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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这个国家的残疾人是怎样生活的吗？他们到底在经历着怎样的困境？面对种种人生磨难，他们又做出了哪些抗争？ 12月11日，一部名为《无臂七子》的纪录片在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举行国内首映，这部纪录片记录了七位无臂的艺术家，他们来自中国各地，有着相似的生活悲剧。
其中四位在童年时不慎触碰变压器而截肢；一位在青春年华时，在矿井中被炸去双臂与一只眼睛；一位在而立之年，在工地作业时不幸被切割机切掉双手；而另一位则因小儿麻痹症导致手臂不能抬举。 然而，他们在逆境中不甘示弱， 迸发出昂扬向上的勇气和力量，以用自己的口与脚篆刻、绘画、写书法等形式创作艺术作品，展示了人的无限潜能与自信。为回馈与报答社会，他们义卖自己的作品，共同筹资在云南贫困山区建了一座“七子”教学楼，成就了非凡之举。
作为一部描写肢残人士的纪录片，本片的题材很有价值，无臂七子身残志坚、直面苦难、升华人生的故事在81分钟之内做到了有效的呈现和克制的联接。
自影片开始起，导演金行征就用大量的特写镜头+固定镜头细节化地展现了这一群体的日常生活。他们虽然没有手臂和胳膊，但却以嘴当手，以脚为臂，洗脸、刷牙、做饭、干活乃至书法、雕刻、表演、打电话都是依靠身体的其他器官来完成。
尽管影片聚焦的是残疾人，但影片中的主人公们却用自己的坚韧和自立赢得了身边人的尊重和敬意，并在小有所安后回报社会，这无疑是对苦难生活的最有力回应。
本片在形式上并没有特别强的戏剧感，七个人的朴素生活仅仅靠着几场围桌对话所联结，导演金行征表示他要的就是这种自然的状态和单纯的呈现。 在展映结束后，DOCO热纪录也特意联系到金行征导演与他进行了一次深度访谈，今天便向大家分享他创作《无臂七子》这部纪录片背后的故事。
你是怎么接触到这个题材的？感觉这类片子在国内还挺少见的。
是我同事的朋友来看我的片子《罗长姐》，他给我介绍了这么一群人，当时这七个人已经是个组织了，他们成立了无臂七子书画艺术馆，那个艺术馆就在我朋友的老家绍兴上虞，他跟我说那边有几个无臂艺术家，问我要不要去看看，我就过去了。
当时我是先见到这七个人中的两个，一个是馆长陈伟强，另一个是副馆长丁京华，他俩经常在那边，看到他们以后我感触还是蛮深的，因为是第一次碰面，丁京华就坐在我旁边跟我聊天，他用脚举着杯子喝水，这种感受是挺不一样的体会。
拍这几个人，我觉得应该是有意义的，因为他们也代表社会的一个群体，而且肢残人士在中国所占群体很大，有2000多万人，我想他们就是其中一个代表。这七个人正好又在不同的地方，我就不断地跟他们接触，然后一个个去找他们，找到他们之后我就决定拍这部片子。
同时，正好他们自己也有这个意愿，他们也想宣传，宣传对于他们来说是很有帮助的，很有意义的。如果他们正面的历程能给需要帮助的人一些自信，我觉得这部片子就成功了。
这部片子的制作周期有多久？
先是调研了一遍，和他们都碰了面，正式拍是2017年6月份开始的，到今年的6月份还拍了一个镜头，差不多就是两年时间。
我的片子都是边拍边剪，因为事情都是我自己来做，也不受别人的影响，拍了一段后会有个初剪，初剪要是发现缺东西就在下次拍摄时直接补上。
你在这部片子中的拍摄模式是怎样的？
整部片子主要是我来拍摄，另外还有一个录音，还有一个摄影助手，在大场面拍摄时，偶尔有两个机位，后期剪辑是我老婆和我两个人，当然也会找一些人来看，让他们提一些修改意见之类的。
他们一开始对你的拍摄有所抗拒吗？
没有，他们都是非常愿意拍摄的，但愿意拍的又是他们认为好的一面，他们想展现自己的一些成就，展现自己的书法作品，这是他们所希望的。
丁京华这个人可能在这部片子里没有展现的特别好，因为他在生活中还算挺幽默、挺放得开的，但是一拍摄他就有自己的想法了，由于他是绍兴市肢残协会主席，所以他总是想展现他觉得应该展现的一面，比如他组织的一些活动。
主要原因也是他对自己的职位和形象有些顾忌，这个我觉得是情有可原的。但是我想拍的是他的普通生活和家庭生活，后来我也跟他交流了很多，最后他还是同意了我的拍摄。
后来我到他家里拍了一段，就是他的儿子在弹钢琴，他老婆给他洗头，这种他是愿意的，有些他就是不愿意的，他之前也跟我说过，说有些你不要拍我，你去拍其他人，他的拍摄可能稍微有点遗憾。
你是怎么让这些人在你的镜头前放下自我包袱适应拍摄的？
这个只有多拍，没有别的捷径，拍了很多，不自然的都会剪掉。 比如他们吃饭的那一场，最终用了大概七、八分钟的素材，实际上拍了有两个小时，他们会关注我是不是在拍，没办法，这种就只能多拍，多拍让他们慢慢忘掉镜头的存在。
又比如他们坐在一起喝茶的那场就比较精彩一点，那场戏的拍摄我是不在的，只是把机器放在那里，这时候他们就忘记了镜头的存在，那一场戏也是拍了大概一个多小时，我回来后又拍了几个特写，那场戏如果有两台机器就好了，就一台机器有点可惜，有些画面没用上，这样在剪辑上比较麻烦。
在这部片子中你运用了大量的特写镜头和固定镜头去展示这一群体的日常生活，关于这一点你是怎样考量的？
固定镜头是因为，第一我的机器很重，我拿不动，所以只能用固定镜头，这是客观因素决定的，第二是我本身也比较喜欢固定镜头，因为我在德国学习电影，看到过很多这种片子，也受过这种片子的影响。
德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实验电影导演，他拍过一个建筑史的片子，就是用固定镜头的方式，每个镜头都保持在7秒到10秒之间，让你看不下去，但又看的很仔细。你看现在我们的一些宣传片，镜头都是闪、闪、闪，你根本看不清是什么，就只是吸引你的眼球，其实那样一点意义都没有，没有气场，一下子过了就忘掉了。
我确实看了好多这种静静的镜头、很有力量的镜头，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也可以满足我一个人拍摄的需求。
特写镜头是这样，比如某些场景中，我只是拍他们的脸，但是很少去拍他们手臂的特写，如果都是全景的话，这个力量就没了，有时候特写镜头就是增强画面的质感。
这种题材其实很适合拍成那种戏剧张力十足的片子，但感觉你是在反其道而行之，只是在单纯的呈现，你的纪录片创作理念是怎样的？
对于我来说，怎样做到状态的真实，这是很重要的，这种状态的真实就存在于他们最基本的日常生活中，你看我拍的都是普通人的生活，而不是事件，事件马上就会让人去关注，但我是去表现人最本能的东西，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平淡的，你如果想一下自己的生活，哪有那么多的起伏，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静的力量比动的力量更大，这是更加真实或者接近真实的状态。
像他们这些人的命运起伏，你如果截取一些，或者说大动作的话，其实也是有的，但那种你只是加强了某一方面，然而我还是更关心他们真实生活的一面。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想法。
在拍摄过程中你会引导拍摄对象吗？
这种引导也有也没有，比如我去找他们拍摄，他们总是会安排一些事情，去演讲或者做一些活动什么的，但是我也不能全拍这种东西。我就说我拍你的日常，就到你家里拍，你什么都不用准备，家里打扫都不用打扫，你让我过来就好了。
比如赵靖和他老婆一起去拜年出车祸受伤，这件事他就不让我拍，他说你不要来，我们不想展现这些，我说没关系的，我只是到你家里先看看你，还好我去看他，才拍到他的真实状况。
他们自己想要展现的跟我想要展现的确实有点不一样，我只能选择我想要的东西，当然他们想要展现的我也会拍，最后我都是可以取舍的。
我记得有一个镜头是石晓华在洗脸的过程中接电话，然后他装手机的地方很特别。
这个镜头真是偶得，但是前面陈伟强刻章接电话，那个我是设计了一下，我说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个电话打进来可能会更好，但是你现在说的这个真是偶得，因为石晓华他太自然了，这个镜头比较长，我中间切了几刀，其实是一个镜头。
他的那一段特别好，因为他已经忘掉我在拍摄，其他人肯定会看我是不是在拍，但是他没有，而且他把脚边的那个口袋露出来了，我跟住了，刚开始我还稍微迟钝了一两秒，然后立马就跟住了，拍到这个镜头让我特别开心。在石晓华的身上，我还发现蛮多东西的，而且他还挺风趣的，在片子里他也是最喜欢说话的一个人。
片子中的七位主人公虽然都是残疾人，但却都是身残志坚，靠着自己的劳动自立自强，选择这样一个积极向上的主题，你是想向观众传达什么意图？
首先，我拍这部片子，大致的观众群体也是残障人士，这部分是主要的，但是另外一部分就是给一些健全的人看，我想给他们一些新的体会，因为平时假如我们在外面看到这些肢残人士，可能就是斜着眼睛看他们，而不是真正的以一个正常人的姿态，友善的看待他们，肯定是带着某种偏见，我就是想以此拉近这两个群体之间的距离，不要让大家产生这种感觉。
因为现在我跟他们之间接触确实没有这种感觉了，接触多了就像朋友一样，但是有些观众和他们第一次见面，就可能有点不适应，这样的片子又很少，所以如果有不同的片子让人们更多地接触他们、了解他们，或许这种隔阂就慢慢少了，而且这也能帮助那些残障的年轻人，对他们的自信、自主、自立会有一种榜样作用。
有很多肢残人士他们走不出去，走不出去当然有很多原因，但是我拍的这几个人还算是非常成功的，他们是愿意走出去同时也能走得出去的，他们走出去做了一些事情，我就想借助他们的这种力量来给别人一些自信。
比如陈伟强，有两个记者采访他，让他找到了自信，和志刚是在运动会上当运动员给他带去了新的希望，赵靖19岁就在矿里断了臂，他说他都已经活不下去了，但有一天在路上有个人向他问路，他把那个人带到那个地方，他又觉得自己也有用处，他又找到了一种活下去的力量，这些都是让我去拍这部纪录片的重要因素。
因为他们的残疾很多都是小时候造成的，有好几个人在小学读书的时候别人都会笑他们，比如怎么撒尿怎么上厕所，别人都会偷偷去看，这就造成了他们自卑的一面。所以我还是去拍他们的现在，他们有好的家庭，有好的社会成就，就用这些鼓励其他人，这是我想传达的重点。
你是否会介意某些观众说你是在表现苦难、剥削苦难？
对，很多人会这么说，但是你看了以后可能体会到不一样，他们很乐观，也有正常的生活。观众应该看了之后可能会改变这种想法，我还是希望大家去支持这部片子，上映的时候去看一下，这样会改变对这些人的偏见，也会改变对我拍摄这种题材的偏见。
影片结尾，七位主人公在云南筹资修建了一所希望小学，这个事情完全是他们自发做的吗？有其他社会力量的帮助吗？
他们把自己的画卖给了一个老板，我以为义卖还挺困难的，但是因为他们有一个人引荐，那个老板挺有钱的，他很爽快地答应了，这个事情就简单化了。我本以为这个过程会很艰难，比如他们卖一张画几百块钱，但要花一百万筹建小学，要多少画才能建起来啊。
但是这个老板很有公益心，他说你们这几年的画都给我，我都帮你们收了，定多少价格我就收你们多少价格，就是用这个方式建了教学楼，花了一百多万，就这么简单。
这部影片已经算是你的第三部或者第四部作品了，经过这么三四部的创作，你在坚持些什么？
对，必须得坚持一些东西，我们拍纪录片还是要保持初心，我原来是非常纯粹的，没有受到过任何影响，但现在做片子会受到的影响还蛮多的，因为毕竟会有其他机构、单位或个人介入，他们会间接地影响你的创作，他们有想要的东西，也有不想要的东西，但我还是要保持原来的状态，拍东西要真实地去创作。
我的意向就是非常强烈地要去创作我想要的东西，因为毕竟我是学这个专业的，而且对社会还算有所了解，我希望自己能做对社会产生影响的纪录片，这个影响可能是各个方面的，能对历史留下一些印记的，以后也会继续做这样的片子。
做这几部片子的过程里有没有一些新的感悟？
新的感悟也是有的，主要是对社会的责任感更加强烈了，还有就是会考虑对拍摄对象能不能产生一些影响。
我的第一部片子《离开》，拍了七个小孩，和现在这个片子一样也是七个人，后来他们就得到了一个公司的赞助，把他们的生活费给解决了，这就是拍纪录片的意义之一。
第二部片子《消失在黎明前》，我拍了村里最后一个老人，现在我已经和他成了朋友，而且是他村外唯一的朋友。
第三部片子《罗长姐》，我确实是靠它得到了一些认可，通过这部片子我也传递了主人公的一种价值取向，比如最简单、最朴实的母爱精神，以及四十年里她对她儿子不离不弃的精神等等。
我拍这些片子对他们是有帮助的，他们对我也是有帮助的，这是一件互相成就的事情。所以我未来的题材取向，也会更加关注社会意义，这是很重要的，我会继续在这方面挖掘一些东西。
看你不仅带着《无臂七子》来广州节首映，而且还带着一个叫《乱弹》的项目参加了提案大会，能谈谈那个项目吗？
《乱弹》拍得比《无臂七子》还早，但那个片子太难拍了，因为拍摄的是一个大群体，乱弹是温州的一种地方戏曲。我之前拍了一个剧团，但是他们在拍摄中途解散了，我就拍不下去了，人也找不到了。
现在又拍了第二个剧团，这是非常普通的一个剧团，但是他们很能坚持，他们是一个大家族，所以能延续下来，我就经常去跟拍他们。
有时候很难去拍摄，因为他们是流动的。现在已经拍了大概有一个多小时的有用资料，就完全是可以用的东西，故事也基本上有了，总的资料已经很多很多了。
但我现在还需要寻找一个事件从而产生一个结尾，否则我结尾不了。因为他们还在延续，还在流动，但是我以什么方式让这个片子结束，现在还没有找到好的时间点。
你是想表现这种地方戏曲的消亡吗？
它们的消亡在所难免，但社会是不是对这种消亡产生了某种关住，也许关注了之后，人们就对它感兴趣了。
现在村里的人也有钱了，对他们会有扶持，有的老板去还愿也会请他们唱几天。他们坚持下来了，或许通过这部片子，他们就会得到重新的关注。这些人平时从来没被关注过或报道过，但是我想去拍他们，所以我也希望能把这部片子拍好，还是很有意义的。
《无臂七子》什么时候能和观众见面？
计划是定在明年的助残日，5月17日左右全国公映，到时候残联也会帮我们做一些推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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