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泽东到莫扎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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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还行

原名：From Mao to Mozart: Isaac Stern in China又名：从毛泽东到莫扎特：1979年斯特恩在中国 / 从毛泽东到莫扎特：史坦在中国

分类：纪录片 / 音乐 / 地区：美国年份：1981

简介：艾萨克·斯特恩是世界著名的小提琴大师。在文革结束的1979年，斯特恩作为西方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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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5-09-05

从毛泽东到莫扎特影评：因为真实，所以感人

因为真实，所以感人

9月的北京秋高气爽，十分舒服。无意中翻看到一部关于音乐的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80年的片子，在今天依然有现实意义，给这两天因为看《烈日灼心》和大阅兵的愉快心情又加了些感慨，于是想胡乱写点什么。

音乐真是十分神奇的东西，有时仅仅是几个音符就可以充分调动人的情绪，什么事都没做，什么话都没说，就能让人哭了笑了的。我日常生活中能轻易获得却持续而强烈的快意便来自于听着最爱的音乐作画。迈克尔杰克逊，法国音乐剧，巴赫维瓦尔第亨德尔为翘楚的巴洛克音乐，玛丽亚卡拉斯享誉世界却也让很多人不舒服的尖锐紧张略带神经质的高音唱腔，中国民乐，陈其钢根据老歌改编的朴实简单的电影配乐，还有杨宗纬隐忍深沉自胸腔唱出的生活历练……我听得很杂，但作用是一样的，让情绪带动画笔的挥舞，或是站立于画布前长时间的酝酿。

中国人不擅于表达，长久以来的文化造就了这样的社会性格，内心再波涛汹涌表面也要波澜不惊，这仿佛被认为是某种超脱欲望的至高境界。到了音乐这，即使本来目的是为了表达情绪，也因为这样的文化而更多地把责任转嫁给听者，需要尽力从舒缓的旋律里听出一个内涵丰富的世界。跨文化研究里这种亚洲国家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被称作“高语境”（high context）。

就是因为这个，中国人会对过于强烈的个人色彩及情感表达感到不适应，不管是来自于自己的还是他人的，而更愿意完成整齐划一地充满技术难度的群体动作。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还有9月3日的阅兵，都需要各环节千百次的训练，才能达到如此大规模高水平的整齐。这种整齐让老外惊叹，甚至质疑，与我们却是根植于血液里再正常不过的事。

然而西方人正好相反，他们擅于也看重个人表达，因此也对个体差异有更大限度的宽容，正如伏尔泰那句名言所说：“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我在纽约旅行时惊讶于攀谈过的几乎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个艺术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我承认当我看到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所谓的“作品”时在心里大大地翻了一个白眼，但是他们说自己是艺术家时语气中的那份笃定还是令我印象深刻。
西方的音乐也是这么直接，如数学般平衡严谨的音律法则，科学完善的乐器，丰富的和声，强弱多变的表情符号，一切皆服务于情感的传达，听者无需多么用力就能充分接收到来自音乐家们毫不扭捏含蓄的情绪。

《从毛泽东到莫扎特》就是这样一部关于中西方音乐及音乐理念碰撞的纪录片，如实记录了美国俄裔小提琴大师艾萨克斯特恩（Isaac Stern）作为西方第一位来华演出的小提琴家于1979年应中国政府邀请来北京、上海等地演出、访问、交流的整个过程。影片中出现了好几位重量级人物，包括宋庆龄，时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的贺绿汀，副院长谭抒真，以及曾和我有过一面之缘的李德伦指挥。

1979年的中国还未从“十年浩劫”的梦魇中缓过劲来，便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纪录片里的街景与人群重新唤起了我对80年代初期的幼年记忆：白衬衫、黑框眼镜等高度统一的衣着风尚，自行车海，还有马路上与领袖头像并置的、以革命招贴画风格绘制的巨幅西方品牌广告。跟随斯特恩的中国翻译说着不太标准的英语和带有播音腔的普通话。拥有举办西方音乐会传统的上海在当时居然差点找不出一台达到演出标准的三角钢琴。社会的突然转型让“措手不及”还写在民众的脸上，人们的肢体动作依旧带着些许的僵硬和不自然。

然而变革已然发生。除了正式演出，斯特恩的排练也面向中国音乐爱好者开放。他还访问了北京、上海等地的几所音乐院校，并开设了类似今天大师班的小提琴公开课。座无虚席的礼堂里人们的脸上满是对专业音乐知识久违的饥渴。

斯特恩在影片中一再向学生们强调表达的重要性，强调乐感，强调是用乐器表达音乐而不是用音乐表现乐器。技术高超而缺乏情感是大师班里中国学生的通病。斯特恩还发出疑问，他认为8到11岁的中国学生表现非常出色，甚至还在听完上海音乐学院附小一个男孩的钢琴演奏后给出了“世界级水平”的评价；然而斯特恩不明白为什么17到21岁的学生却反而越大越没有惊喜了。

对此，校方给出的客观原因是文革期间这批少年中断了学习。而主观上中国学生更希望挑战难度大的曲子是因为毕业后的就业竞争压力迫使他们不得不以此证明自己是最好的表演者。

有趣的是中国人这种对技术和高度纪律性的迷恋似乎在别的方面有更好的发挥。影片中作为交流内容的一部分，斯特恩还参观了乒乓球、体操、武术、杂技等不同学校的日常训练。这些几乎不涉及情感表达的科目让那些从很小就开始接受训练的孩子们在掌握度上比音乐生显得更加游刃有余。

然而这一切并不能推理出西方注重个人表达的方式就一定优于中国式“集体主义”的结论，反之亦然。除去表达方式的差异，影片中那些中国学习西方音乐的学生所缺乏的可能更多的是对于孕育了西方音乐的土壤的了解。因此他们只能尽可能地想象与模仿，从而忽略了真实表达的重要性。

纪录片中几个让我感动的情节很好地佐证了这一观点。第一处是当纪录片的镜头拍摄火车外的景色时，背景音乐响起了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没有高难度的演奏技巧，这首道地的中国乐曲却因为它的朴素真诚和熟悉感成为这个小提琴主题的纪录片里最打动我的旋律。

第二处是斯特恩拜访上海音乐学院附小时王健的演奏。如今早已扬名国际的大提琴家王健在影片拍摄时还只是个戴着红领巾的小学生。身体还未发育的他费力地怀抱大提琴拉一首缓慢的曲子。演奏过程中他一边揉弦一边眉头微皱，嘴部的肌肉会在偶尔音没按准时下意识地抽动一下。尽管当时只有10岁，王健已经展现出过人的音乐领悟力。

第三处是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的小提琴教育家谭抒真的一大段英文叙述。从旧中国一路长过来的老一辈人却能演奏西洋乐器、说流利的英文总让我觉得很佩服。然而绝大多数时间谭院长都以中国人惯常的毫无表情的语气表达着自己的观点。这位老音乐家在几年前的文革中被自己的“洋派”害惨了、吓怕了。他被关在一个图书馆地下的封闭储藏间长达14个月，紧挨着化粪池。但是相比于肉体折磨，精神侮辱更可怕。当谭院长说到“我们因为教授西方音乐而被当成罪犯甚至是动物对待”时，终于无法自持，因为哽咽而停顿。最后他说：“尽管恐惧依然存在，但我朝着最好的方向期许。”这样的真实叫人无法不动容。

这部中西方文化及意识形态对话的纪录片最终于1981年获得第53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长片奖。

如果斯特恩能活到今天一定会惊讶于中国的发展与变化，好的和不好的都是。越来越多的中国音乐家打破文化惯性，活跃于国际舞台。中国人也早已不像斯特恩印象里那样在情感表达上存在障碍。人们批判脸谱化，强调个性。然而任何事物都是物极必反，快消时代目的的功利性越来越多地让个性的彰显成了无底线的炒作闹剧，但是到了动真格的时候又依旧畏首畏尾。

或许矫枉过正是事物回归正途路上的必经阶段。批判地接受也好，全盘摒弃也好；中国也好，西方也好；音乐也好，绘画也好；古典也好，流行也好；技术也好，情感也好；繁复也好，简单也好——真实，真诚，才是感人的根本。

——2015年9月4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