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ce Upon a Time in Bhutan...

只有70多万人口的不丹形象十分矛盾，既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之一。作为为数不多的保留君主制的国家，自1970年代开始，不丹不以GDP（国民生产总值）而以GNH（国民幸福指数）作为衡量经济和制定政策的指标，经过几十年的经营，不丹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巨大进步，同时又很好地保护了传统文化和生态环境。由于采取极为严格的入境政策，不丹给外界留下了神秘、传统、平和、原生态的世外桃源形象。

不丹导演帕武·多杰的第二部长片《僧侣和枪》立足本国发展经验，由一个小切口探讨了一个大问题：什么是幸福，如何获得幸福？

故事发生在2006年，政府在国王要求下推动民主化改革，为了确保首次大选顺利举行，大选办公室通过组织一场模拟选举来完成民主教化。大选办公室负责人泽仁央登来到乌拉村现场督导。

上师通过收音机知道了外界的变化，预感到要有大事发生，要求徒弟扎西在满月之前搞到两把枪，但没有说用枪做什么。与此同时，导游班吉带着美国人罗恩正在寻枪，罗恩说自己是枪支收藏家，但已经注意到罗恩的警方认为他涉嫌非法枪支买卖。老农阿布平措家里有一把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流传下来的步枪，扎西和班吉都闻讯赶来。

电影围绕着“模拟选举”和“寻枪”双线并行。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物质文明早已在村子里蔓延，出现了卫星天线，彩色电视，可乐，007电影，都是受人欢迎的新鲜事物，有电视的家庭常常围着一群村民。扎西和尚也喜欢看007，喜欢喝可乐。但变化也许仅止于此，村子里依然都是简陋的木屋，村民席地而坐吃手抓饭，大部分人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无法进行选民登记，女孩为了一块橡皮踌躇良久。

对于西方文明大家的观念并不一致。电视上反复播放着鼓吹现代化、宣传民主议会制、动员投票的宣传片，从大城市来的选举工作人员抓住一切机会告诉村民只有现代化能造福民众，而想要实现现代化就要先实现民主化。面对村民的疑问，工作人员们都是或学理或宏大的回应。

但大部分村民不为所动，在他们眼里，西方选举的画面就是互相斗嘴、打架，这种制度怎么能引进到自己的国家。当工作人员安排大家模拟不同政党支持者互相对立的情景，老人不解的问：“你们为什么要教我们怎么粗鲁？这不是我们原来的样子。”

当然也有人很向往西方。选举的两名候选人，罗卓代表着传统势力，获得大部分村民的支持；廷礼是支持发展工业、发展现代化的新派人士，支持者寥寥。主角一家还因为“政见不同”陷入困扰，丈夫群培支持廷礼，希望廷礼大力发展经济，还能把女儿带到大城市，告别贫瘠的乡下；妻子措姆不关心政治，但小女儿玉培因为父亲支持外人在学校遭到排挤，让措姆非常焦虑；婆婆是罗卓的坚定支持者，对女婿非常不满，也让措姆处于两难境地。

眼看丈夫陷入狂热，一家不得安宁，措姆越来越无法理解选举。措姆把疑问告诉负责人泽仁央登，泽仁央登说这是国王恩赐的民主，我们刚开始这个进程，一切都会过去，大家都会幸福的。措姆反问：“可是我们本来就很幸福。

”

寻枪的情节更为黑色幽默。先到达老农家的罗恩出价7.5万美元，老农说太贵了过意不去，几番商讨降价一半。班吉和罗恩返程取钱，扎西赶到，当听说上师需要，老农把枪作为贡品献上，并且拒绝扎西的钱，只象征性地留了一包槟榔。班吉知道后无法理解，但也只好追上扎西要枪。罗恩还是想出高价买下这把枪，扎西则坚定地表示不要钱只要枪。班吉想出折中办法，买两支新枪换这把旧枪。在班吉和罗恩眼里，一切只是钱的问题，在老农和扎西的心里，上师和信仰才是最重要的。

这段鸡同鸭讲的往来非常直白地表明了两个世界两种价值观（西方/东方，传统/现代）的巨大差异。虽然双方没有因此产生冲突，而且尽力促成公平交易，但观感上，带着“原罪”的“金钱”依然输给了赤诚的“信仰”。

模拟选举当天，上师举行法会。来换枪的班吉和罗恩，追捕嫌疑人的警察，选举工作人员，村民，聚在一起，聆听开示。法师说，佛塔是用来消除孽障，佛塔深处埋葬一些东西可以战胜和镇压邪恶，他要把代表世界上一切痛苦和灾难的枪埋在此处，消灾祈福。罗恩迫于形势，把两把新枪扔到土坑里，老农的步枪，警察的手枪，儿童的玩具枪，都被开心地抛弃，并在大家的欢呼声中被土石埋葬。罗恩还受邀参加了夜里的篝火晚会，上师把本地的图腾——一根巨型木制阴茎——送给罗恩，班吉告诉他，“勃起的阴茎”代表消除了对立，让我们离最终开悟更近。

一把枪换了另一把“枪”，不知道外国人此时真实内心活动是怎样的。

电影里明显分为两派，支持现代化的少数派，支持传统的多数派，前者认为制度决定一切，改变必然改善，后者保护现有生活方式，反对蛊惑人心徒增烦恼的外来事物，这种局面很像我们近代史上革命派和保守派的斗争。何为“体”，何为“用”，即便我们已经争论和实践了一百多年，也很难做出清晰的结论。

本片其实是一部有着现实主义外壳的寓言，“僧侣”代表本土、信仰和传统，“枪”代表西方、暴力和仇恨。电影的倾向性很明显，对于西方世界的产物要审慎对待，本土传统才是立足之本，未来之基。

电影并没有走向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对所谓发达国家的文明抱持着开放态度，因此才会有自上而下的民主化改革，有无处不在的西方文化符号，但恰恰是因为“自上而下”，电影敏锐注意到了“异域文明”嫁接本土文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这部电影非常适合被禁锢在水泥森林的所谓“现代人”观看，现代化、全球化、信息化发展到现在，先进性毋庸置疑，破坏性局限性也越发难以承受，饱受现代性之苦的人，看到电影里前现代的智慧和境界，自然有洗涤心灵、疏阔胸怀之感。

电影最成功也最聪明的设计在于，作品其实是“现代人”的视角，城市来的人是在真诚地推动改革，但乡村多多少少还是被代表了。当家里买块橡皮都颇费周章的时候，很难评价措姆所说的“我们本来就很幸福”。如果把本片给片中两类群体观看，城市来的人可以用来反思现代化的缺陷，村民大概不明所以，信息不对称无法提供有价值的思考。

小时候的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走出自己的村子，春种秋收，幽静祥和，如果留下来也会过上自足安乐的生活。但现在走出来了，再回去的时候依然能感受到怡人的田园氛围，但也不再适应时间的停滞和意义的空乏。想象的乌托邦也许只能作心灵驿站，很难成为可能性的摇篮。

这只是一部电影，无法深入探讨如此复杂的问题，但是当理性计算无法找到最优解的时候，感性的力量可以带来新的希望。

电影最美的画面就在一首一尾。

开场，扎西和尚扛着煤气罐漫步在田野里，不疾不徐，风吹麦浪。

结尾，依然是扎西和尚扛着煤气罐漫步在田野里，不疾不徐，繁花似锦。

幸福的人从来不用思考什么是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