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体

*图文版载于微信公众号“萤火森林”，此录文字版。

最近剧版《三体》上映，作为一名默默潜水的忠实粉丝，追剧在所难免。第一部中最出彩的角色无疑是大史，其出彩的原因也很简单：在一片悬疑迷闷的氛围中，大史出场往往如一道惊雷，提醒人们抬头去看灿烂的天空。“邪乎到家必有鬼”，三体人借助智子的超强科技力量制造的神话气氛，大史能在并不知晓、理解其存在的前提下，一语道破。这种人格和精神力量，怎能不让人敬佩！记得一位哲学家评论《三体》时指出，大史是一种对生命意义追问的反动：好好生活，比什么穷根到底的追问都强。

不过，昨天晚上刷到的一段汪淼和史强的对话，还是让我提起了新的注意，增长了新的思考。由于电视剧十分忠实于原著，我将这段对话摘录于此：

“其实啊，我就是看天上的星星也不会去想你那些终极哲学，我要操心的事儿多着呢，要供房子，孩子还要上大学，更不要提那没完没了的案子……我是个一眼能从嘴巴看到屁眼的直肠子，自然讨不得领导欢心，退伍后混了多少年还是这么个熊样儿；要不是能干活，早让人踹出去了……这些还不够我想的，我还有心思看星星想哲学？”

“那倒也是，来，干！”

“不过啊，我倒还真发明了一条终极定理。”

“说说。”

“邪乎到家必有鬼。”

“你这是……什么狗屁定理！”

“我说的‘有鬼’是指没有鬼，是有人在捣鬼。”

“如果你有些起码的科学常识，就无法想象是怎样的力量才能做成这两件事，特别是后一件，在整个宇宙尺度上，不但用人类现有的科学无法解释，甚至在科学之外我都无法想象。这连超自然都不是，我都不知道是超什么了……”

“还是那句话：扯淡！邪乎事儿我见多了。”

“那你给个建议，下一步我该怎么办？”

“继续喝，喝完了睡觉。”

这段对话很精彩，汪淼在一切都结束（或者说一切刚刚开始）后，钦佩地对大史说，果然如你所料，背后有人捣鬼。“邪乎到家必有鬼”，正是大史的存在，让我们这些青涩的读者，能够有精神力量去接受一个未曾想象、也未曾经历的世界。正如福尔摩斯探案，在其细致的观察下，再古怪的“红发会”，也不过是银行盗窃案的伪装。

但一种隐隐的疑问抓住了我：大史是怎么形成这样的精神力量的呢？或者说，为什么他不会崩溃，甚至对这些有一种冷眼旁观的无感？这背后，有什么独立于大史本人的工作经历、阅历生平的东西吗？想来想去，或许是“文化”——包裹着他的中国文化。而这答案，就藏在之前读到的金观涛论著中的一个提法：“常识理性”。

在《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中国思想史十讲（上）》等书中，金观涛勾勒了中国人独有的“常识理性”。具体来说，常识理性“又称为‘常识合理精神’，它是指中国文化以常识和人之常情作为合理性的最终根据。魏晋南北朝以后，中国人进行意识形态论证和思考自然万物现象时，是以可理解的常识和人之常情为根据，并不需要进一步追问常识背后的更深层原因。常识合理塑造了中国文化的理性结构，它构成中西思维模式的重大差别。”

举例而言，关于重物为何会掉落，背后的原因“重力”——地心引力，是西方一直在苦苦求索，而我们从未追索的问题。重物为什么会掉落？这是常识。既然是常识，就不必追问。这种不追问，就是常识理性的特有表征。同时，常识理性与常识思维还有所区别，在上文提及的魏晋时期，经过玄学洗礼，中国人逐渐形成了形而上的思维方法。展开来说，就是人们意识到具体事物背后，有其形而上的本体存在。这本身是一次思维飞跃，但关键在于，不同于西方继续追问形而上本体的性质，我们认为，这种本体（后设）是可以常识常情理解的。换言之，一件事背后的原因，一定是常识，而不是什么莫名其妙的东西。常识理性的形成过程，是一段思想史上的重大事变，为有兴趣继续研究的读者，在此摘录金书更学术性的界说：

我们说的常识理性，是指常识合理和人之常情合理本身成为超越意识形态之外的独立层面，它是反思世界和社会是否合理的最终根据，是建构观念系统和道德意识形态的前提。因此，常识理性的形成需要经过如下两个步骤：第一步是形成一个高于道德意识形态的后设层面，并以该层面的价值和正当性作为道德意识形态成立的根据；这就是确立道德的形而上学基础。第二步是以自然作为这一后设层面的核心价值，这样宇宙万物本来如此的常识和人之常情就具有最终的合理性，不但不需要追究其原因，它们还是用来说明事物为何是这个样子的理据，这两个步骤都是玄学完成的。（《中国思想史十讲（上），P140》）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这里对常识理性的界说，实际回应的是“李约瑟之问”。科学为何没有在传统中国诞生？原因在于我们满足于常识理性，不会追问事物背后的认知性原因，相反以常识常情来判定事物的合理性。在大史这里，就是“邪乎到家必有鬼”，一件事超出了常识所能理解的范畴，不是常识需要革新，而是背后有人为的因素改变了事物的表象，它一定能为常识所理解，只是目前遮蔽起来罢了。事后我们知道，大史的判断完全准确，智子以超高技术力遮蔽的表象，背后仍是科学的常识。人类科学虽然大幅落后于三体科学，但背后的科学常识，依旧是一样的。

在此我们或许还会问：这里怎么又把科学和常识等同了呢？那就不得不提，大史和汪淼生活的时代，已然科学昌明。换言之，不是传统中国，而是已经将科学作为常识尊奉的中国了。正如金书精辟指出的，“中国文化虽不利于近代科学的产生，但一旦将科学等同于近代常识，科学在中国文化中将比西方文化中更具不可动摇的合理性。”（《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P95）我们也可以此更深入地理解科学家们的崩溃：对他们来说，科学规律才是常识，当这作为常识的东西不存在了，一种终极的合理性判准也就消失了。对大史而言，如对话中所说，他对科学规律的理解肯定不如汪淼，但恰恰是对于日常生活中常识合理的坚信，让他能够类比科学中常识的存在。而这种常识的消失，不是科学（认知）面临着彻底革新，而是“邪乎到家必有鬼”——有人试图篡改常识，并将其暂时遮蔽起来。

然而，作为读过《三体III》的读者，我们知道，背后存在着一股更可怕的力量：三体人只不过试图篡改常识，其实他们也知道篡改不了，因此不过用智子遮住人们的眼睛而已。杨冬却真正意识到，什么生活常识、科学常识，全部是宇宙超强力量任意篡改后留下的灰烬。小说最后关一帆和程心有关宇宙规律的对话，再清晰不过地表达了这一点：

“这样下去会怎么样？”程心问。

“维度攻击的结果，宇宙中二维空间的比例渐渐增加，终将超过三维空间，总有一天，第三个宏观维度会完全消失，宇宙变成二维的。至于光速攻击和防御，会使低光速区不断增加，这些区域最后会在扩散中连为一体，它们中不同的慢光速会平衡为同一个值，这个值就是宇宙新的C值；那时，像我们这样处于婴儿时代的科学就会认为，每秒十几千米的真空光速是一个铁一般的宇宙常数，就像我们现在的每秒三十万千米一样。当然，这只是举出两个例子，还有其他的宇宙规律被用做武器，但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知道都有哪些，很可能，所有的规律都能被武器化了，在宇宙的某一部分，被用做武器的规律甚至可能包括……当然这只是瞎猜，太玄乎，我也不相信。”

“包括什么？”

“数学规律。”

程心穷尽自己的想象，但仍然无法把握这不可思议的图景，连抓住其一角都难，“这也……太疯狂了！”

如果要思考中西文化合流的真正标志，那就是我们都越来越将科学奉为常识。说是科学为新的宗教，恐怕有些危言耸听；但将科学作为常识坚信，则是每时每刻发生着的事。“这件事太不科学了”，对日常生活荒诞事情的这类评论，表达的真实含义是：虽然我还没看明白里面的道理何在，但一定有一个我能理解的常识性道理，足以解释它。在我们生活的世界，科学，就是常识的同义语。

那么，作为最接近于突破科学作为常识属性的研究门类，量子力学就好像是能够颠覆这一切的存在。之前为了初步搞清楚量子力学到底是什么，读过一本《极简量子力学》，下面这段话我印象深刻：

经典物理学从来都认为物理学的研究对象是独立于“观测手段”存在的客观世界，而哥本哈根学派对量子力学测量的解释，却似乎将观测者的主观因素也纳入了客观世界，两者无法分割。不过，认为在测量中主观客观难以分割，并不等于否定客观世界的存在。

这段话的关键是，无论量子力学能给人以多么奇妙的启示和结论，都不能改变“物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客观物质世界”的常识。近来愈来愈多将量子力学比附佛学的文章论著，本质上犯的就是这样的错误：一门从根本上承认客观性存在的学问，与一项从根本上解构客观性存在的法门，二者之间再多现象上的相似性，只能将本来清晰的东西搅得越来越糊涂。在这个问题上，周贵华先生于其《佛教与科学》一文中，给出过极为精辟的见解。他指出，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何者为本位的问题：是佛教摄引科学，还是科学重整佛教？在佛教视野中的科学，其实际样态如周文所述：

如果从人道而言，其规律系统即是科学。根据前面的分析，可以将人道科学的一些基本特征归纳如下：

第一，科学属于人道的规律系统。人道是欲界的一分。人道的科学规律与其它界或亚界的规律系统不同。

第二，科学对象世界是人道所摄众生的共业所感，科学规律系统是此共业的内在结构的显现。

第三、科学的对象世界以及规律系统皆是共业所感，所以能够普遍相合，这揭示了科学具有普遍有效性与巨大解释力的秘密。

第四，由于科学是凡夫众生共业所感，属无记性，非是佛菩萨愿力净业所成（或智慧所安立），因此不能把握与指向真理。

第五，共业处于众生相互影响的动态过程中，可以缓慢变化，其所感现的科学的对象世界、规律系统也是如此。

第六，从可能性看，一切众生皆可成佛，因此人道众生的这类共业亦是可以转的，科学最终是可能消失的。

非常巧合的是，《三体》中其实也有过一段佛教与科学的对话。申玉菲于佛殿前，祈求“佛祖保佑我主脱离苦海”。魏成听到后，求问长老：

“如果有人祈求佛祖保佑另一个主，这是怎么回事呢？”我问，然后详细地说了事情的经过。

长老默默地看着自己手中的书，但显然没有读，而是在想我说的事，然后他说：“你先出去一会儿，让我想想。”

我转身走出门去，知道这很不寻常。长老学识深厚，一般的关于宗教、历史和文化的问题，他都能不假思索地立即回答。我在门外等了有一根烟的时间，长老叫我回去。

“我感觉只有一种可能。”他神色严峻地说。

“什么？会是什么呢？难道可能有这种宗教，它的主需要其教徒祈求其他宗教的主来拯救？”

“她的那个主，是真实存在的。”

这话让我有些迷惑：“那么……佛祖不存在吗？”

话一出口我立刻发觉失礼，赶紧道歉。长老缓缓地摆摆手说：“我说过，我们之间谈不了佛学，佛祖的存在是你不能够理解的存在；而她说的主，是以你能够理解的方式存在着的……关于这事，我没能力告诉你更多了，只是劝你，别跟她走。”

长老这里的态度，其实已经非常接近于上文所述的，以佛教为本位安立科学为“世理明”的做法。相对而言，在《三体III》中，为了描述四维空间的奇特与不可思议，作者借用了佛语“纳须弥于芥子”。我们要知道的是，这背后是两种并不相同的思维方式，其中存在重要区别：在佛教看来，科学常识仍是假名安立，只是基于人道的众生业力，它能够作出稳定的系统解释。

说回大史和汪淼。经过上述分析，我们本来以为，这是一场常识拯救科学的对话，但背后，却是常识与常识的沟通。人之常情与万物之理，背后都是可以被人理解的东西，这一点二者相通。引入量子力学，是为了说明，科学的常识即使再疯狂，它依旧有着稳定的对客观实在的追索。而佛教本位的解读，至少可以真正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思考：科学之为常识，是否只是假名安立？如程心的震撼，只是其他文明战争的灰烬。然而，我们无疑知道，在本书设定中，这些高等文明也被规律支配，只是四维文明的四维规律，对于三维文明显得如此不可思议罢了。

那么，回到生活，常识理性的力量与局限，也就渐渐清晰起来了。常识理性能帮助我们走出思维的迷局，以本来如此的洞察，摆脱种种看似纷繁的缠绕。这种常识理性的力量，作为改革开放后生人的我们，更明晰它要对抗的，就是革命乌托邦的热情。它没有那么多的道理可讲，却确实顺应了我们心中的所求。但历史又让我们走上了新阶段，越来越多打破常识的事情在发生，本来的合情合理，现在有可能都变成荒谬悖理。人与人的交往相处，形成的社会合作结构，是在变动中稳固、在稳定中变化的，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良知有待增长，而非一成不变。在传统文化的角度，大史的态度有利于我们“修身”——心安即身安，不必问太多；“邪乎到家必有鬼”，再怪异的事，都会有符合常识的解释。而在认知扩张的维度，若我们真要追问什么，就一定会经历常识不断被打破的过程。思想史上有震撼力的经典，都具备打破成见、阐述新知的魔力。而对我们中国人来说，通过大史和汪淼，能知道我们的心智结构竟如此奇妙，能同时容纳“常识理性”与“认知理性”，这或许就是《三体》的魅力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