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虻

评分：

6.0 还行

原名：Овод又名：Ovod / The Gadfly

分类：剧情 / 动作 / 历史 / 地区：苏联年份：1955

简介：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意大利。亚瑟（奥列格·斯特里仁诺夫 Oleg S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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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5-02-07

牛虻影评：亚历山大•法因齐米尔作品《牛虻》观后座谈会纪要

亚历山大•法因齐米尔作品《牛虻》观后座谈会纪要
/范达明整理/

时间：2015年1月24日（星期六）上午10：45—11：18
地点：杭州南山路202号恒庐美术馆底层讲堂
（恒庐艺术影吧亚历山大•法因齐米尔作品《牛虻》观后现场）
与会者：（发言序）范达明、马惠洁、朱卉、王犀灵、杨越辉、孙凤凤、韩美娣、杜素梅、何吉（观影者：卢炘、王玉香、姚筱凤、田瑛、徐康华、吴令娴、任同安、刘新颖、张小平、朱法清、翁锡良、王月芳、庞健、姜天鸿、何天华、朱英等）
主持人：范达明
记录：朱卉

《牛虻》的小说及《牛虻》的电影，以及男女主角亚瑟和琼玛的扮演者
范达明：《牛虻》的小说及《牛虻》的电影，在50-60年代的新中国，是被官方全力肯定的，它们在青少年中几乎是人人必读必看的作品，这并不奇怪。原著者艾捷尔•丽莲•伏尼契（1864-1960）是爱尔兰籍女作家，曾在柏林学习音乐，因身有疾病无法弹奏乐曲，后旅游俄国接触了革命流亡者，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还成为波兰籍西伯里亚流亡者伏尼契的妻子，遂直接参与了地下革命活动。她对于俄罗斯民意党人及历史上意大利烧炭党人的民族解放运动与革命斗争事迹非常热衷，为完成自己的心愿，她搜集了后者的历史素材写成小说《牛虻》，反映青年意大利党人（前身为烧炭党人）反抗外族奥地利统治的不屈斗争。写这样的带反宗教性质的革命小说在英国出版，自然为统治阶级所不容，原著一度受冷遇而少有问津，不料却在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得到青睐。经苏联方面把原著译成俄文并改编搬上银幕，获得广泛热议与好评。在此片被引进国内之时，也正是翻译成中文的《牛虻》小说在国内青年团与红领巾读书活动中成为热门读物的时候。这大概在1956年，是我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这部影片当时我就看过。牛虻这个文学形象，在我这个少先队员的心中，就和卓娅和舒拉、和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保尔•柯察金一样，是让人崇敬的英雄楷模。这部影片还有一个看点：男女主角亚瑟和琼玛的扮演者，是当时苏联一对有名的青年夫妻演员，男的叫斯特里然诺夫，女的叫斯特里然诺娃；而且他与她的相貌又都很英俊漂亮，成为青年学生心目中的偶像。斯特里然诺夫后来还在《上尉的女儿》《白夜》《第四十一》等影片里扮演主角，前两部影片60年代引进后译制公映，我都看过；《第四十一》在当时也引进并译制了，记得《第四十一》的小说在上海《新民晚报》副刊还连载过。但此时中苏关系开始恶化，一时让我们难以理解；在如此突然逆转的形势下，国内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也掀起了；而《第四十一》又恰恰被视为修正主义文艺的典型，是受重点批判的，该片自然也就停止公映了。

在影片中，宗教是被统治阶级利用的，电影在爱情戏的描写上也很感人
马惠洁：影片《牛虻》表现的一个基本思想是，青年意大利党人在为上帝与人民而开展的反侵略斗争时，教会与上帝是否是可以统一的？亚瑟起初认为两者是可以统一的，最后他的天真被教会所欺骗，他被迫做了重新选择。
朱卉：显然，在影片中，宗教是被统治阶级利用的。亚瑟最后以“牛虻”身份出现，也是为了否定以前的自己。电影在爱情戏的描写上，也是很感人的，点到为止。

《牛虻》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部红色恋人的悲剧作品
范达明：《牛虻》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部红色恋人的悲剧作品。其中也有一种三角关系：女主人公琼玛美丽端庄，充满革命热情，无形中处在了亚瑟与波拉两个革命者之间。波拉是革命领导人又显然更加成熟，亚瑟如果不嫉妒琼玛对波拉的信任与尊敬——亚瑟误会这是琼玛对波拉的爱情——也许就不会在新任院长卡尔狄主教面前吐露真情。影片这里让新院长在接受亚瑟做忏悔时对亚瑟说出了恰是地下秘密组织联络暗号的口号（为了上帝和人民，始终不渝），不能认为是纯粹的巧合，因为卡尔狄主教本身就是披着宗教袈裟的奥地利统治者的奸细。亚瑟在这个教会主教面前上当受骗，这是给他人生最大的一次打击。另一个打击，就是他得知自己无比尊敬视同父亲的前院长蒙太尼里主教，居然就是自己的亲生父亲，也就是说，自己就是母亲与婚外勾引她的蒙太尼里主教的私生子。教会的这样两位院长主教，作为其原本信仰之宗教的崇高神圣性的代表人物，在此恰恰暴露了其狡诈的阴险性与虚伪性，这不仅是存在于政治上也同样存在于人性与欲望上。有意思的是，这个真相，倒是让与他交恶的哥哥、嫂子在他出狱后给他和盘托出的，哥哥还客观地肯定了蒙太尼里主教最后处理问题的做法：他承诺不再与母亲见面，并愿意承担教育亚瑟的义务。影片在此，通过让得知真相的亚瑟发出骇人的狂笑并砸碎了手中的十字架的举动，宣告了他此生跟教会跟宗教的彻底决裂。亚瑟由此而从一个有神论者的幼稚的不成熟的革命者，转变成为一位无神论者的成熟的彻底的革命者，这一点在原著与影片中都表现得极其充分与有力量——也难怪《牛虻》会成为50-60年代那个特定时代的艺术经典，因为它确实是跟苏联、中国当时官方的意识形态与崇高信念完全一致的。影片中他留下一封“遗书”，宣布自己投河自杀，这里出现了有河面漂着帽子的镜头，同时印有一段字幕，但没有中文翻译，我们可能没有看明白；亚瑟实际上是去了南美洲，一去就是13年。回来后，已是历经沧桑，更名为列瓦雷士先生，只见他面带疤痕，走路有点瘸腿，撑着拐棍；又随时会像侠客一样出现在危难局面时，以他的神勇让人转危为安。而“牛虻”的名称，实际上是他在报刊上写作抨击奥地利当局的讽刺性时事评论时用的“化名”。

牛虻最终为什么与神父走不到一起？就是一个价值取向的问题
王犀灵：那个年代的苏联电影演员长得都很古典、秀气。原著是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背景的。而电影拍摄的背景是50年代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时代，现在来看，台词偏向革命化，动作也偏向革命化。取名“牛虻”，是隐喻小东西也能让大东西不安生。亚瑟就是牛虻，奥地利帝国军队就如牛，革命者以其“小”跟统治者之“大”作斗争。那么，牛虻最终为什么与神父走不到一起？就是一个价值取向的问题。牛虻之否定以前的自己，以革命、独立自由的意大利为自己追求的目标；而神父蒙太尼里（后来升格为红衣主教）却是按照罗马教王之意迎接奥地利军队进意大利来平息革命的，要让他放弃天主而追求革命，这怎么可能呢？显然，这就是两种人在价值观上的不同与对立的缘故。

影片对爱情戏的描绘符合人性的表现，也突出了神父蒙太尼里对亚瑟的挚爱
杨越辉：影片与当时中国的意识形态确实一致，是从无神论的角度来反映这段历史的。亚瑟的认识从信仰天主教和反奥地利侵略两者的一致，到后来让现实打破了这一认识起，终于成长为革命者的牛虻。这个基本情节符合了共产党人的无神论观念，也符合了革命者为党的事业勇于牺牲自己一切的价值观。影片对于爱情戏的描绘则是符合人性的表现的，包括亚瑟母亲与蒙太尼里主教的私情也是如此——或许亚瑟母亲与其丈夫的结合并非两情相悦，也说不定。总体上说，影片很实在地反映出宗教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完全是为统治阶级的政治和利益服务的，当然，也突出地表现出神父蒙太尼里对亚瑟的挚爱是非常真切的。

刘心武在他的小说《班主任》中就写到了《牛虻》的小说
范达明：“文革”结束，北京作家刘心武发表了短篇小说《班主任》，一炮打响，成为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之作。《班主任》中就写到了《牛虻》的小说：光明中学初三（3）班的班主任张俊石老师接收了由拘留所转学来的“小流氓”学生宋宝琦到自己的班级里。在宋宝琦带来的东西里，除了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外，还有一本没有了封皮的书，那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在“文革”前出版的小说《牛虻》。女生、班团支部书记谢惠敏翻阅了书里有男女谈情说爱的插图，便判定这是本“黄书”，她甚至认为《青春之歌》也是“黄书”；此前张老师就常常与这个团支部书记发生矛盾与争论。譬如天热了，张老师问她为什么不穿短袖衬衫和短裙，她就认为那个穿了短袖短裙的同学就是“沾染了资产阶级作风”。小说塑造的谢惠敏是一个思想偏激、僵化、“左”的出奇的革命学生的形象，这是从“文革”的特定时期造成的文化沙漠中诞生的一代苍白可悲青年的典型形象。而张俊石老师则回忆起在他自己50年代的中学生时期，同学们是如何围绕着篝火以青春热情轮流朗诵着《牛虻》的小说的。我想，那个小说中张老师的经历，其实也就是作家刘心武自己当年可能有过的经历，说明了《牛虻》曾经在新中国早期几代人中所具有的深刻影响力。

电影反映了好几个层面的问题，它们也可以联系到我们今天的现实来看
孙凤凤：电影反映了好几个层面的问题：有关于宗教的作用究竟在哪里的问题；有关于国家自身要强大才不受外族侵略的问题；有关于起义者要团结一致才能有效对敌的问题。我们把影片涉及的问题联系到我们今天的现实来看，也是同样的道理。
韩美娣：我没有什么要说的，和大家说的一样。
杜素梅：电影反映了琼玛等革命党人积极营救牛虻出狱的情节。由此我也想到，人生是为了幸福和真理；逃离痛苦、追求快乐是人的生存本能。

影吧的放映设备今天起焕然一新，放映的效果也非常好
范达明：最后，我们要鼓掌感谢恒庐美术馆席挺军馆长、柳献生经理以及其他员工日前的努力，在更换了新的投影仪之后，又专门定制了今天这样的与投影相匹配的大的屏幕。影吧的放映设备今天起焕然一新，放映的效果也非常好。让我们一起努力，把我们的影吧活动做得更精彩！

2015年2月5-6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