典型的是周冬雨交给章宇银行卡的部分，这既是帮人也是“留人”，而卡的密码如同所有恋人一样地“设成对方生日”，却又在“这不是你的生日对吧”中流露了周冬雨的一种清醒意识，而章宇的回应也是“不，这是林致光的”，既承认了当时用假名字进行的欺骗，又表达了此刻真身份下的真情。

而在更关键的“章宇独自下车”时，周冬雨希望他的归来，这本身便是“希望看到真情回馈”与“向警方通报信息对应的留人”的混杂。章宇的表现则更加有象征性：他用硬币指示自己在“欺骗”与“为爱”之间的选择，镜头对准了旋转着的硬币，却在即将落地的时刻突然切掉，象征着二选其一的不可能，章宇和周冬雨只能处在中间态之中，并饱受其苦。这也是二人回乡阶段中反复展现出的信息：周冬雨说“此时此刻我爱你”，这种短暂的纯粹爱情是他们唯一能保有的完美，而当章宇意识到对方报警时则说出了对此的隔空回应，“距离下一站还有十五分钟，我们就将此刻当作我们的一生”，随后二人以真情的状态进入了灰蓝色的隧道，仿佛回到了海岛与海滩上的迷雾之中。

这也是海岛在最后阶段的延伸使用，充溢雾气的它不再独属于“希望获得真情，却只得到虚幻”的女性，而外扩到了男性的身上，二者在“感性”（真情）与“理性”（欺骗）之上的比重有所不同，这导致了出发状态的差异，但因二者共同的“非极端单向”也必然导致他们在夹缝中的受苦悲剧。这种复杂性甚至独立地出现在了男性群体的内部，张宥浩对章宇的下药和告发既是阴谋，也同样包含着自己保护周冬雨不再度被骗的爱意。

在最后阶段即将开始的时刻，海岛对男女的意义投射便引领了一切。在一个非常概念化的段落中，李梦和周冬雨仿佛是在奔向海岛，却只能在海水中沉溺，章宇也奔向了她们，一起在水中沉浮挣扎到昏迷。他们都无法抵达彼岸的无雾气海岛，只能以一种“真情拥抱”的方式昏厥在岸边。此外，当章宇喝下了迷药时，他在梦境中看到了比海岛更不可抵达的月亮，回想起自己与周冬雨交往时的鹦鹉故事，却只能在奔向月球的瞬间惊醒---这暗示着他在迈出下一步时的“毁灭”，既是梦境中的“跌楼”，也是醒来后与周冬雨在现实里“回乡行动”的被捕结局。

这也延伸到了张宥浩与李梦的部分，张宥浩认为自己向女性投注了真情，“放下一切安定下来”，也戴着自己与李梦真情承载的红色围巾。他快乐地奔驰，却始终处在暗喻“现实中海岛“的雾气中，殊不知自己已经被围巾的送出者李梦报警，警察已经在身后接近。值得注意的是，就像对章宇硬币的处理一样，导演也没有给出张宥浩在两极中其一的确切结局，而是复杂性的悲剧：他没有被抓住，从真情的欢乐中解除出来，而是在不知情的真情之中走向了意外的车祸死亡，身后的“非情之局”与他心中的“真情”混合地定义了其死亡。而李梦走下警车，也带着复杂的表情。

这也体现在了周冬雨具备独特性的“探寻真相之路”的主体线索上：她带着“提示非情感之欺骗”的信息上路，试图寻找欺骗者身上的真情部分，也在对方的真情和欺骗之间摇摆，最终看到的真相却是“无可为继的真情”--她的希冀并非全然不存在，在火车上看到了章宇出于真情的回归，身后则响起了婴儿的哭声，象征着二人就此走向幸福家庭的未来可能性。这却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如她所想一样展开，她的反击确有支撑，却也因双方的真情而得不到痛快淋漓的释放。她在一路上试图寻找确切性的“二者中其一“之结局，来获得自我的解放，在终点线上却反而陷入了更深度的二者混杂之复杂状态，自身甚至成为了与“真情骗子”同等程度的复杂度。

周冬雨从“对立于男性骗子”的状态出发，此时的她是海岛的唯一主人，在结局中则迎来了“与男性共有的海岛”，看到了两性共处其上的可能性，却只是雾气大海中的溺水与雾蓝色的隧道---“海岛”就在彼端，他们却或是无法游到，或是在“穿出”后迎来警察的手铐，是完全反向的“海岛”，这与她最开始在海岛看到雾气中的章宇时的状态并无差异，她的内心也依然处于当时刚刚开始寻找章宇的复杂迷茫之中，一路走来却没能得到关于爱情与两性的确定性答案。

事实上，在张宥浩喝酒后的“酒后真言”段落中，所有人都第一次展现出真实一面，他对李梦红围巾的记忆便象征了一切：他珍惜着围巾，却记不清这是红色还是绿色，意味着对李梦情感的混杂。同样地，他给章宇留下了“钱给你周冉给我”的字条，这代表着他眼中“两个男人的选择”，自己选择真情，对方选择理性（骗局）。但到了最后，他们其实都无从选择，只能停留在混杂的状态中---章宇面对着未曾落下的硬币，与周冬雨在情与骗之间交织，张宥浩则在自以为的真情中被李梦带领的警车追捕，死于不自知的幻觉。

而作为电影标题的“鹦鹉杀”也是同样的寓意，它看似只代表了“模仿纯爱”而巧舌如簧的骗子章宇，以及用骗术还施彼身的“学舌者”周冬雨，实则是“扯动左腿和右腿时不同表达“的兼而有之，而人则无法在“左腿和右腿”之间选择。这就带来了故事响起时章宇冲向月球瞬间的跌落。在这里，沉陷于“鹦鹉杀”之中的既是讲述时甜蜜的周冬雨，也同样是回想起它时真情难抑的章宇。

这也是周冬雨和章宇的结局状态，当他们结束了短暂的“真情隧道”，章宇在平常的日光之下被捕，镜头聚焦在周冬雨的脸上，她却带着复杂的表情，一直带着耳机，这又是一种暧昧的复杂性表达---她似乎在听着章宇给自己的语音短信息，回味着二人的爱情，却又没有给出确切的声音，意味着她对”是否播放，是否应该播放“的无从选择。这种复杂性的结局状态发生在日常的阳光之下，代表着它对于生活的持续性意义。最终，周冬雨--也包括李梦---在行为上做出了选择，走出了情感的迷局，这是她们的勇气，但情感在内心中却未曾真正消失，而是与隧道中的十五分钟一样封存了起来，这种行为选择背后的内心不可选择之痛苦，是不可忽视的要素，且与章宇和张宥浩形成了一种内在的共通。

这也是本片的一大特点，它在结局中既表现了女性主义的观点，又并未停留于此，而是强调了男女相处中的某些真实状态，带来了超出“杀猪盘”的一种普世性表达。二者都不是单向极端的，这导致了相处时“甜蜜完美”的必然短暂，而更加日常的则是复杂的悲剧性：在生活中投入真情，便必然会迎来生活对真情的挫败，男女皆是如此。这让本片完全不同于普通的女性主义电影，它决不对任何一方进行符号化定义，而是呈现双方作为“人”共有的复杂本性，展示双方在必然的情感诉求中迎来的不可避免之悲剧。

这让它既具有了优秀女性主义电影的特点，也超越了这一题材范畴。同类的电影如《苹果》，刘苹果的人生始终处于被男性力量左右的被支配地位，其内在便是因无法脱离的情感化本性而生的被动。在结局的镜头中，苹果终于决定带着孩子离开这一切，离开丈夫与老板，仿佛获得了地位的逆转。但是，李玉却在最后安排她给老板倒了一杯水，并以杯子的特写完成了电影。显然，这是一种强调：女人终究摆脱不了内心深处对男人的感情投入，哪怕她已经决定割裂一切。对爱情的向往，对感性的依赖，即是女性在先天本能之下的被动与弱势根源。

相比之下，《鹦鹉杀》继承了这样的表达内容，又做出了表达对象与层面上的外扩。它不仅仅是“杀猪盘”，甚至其本身都只是一个功能性的引子，提供了一个“二人以绝对理性开局然后又走入感性纠葛”的前提，实现比平常设定更好的主题呈现条件。它也不仅仅是“骗局与反杀”，也不仅仅是“性别对立”，甚至不仅仅是女性主义电影。它从女性主义视角下的“骗局反击”出发，却指向了更广义范畴下的男女情感生活之现实境遇，以及对普遍人性与情感悲剧的表现，是一部关于“生活”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