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行人生

徐峥导演、主演的电影《逆行人生》于8月9日上映，它讲述了徐峥饰演的高志垒作为大厂程序员，兢兢业业地写代码十几年，45岁突然被裁员，重返职场求职无果，在存款遭P2P暴雷、父亲重病住院、女儿要上国际高中等经济压力下，他决定成为外卖骑手“过渡一下”。外卖骑手因就业门槛低、多赚多得、灵活性强、不拖欠工资等优点早已成为就业大军“过渡一下”的首选。据统计，国内外卖骑手数量逾1000万人，随着疫情后的经济下行，裁员潮和就业难，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外卖行业。《逆行人生》的主创显然想通过这部电影，慰藉一下在泥沙俱下中拼命工作的打工人。

去年年底的电影《年会不能停》中，工人阶级的胡建林（大鹏 饰）误入互联网大厂，以调侃和戏谑为打工人呐喊心声，完成了一次对大厂，及其代表的阶级跃迁神话的祛魅；《逆行人生》则是高志垒所代表的中产阶级投向外卖骑手的他者化的目光，从而缓解其对于阶级滑落的恐惧。仅从豆瓣评分来看，观众对《年会不能停》打分8.1，而《逆行人生》则停留在6.8，并伴随着观众的批评和争议。可见，在当下，可以解构、调侃、祛魅，而所谓宏大的、煽情的、励志的叙事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01 外卖骑手：”黏“在系统里

青年学者孙萍在《过渡劳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一书中将外卖形容为一个“包含了物流、交通、运力、人力、消费、餐饮等诸多方面的巨大的游戏场域。”外卖骑手是“游戏的闯关者”。平台用一套游戏化的管理模式诱导棋手对送外卖这一过程上瘾。孙萍写道，“加入外卖游戏的骑手，即是游戏的参与者，也是游戏系统的研发者和开拓者。”骑手的劳动与算法持续交互、博弈，在算法不断时间的过程中，骑手不得不开发自身的生理、心理和脑力的极限，与看不见、摸不到的算法无限的缠斗下去。

外卖骑手不跑单意味着没有收入，而一旦进入，就只能一路狂奔下去。无论是生计，还是系统本身，都不允许停下来。”不能停下来“体现在很多方面。

首先是外卖系统的游戏化设定，美团在跑单活动挑战赛中，将骑手划分为铜牌骑手、银牌骑手、金牌骑手、钻石骑手，不同等级的外卖员对应着不同的骑手装备、有效订单量、配送准时率等要求。骑手在跑单中如同闯关升级，日跑单量、周跑单量、月跑单量，以及个人跑单排行榜等榜单实时更新，骑手的送单表现决定了他能够拿到的奖励和奖金等。骑手头上悬着的是滴答作响的时间，他们需要与时间赛跑，并在过程中不断地突破门禁、保安、电梯、路障、以及红绿灯和交警。

其次是平台系统的客单量设计上的“粘性陷阱”。孙萍写道，平台通过“变相减少骑手实际收入、增加骑手等待时间、诱导骑手形成送单’上瘾’的情形，从而使骑手‘黏’在平台上”。平台鼓励骑手多跑单，跑的多挣得也就越多。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骑手跑得越来越快，算法的要求也越来越严苛。结果是，若想维持一定的收入，骑手跑单的速度必须越来越快，消耗的单量越来越多。

“单王”是骑手们另一个停不下来的原因。成为“单王”意味着超长待机、昼夜不歇地跑单，并且丝滑避开每一个“扣分点”。扣分点包括：极端恶劣天气、系统导航bug、商场保安设置的路障、顾客的不配合等，如果超时、有差评、产生交通罚单，都会影响收入。

外卖送单是一项脑力、体力和情感交织的高密度工作。这些真实的骑手困境，发生在徐峥饰演的男主角身上，形成了一种“囧”宇宙的身份错位笑料。笑料能够成立的基础在于，高志垒首先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又是前大厂程序员，妥妥的中产阶级。但是，在真实的骑手身上，这些困境都是笑不出来的。

影片中令人深刻的两处场景：一处是高志垒身患糖尿病，没吃饭送单的过程中昏倒在地，却被平台要求完成“微笑计划”。2017年6月左右，美团开始实施“微笑行动”。它意味着，即便是骑手爆单、爬楼、跌倒、被骂的时候，被抽到的话必须立即停车，拍摄面部照片进行上传。如果没有按时按规上传照片，骑手将会面临罚款，或者封号。此时，高志垒怎么也笑不出来，努力挤出一点点微笑还是像哭。另一处场景则是高志垒在角逐“单王”的最后时刻，被飞驰而来的车子撞飞，他爬起来的第一反应，不是检查自己的身体状况，也不是跟肇事车主理论，而是：“千万不能超时啊！”，于是一瘸一拐地拿起外卖奔向目的地。

这两处场景生动展现了冷酷无情的平台算法与生命个体之间的冲突，是观众最能与主人公产生共情的地方。但是影片并没有由此展开对于将人异化、工具化的算法和平台的反思和批判。随之而来的是，高志垒及同事骑手们被驯化出整整齐划一的微笑，那几乎是令人感到恐怖的时刻。

影片高潮，一边是高志垒拖着车祸后的身体给顾客送去外卖，一边则是山呼海啸般狂欢的娱乐风暴，阶级的不平等如此明显，影片却迅速地将观众带入高志垒终于卫冕“单王”的胜利狂欢中。于是，此前呈现的人机之间、人和系统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的刺痛，被这种所谓的励志叙事所消解了。

02 东亚人没有退出机制

”黏“在系统里的何止是外卖骑手，东亚人一生都被困在传统的父权制家庭叙事中。影片呈现了一个典型的中产家庭，一家五口三代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父母卖掉小房子置换了现在的大公寓；高志垒同济毕业，大厂工作；妻子肖妮（辛芷蕾饰）是全职太太；女儿要读国际学校。传统的父权制家庭不断再生产着所谓“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他们秉承“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信念，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的精英教育上。

家庭作为社会的最小单位，是唯一的风险承担机制。基于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男主人公作为家中唯一的经济支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背后反映的其实是，金融风险工具的缺失，养老和医疗保险的困境，和公共养育系统的缺失。风险来临时，亲情作为兜底，家庭内部成员只能相互支撑，中风后瘫痪的父亲几乎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影片并没有指向结构性支持系统的缺位，而是不断讴歌亲情的无坚不摧和伟大。最终，他们一家搬离大公寓，住回了小房子，完成了家庭美满的叙事闭环。

迈克尔·桑德尔在《精英的傲慢》中写道，“向优绩至上的转变一方面显示了英才统治冷酷的一面，其冷酷性体现在对个人责任的严格要求上，这种要求伴随着对福利制度的控制和把风险从政府和公司转移到个人身上的努力。这种转变另一方面则更有抱负。优绩至上观念体现在所谓的阶层跃升的话语中，保证那些努力工作并遵守规则的人应该站在他们的才能和梦想所能达到的高度。”

在经济下行的当下，优绩主义所承诺的“个人努力就能获得成功”，以及阶级跃升的话语已经破产。当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个人努力不一定能够成功时，影片中高志垒一路飞升成为“单王”这样的励志叙事也就没那么燃了。

影片中最动人的一句话是，“太累了！”。无论是受困于平台算法系统中的外卖骑手，还是受困于传统家庭叙事的东亚人，读书、上学、毕业、结婚、生育，育儿，如同高速旋转的陀螺，没有驻足休息的时刻。人生真的只有内卷或躺平的单向选择吗？现实中，持续走低的婚育率正是年轻人的反抗，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和亲密关系或许会带来松动的可能。

03 建立联结的困难

影片详实地呈现了外卖骑手的群像，年轻骑手杨大山（邬楷饰），白血病患儿父亲老抠（王骁 饰），拼命赚攒钱还债的“单王”大黑（冯冰饰），宝妈骑手仇晓敏（刘美含饰），外卖骑手们的首要目标是赚快钱，“过渡”一下。然而，电影投向骑手群体的目光，如同高志垒投向骑手同事的目光一样，是他者化的。

高志垒短暂地介入过他们生活空间，比如位于城郊废弃的垃圾场上狭小的居住空间，老抠一家四口蜗居在那里；大黑常去的烧烤摊，骑手们偶尔会搓一顿；母女躲雨的屋檐下，单亲母亲带着孩子一起送外卖；还有棋手们聚集的站点等。高志垒帮遭遇车祸的老抠送单，为雨中的母女送去雨衣，为大黑送去胃药，为他们带来跨越阶层的温情。

然而，现实中，骑手之间的联结是困难的。孙萍写道，“外卖劳动是一份几乎完全脱离集体化劳动模式的工作，这就意味着，在劳动的过程中，外卖骑手经常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情况不知道如何是好，一时也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回复与帮助。“个体化和碎片化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劳动现状，同时，阶层的流动也愈加艰难。

当影片结尾高志垒开发出“路路通”APP，并最终被平台的领导层看见，阶级的分野也不再犹抱琵琶半遮面。毋庸置疑，这是拍给高志垒们的电影，创作者试图慰藉中产阶级，阶级的下滑只是暂时的，中产阶级凭借其文化资本，依然能回到原来的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