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24年,十七岁的塔蒂在圣托贝海滩(St-Tropez)度假时首次表演了自创的哑剧,扮演一位漏球的守门员。整整五十年后,塔蒂在最后一部影片《马戏巡游》(Parade)里还重现了自己的这段处女秀。1925年,塔蒂入伍服役,成为法国第16骑兵团的一员,部队驻扎在离巴黎不远的圣日耳曼昂莱(Saint-Germain-en-Laye)。塔蒂精通骑术,骑马的元素也始终贯穿在他的喜剧创作之中,他在哑剧中能够同时模仿骑手和赛马,《于洛先生的假期》(Les vacances de Monsieur Hulot)里有一场于洛骑不上马的戏,1967年的短片《夜校课程》(Cours du soir)里专辟一章讲解如何表演骑马,塔蒂能在马上模仿职业选手、老板、贵妇等不同身份的人,显露出骑兵功底。
塔蒂说过,喜剧演员最基本的一个要求是对体育运动的训练。1928年,他加入“法国赛马俱乐部”(The Racing Club de France)旗下的橄榄球队,司职二排(second row)。值得一提的是球队的队长阿尔弗雷德·索维(Alfred Sauvy),日后出版了《人口通论》并提出“第三世界”概念,成为影响世界的人口学家。每到比赛结束,塔蒂总爱在更衣室里模仿刚才的比赛过程,一个人能扮演球员、裁判和观众,常能引来全队队友的哄笑。索维发现了塔蒂的喜剧天赋,在他的支持和推荐下,塔蒂在俱乐部年会上公开表演了原创的哑剧《无声体育》(Silent Sport)。1931年,塔蒂离开了装裱店,告别了橄榄球,正式向演艺界进军。
四
踏上舞台的同时,塔蒂也一直做着电影梦,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像卓别林、基顿、劳莱与哈台那样登上大银幕。不过,当时他最崇拜的喜剧明星是英国的小蒂奇(Little Tich),一位身高只有1米37的侏儒演员。小蒂奇存世的影像资料仅有两部,1900年拍摄的《大鞋舞》(Big Boot Dance)被塔蒂誉为“银幕上所有喜剧的基金会”。早在1932年,塔蒂就试图把自己的体育哑剧拍成电影,不过这部名为《网球冠军奥斯卡》(Oscar, champion de tennis)的短片早已遗失,也许根本就未能完成。二战爆发之前,在橄榄球队队友和Musical Hall同行的帮助和引荐下,塔蒂一共演过五部电影,基本全是短片。其中值得一提的只有1936年的《小心左边》(Soigne ton gauche),塔蒂在片中扮演一位参加拳击赛的农夫,充分展示出他的肢体表达能力。执导影片的是只有二十三岁的雷内·克莱芒(René Clément),塔蒂第二部电影On demande une brute的助理导演,《小心左边》是他的导演处女作。后来,克莱芒拍过《铁路之战》(La bataille du rail)、《禁忌游戏》(Jeux interdits)、《怒海陈尸》(Plein soleil)等片,法国战后最重要的导演之一,被新浪潮敌视的“优质电影”代表人物,也是电影史上不可绕开的角色。
1939年9月,德国闪击占领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拉开帷幕。正在意大利巡演的塔蒂被召回部队,派往法国北部的康布雷(Cambrai)布防。1940年5月,法兰西战役打响,德国展开“挥镰行动”,同时进攻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西欧四国,塔蒂所在的第16骑兵团参与了莫兹(Meuse)附近的战斗。6月14日,闪电战大获全胜的德军占领了“不设防的城市”巴黎,一周后,法国求和派维希政府宣布投降。法国沦陷后,已随部队撤退到中部的多尔多涅地区(Dordogne)的塔蒂退伍复员,回到了巴黎。德军占领时期,巴黎的娱乐场所照常营业,塔蒂重登舞台,在著名的丽都夜总会(Lido)继续表演《体育印象》。不过,丽都当时主要的顾客都是德国人,这段经历也让塔蒂日后受人指摘,成了他不愿提及的记忆。
1942年,塔蒂受邀赴柏林斯卡拉俱乐部演出。结果,他发现柏林人大部分都已征兵打仗去了,城里的厨师、裁缝包括演员都是法国人,后来他甚至想过以此为题材拍部电影,表现“占领下的柏林”。塔蒂在柏林认识了同样来自法国的亨利·曼奎特(Henri Manquet),两人一见如故,成了一生挚友与合作伙伴。随着战事变化,回到巴黎的塔蒂怕被德国人抓进集中营做苦役,1943年他就和曼奎特一起逃往非占领区避难。两人在安德尔河畔的圣塞韦尔(Sainte-Sévère-sur-Indre)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住了下来,合作完成了短片《邮差学校》(L'école des facteurs)的脚本。战后,塔蒂和曼奎特重返故地,在这个村子里拍摄了首部长片《节日》(Jour de fête)。
1945年5月,纳粹德国宣布投降。塔蒂终于有机会回到摄影机前,继续他被战争打断的电影梦。1946年,塔蒂曾在两部爱情片里扮演无关痛痒的配角,此后就再也没有出现在别人的影片里,甚至没有任何一次客串,换句话说,他只为自己拍电影。1943年,塔蒂参与过马塞尔·卡尔内(Marcel Carné)《天堂的孩子们》(Les Enfants du Paradis)的选角,虽然最终落选与这部诗意现实主义的扛鼎之作擦肩而过,却结识了电影的制片人弗莱德·奥莱恩(Fred Orain)。战后,奥莱恩和塔蒂成立了卡迪电影公司(Cady Films),据说名字是取自奥莱恩的一条狗,他们制作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塔蒂在乡下写成的《邮差学校》。开始,塔蒂本想再找克莱芒来当导演,可克莱芒靠《铁路之战》在戛纳电影节上拿了最佳导演,手上的项目多到拍不过来,塔蒂只好自己当起了导演。
五
拍完《邮差学校》的同年(1947年),塔蒂和奥莱恩接着就开始制作他们的第一部长片《节日》(Jour de fête)。这部电影其实由《邮差学校》扩展而来,编剧依然包括曼奎特,塔蒂扮演的还是邮递员,成片基本涵盖了《邮差学校》里最重要的几个桥段。《节日》选在塔蒂熟悉的圣塞韦尔拍摄,就是他和曼奎特1943年避难时待过的那个村子,他们也兑现了当初的承诺,几乎所有村民都在电影里露了脸,比如扮演村长的就是塔蒂当年的房东。今年是《节日》在法国上映60周年,圣塞韦尔当地开辟了主题旅游项目,不仅在村子里建成一家电影博物馆,还设置了“跟随邮差弗朗索瓦的车轮”线路,让游人骑车追寻塔蒂当年的足迹。
《节日》有一个很重要的情节,塔蒂扮演的弗朗索瓦透过大棚的缝隙偷看了一场免费电影,一部表现美国邮政高效率办公的科教片,里面起着摩托甚至开着飞机送信的美国人,彻底让这位法国乡村邮递员傻了眼。银幕之外的塔蒂同样被电影的新技术困扰着,奥莱恩当时在法国技术委员会任职,他急于把《节日》拍成法国第一部彩色电影,并且运用本土研发的Thomson color(当时通用的是柯达开发的Technicolor)。塔蒂对这一国产彩色系统心存疑虑,所以就坚持同时使用黑白摄影机和彩色摄影机。这个决定虽然让工作量增加了一倍,每场戏都得重拍一次,但事后证明是正确的选择,因为影片的彩色胶片还未洗印,Thomson color公司就破产了。《节日》最终上映的还是作为备用的黑白版本,奥莱恩的爱国革新举动也落了空。其实,塔蒂对电影的色彩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比如他把《游戏时间》描绘成一部“彩色胶片拍出的黑白电影”。和卓别林一样,后来出了大名的塔蒂也喜欢反复调整自己的旧作,用他的话说就是“修改家庭作业”。筹备《游戏时间》的间隙,塔蒂在1961年还为《节日》制作过一个手工上色的版本,国旗、气球等道具都填上了装饰性很强的颜色,并重新制作了音轨。当年未能采用的彩色胶片也保存下来,1995年在塔蒂的女儿索菲·塔蒂斯切夫(Sophie Tatischeff)的主持下进行了修复,“法国第一部彩色电影”在迟到近半个世纪后终于上映。
《节日》的发行并不顺利,这部没有明星的低成本喜剧最初在法国根本找不到买主,影片完成的第二年才售出了南美版权。收回部分资金后,塔蒂重新录制了英文版配音,《节日》于1949年初在英国上映,取得了不错的口碑。“出口转内销”的《节日》终于在法国得以发行,并于1949年7月2日在圣塞韦尔小镇举办了热闹的首映式,村民们竖起了一座邮差弗朗索瓦的雕像,镇长宣布塔蒂获得“荣誉邮递员”称号并颁发了“金钥匙”。随后《节日》的票房节节攀升,收入超过成本十倍,还入选了当年的威尼斯电影节,雅克·塔蒂第一次享受到电影带来的成功,他已经整整四十二岁。
六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这部制作简陋的长片处女作已经多处显露出塔蒂的电影特点:反经典式的剧情结构,淡化台词强调音效,大量使用全景镜头并且不给特写,利用场面调度制造视觉笑料……特别是电影要探讨的话题,技术革新是否真的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这也成了塔蒂一生创作最重要的母题。但是,《节日》在当时并没能像后面几部作品那样为塔蒂带来盛誉,评论界在肯定他的哑剧表演功底的同时,也对他的导演水平提出了质疑,特别是针对台词和叙事的问题。
塔蒂本人似乎也对《节日》持保留意见,曾有多家投资商希望拍摄邮差系列的续集,都被他拒绝了。影片热映过后,塔蒂曾明确表态:“我没必要告诉大家,邮差去了巴黎,升了官,或者结了婚。在《节日》里,我已经把邮差弗朗索瓦的故事讲完了,他不会继续往前走了。”在宣布这一决定之前,新的角色已在塔蒂的脑海中诞生,一个适合他来表现的角色。四年之后,塔蒂带着第二部电影《于洛先生的假期》(Les vacances de Monsieur Hulot)重新回到聚光灯下,叼着烟斗的于洛先生第一次在大银幕上亮相,另一个时代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