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我好好孕

《祝我好孕》剧照／陈育青、苏钰婷 提供

《祝我好孕》是两位导演陈育青、苏钰婷孕育四年，谈女性生育自主的纪录片。不仅记录生命诞生的故事，亦从自身经验出发，透过身边的女性故事，讲述当代医疗体系、社会价值观对人生产方式的影响。

本此访谈，特地邀集了两位导演与访谈者——同时也是纪录片工作者与母亲陈婉真，三人一同畅谈身为母亲、亦是纪录片工作者，在面对生产时（无论是生孩子亦或是拍摄纪录片）的思索与经历。

《祝我好孕》：

你想要怎样的生产经验？

三位导演／母亲 谈生产与拍摄

访谈、整理／陈婉真

来源：纪工报

编辑：张劳动

婉真：两位导演与生产议题的结缘开始于何时？在什么情况下决定要把这个主题发展成纪录片？

钰婷：我在2013-14年的时候，突然很想生小孩。那时有个电视台的提案，是拍关于医护人员的一系列节目。刚好当时我有个大学同学在家生产，我就在想，助产师也算是医护人员，于是就提案想要拍摄这个主题。当时为了这个主题作了一些研究，访问了许多女性的生产经验。我发现身边朋友的生产经验都不怎么好，不是被剪会阴，就是原本准备周全的自然产，进医院后，因为某些因素，被判断转成剖腹产。而且就算先生本身也是医生，因为医院规定的缘故，也没办法进产房陪伴。反而是我访问居家生产的那位同学，她的生产经验就很好，唯一的遗憾就是她当时必须隐瞒自己的爸妈，偷偷在家里生。

我做了一系列访问后，就跟我老公说，以后我也想居家生产。我老公回：「你为什么要做那么危险的事？」。我心想，男人反正不懂，于是就转而跟我妈妈提，我妈妈的回应是：「为什么要这样？她三胎都在医院生，都非常顺利，不痛而且很快」。我开始在想，为什么我访问的内容，跟周遭亲友给的建议，会有那么大的差异呢？我渐渐觉得这个议题值得拍摄，只是得要找到有人愿意给我拍。

正当我开始这么想的时候，刚好访问到两个孕妇，她们都说愿意参与拍摄，她们两位都准备要居家生产，所以就顺势开启了这个纪录过程。之后有朋友告诉我，有另外一个导演也在拍关于生产的议题，或许我们可以互相讨论和帮忙。后来在妇女新知（基金会）举办的，关于生产计划书的记者会上，我认识了育青。之后我们一直持续联络，并且开始讨论各自碰到的产家与状况。最后才决定，尝试一起共同执导这部影片。

《祝我好孕》剧照

陈育青、苏钰婷 提供

婉真：育青，你接触生产议题的机缘是什么？

育青：我生第一胎的时候，身边没有太多有生产经验的朋友。那时唯一能接触到的资源，都来自医院。

我的第一胎，选择在一个教会医院。那时候，我们碰到一个还不错的医生，从他那里知道了温柔生产的概念。当时医生提到「生产计划书」，他说如果你有意识的选择，跟没有意识的选择，会对生产的满意度很不一样。于是我开始去思考自己的生产计划书。加上我拍纪录片的关系，总是会希望把那个过程记录下来，所以每次我都跟医生一再的确认说，我们可以拍摄吗？他都说OK。但后来因为我胎位不正，又提早破水，临时匆匆忙忙的跑到医院去，完全没有照生产计划书的想法进行，甚至也没有碰到我的产检医生。一切就这样，完全跟生产计划书没关系，乒乒乓乓的就过去了。那时候有个感觉，之前去那些产检的教室，跟实际上生产的那天，状况是完全没不一样的。

因为没有人告诉你说，生产那天会有什么状况，然后为什么、会做什么处置，整个人有一种很像局外人的感觉。当然也什么东西都没有拍到，心里觉得很遗憾。后来要生第二胎的时候，好像是怀孕三、四个月时，看到妇女新知基金会在征志工，要组成一个剧团，透过共同讨论剧本的方式，做一个关于生产的作品。他们用的不是一般舞台剧的模式，而是用论坛剧场的方式。演出的部分，大概只有四分之一，四分之三的时间，都是在跟观众讨论，让观众参与演出。参与了这个剧团，我才开始接触到，后来拍摄这部纪录片的种种。

由拍摄者与被摄者的关系，转换为产妇和助产师的关系高家姊妹为钰婷接生／陈育青、苏钰婷 提供

婉真：所以是一直到第二胎，才因为参加剧团的关系，你对生产的实际状况与观念，开始有比较多的认识？

育青：第一胎生的很不愉快，我就在想，是不是有可能扭转一下状况。去剧团以后，所有的资源都在剧团找到了。那里有助产师，也有社会学家是研究这个领域的。我的助产师，也是在剧团里认识的。剧团团员大家都有各自的生产经验，加上我们每周的排练和讨论，有时也会请一些外部讲师来上课，所有的资源学习都跟生产议题相关。这大概是我跟这个拍摄主题，相遇的过程。

婉真：延续上面育青讲的，我想接着请问两位的生产经验。刚才育青讲到第一胎的经验，影响了她如何决定第二胎的生产方式。所以是在信息充足的状况下，育青的第二胎，后来选择了居家生产是吗？

育青：每个助产师，可以接受产妇的状况不一样。有的助产师只要产妇本身的信念很坚定，不管生产评估的危险度高或低，还是愿意帮你接生。可是有的助产师，对于高危险的妊娠，会建议你到医院，她可以转作陪产，就不会接，或者是建议你到医院，他可以陪产。我的状况是后者，因为我的助产师觉得，剖腹产后自然产有一定的风险。我后来转到部立桃园医院找吕理政医生，请他帮我评估一下伤口的状况。医生其实一开始都会很保留，因为这些事情是有风险的，他必须很确认你对这事情的了解，跟信念是足够的，才会支持你。虽然我在剧团里面，大概该知道的都知道了，但是那都是理论的部分，真的实际去面对那一场考试，又是另外一回事。

我那时候有想过，是不是不要听医生的建议，我觉得自己可以在家里生。但是我先生的担忧会比较多，所以我们最后折衷的决定，就是我们不要那么快去医院，在家里待久一点，等到真的很需要再去医院。后来我的产程很短，虽然借了充气的游泳池，想要水中生产，但是来不及。不过即便是在医院，两次的生产经验，还是非常非常不一样。因为你知道一切有可能要发生的事情，你对自己有自信，而且又有自己很信赖的人在旁边。剖腹产的状况，是没有任何一个熟悉的人在旁边陪你，就是手术。我在剖腹产的产台上，全部都是器械的声音，旁边的医护人员都在聊一些跟你无关的事情。让你觉得，自己好像跟这些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我觉得第一胎的感觉是比较魔幻的，因为那个不是一个与自己贴近的身体经验。但我的第二胎，就是真真实实身体的、肤触的、任何的感觉都有收集进来。

钰婷：我是在家里生，是助产师嘉霙、嘉黛帮我接生。在拍摄过程中，我常会跟我老公讲这些受访者的故事，当时他也很认同生育自主的理念。我妈妈听了之后很惊讶地说：「哦，原来不用一定要剪会阴哦！」我想说，他们态度好像挺能接受的，所以如果我真的要在家里生，他们一定会支持。结果发现，他们可以支持别人，但当这个决定，是在我身上时，他们有非常多担心害怕在里面，尤其是我老公。

后来我们拉拉扯扯到最后，我当时已经三十六周，快要生了。有天就哭着跟他讲，我还是想要在家里生。结果他很崩溃，他说，你为什么不给我多一点时间准备，如果一开始你就坚持在家里生的话，我还能有时间做心理准备，做点心理建设。后来他说，如果你去询问所有人，医生、助产师，大家都支持你在家生的话，我们就这样决定好了，不要再改变。我问了产检医师、助产师、问我妈妈，问他们的时间和想法，结果他们全部都支持。不过我的助产师叫我要保持弹性，她说你现在想在家里生没关系，但是如果最后决定去医院也没关系。因为生产就是会有各种状况，要能视情况调整。

决定了以后，我老公超级紧张。他开始请假，每天都待在家里，等着看我什么时候要生。他的想法就是想要知道每一个步骤会发生什么事情，应该做什么事情。他要一个ＳＯＰ的演练。

婉真：当时你在接触生产信息的时候，他有没有机会跟着一起了解？钰婷：有。只是他说：「我理性上认同，但是我感性上无法不紧张。」他去上了助产师的课，也去上了生产教育课。他能够陪我一起上的课，都上了。其实他的信息是够的。

育青：是台湾生产信息最丰富的男人。

钰婷：没错。他说，我这三十年来的信息，就是人本来就该在医院生产，你今天要在家里生，万一出了什么事情，我们的家庭会变成怎么样？他就每天都在确认，问助产师，我还要准备哪些东西。助产师列的一些东西，他就每天就确认那些东西 OK，才会很安心。不过后来到我生产那一天，他反而不紧张了，因为就是什么都准备好了。我早上破水，他就觉得尘埃落定，今天要见到宝宝了，很开心。结果后来，我生了两天。隔天才见到宝宝。

婉真：所以你是破水完，还等了一天多？

钰婷：我早上六七点破水，到隔天的七点生。

婉真：我觉得温柔生产里头，有个变量就是，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其实就算你知道所有其他人的经验和状况，你也不知道自己会怎样。当时你经历两天漫长的生产过程的这个经验，对妳思考温柔生产的拍摄时，有什么影响和心得呢？

钰婷：那时候在拍摄的时候，因为没有经历过，老实说没有那么多的同理。这个同理是指对孕妇和助产师。但当你自己变成主体，要生产的时候，才清楚的知道，原来过程中运作这么多事情。尤其助产师的工作，在我们旁观拍摄的时候，你只是觉得说，她的功能就是帮忙抒压，语言支持安慰。但是当你真正经历经生产，过程中和他互动时，就会发现他脑中其实在想很多事情。比如在内诊完之后，要考虑怎样跟妳说，才不会让产妇失去信心等等。

婉真：你中间有失去信心过吗？因为两天的待产其实很长

钰婷：两天很长，是觉得很累，但是没有觉得我不要生了。中间一度有讨论说，是不是要送医院，因为破水超过二十四小时，其实是有点风险的。我也更了解助产师在这个过程中，他扮演的角色，不只是抒压之类的，他有很多医疗的判断在里面。我们有一次去台北护理健康大学演讲，我就说助产师真不是人干的。除了工作时间很辛苦之外，还得让自己保持很正向的去影响孕妇跟家人，还要有很多专业的知识和准备，让生产的过程一切顺利。

婉真：在生产的议题里面，可以有好多个面向。无论是从医疗体系来看，或是从助产师的角度来谈。不过我在看片子时，感觉到「身体自主」这个概念特别重要。片中有句剧团的台词说到：「大家都这样生的，但我的身体我想自己决定」。想请问「身体自主」的概念，是你们影片里的主轴观点吗？为什么是身体自主，而不是其他的角度呢？

《祝我好孕》剧照

陈育青、苏钰婷 提供

育青：这样的句子其实是在反应整体环境的状况。「为什么你要去做一件跟别人不一样的事情，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吗？」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当你怀孕之后，你的身体就变得好像是大家的，每个人都可以来对你的身体说上一两句话。你要吃什么，不能吃什么。你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更不用说到生产，在医院的环境里，你就是整个人交给这个体系去控制。很让人伤感的是，大部分的女性，对这一点没有什么自觉。
大多数人还会很感谢医生，谢谢你帮我生，谢谢护士帮我推肚子，不然我会生不出来。我们从小的教育，影响了我们怎么看待自己的身体，一直到我们如何在生产的时候，把这个身体交给别人去处置。我们跟自己身体的关系那么疏离，所以我觉得，透过这个议题，去谈找回自己对身体的自主权，是很重要的核心价值。我们对自己的身体、生命，在主宰与交给别人，这两者间的拉距，会碰到的困难是什么？婉真：刚才钰婷有提到，你们目前拍摄了八个产妇。最后放了四个，就是嘉黛、嘉霙、丽淑还有琬婷。两个是医院生产，两个是居家生产。
在丽淑医院生产的影像里，我得到的信息比较少，只知道她请了陪产员，但因选择的医院对生产的态度、管理的关系，很多事情是无能为力的。而琬婷，虽然想要居家生产，但因为胎位不正的关系，最终在医院用温柔生产的条件生产。以这四个产妇故事为主轴，是在「身体自主」这个观点上的选择吗？

育青：这个短片的主要核心人物，是嘉黛和嘉霙。我们想要透过他的自我实践，跟他们的工作，来展开关于生产与身体自主的议题。她们两位生产时，自己很清楚自己的状况，也因为同时有信任的人在一旁陪产，所以那个生产环境的自主条件是很高的。

但他们去工作的时候，又是另外一回事，因为他们变成一个协助者的角色。像琬婷的例子，主要是因为他跟助产师嘉黛已经建立一定程度的情谊，在剧团中累积的相处跟关系，所以信任的程度是很高的。再加上琬婷最后选择的医院，是经过一连串的尝试跟失败之后，最后选到的。医院对她很有信心，她也对医院很有信心。所以从琬婷的经验来看，虽然在医院，但是当她很清楚自己的主体性，也有一个很好的协助者在旁边，所以所有的状况都是在掌握之中。

但丽淑就不是了。因为她本来是想居家生产，但是后来因为延迟了两周多，还没有生出来，所以医生就叫她去医院催生。一切情况就完全不是当初预想的情形。

一般人都会觉得，既然已经到医院生产了，好像就不需要助产师，不需要陪产员。其实到医院才更需要支持，因为在家里的话，也许你没有最足够、专业医疗器材和环境。但在家里环境就是会让人觉得安全且熟悉，无形中就有不错的心理支持。但是在医院的话，一切都是你陌生的，不熟悉的。有些人就觉得，那到医院去就交给护理师，交给医师就好了。但其实你那个时候才是最脆弱的状况。

以丽淑的故事为例，当时医院对于产妇的态度，或者他们内诊的方式，作法整个对我们而言，都是在一种很错愕和意外的状况下进行。所以即使有助产师在旁陪产，她也无能为力。丽淑本身是一个非常有自主意识，工作上经常以推动公民教育、性别教育为主，很强悍的一个老师，可是她在那个环境里，也同样什么都没办法做。再加上她那时候身心的状态是很不舒服的，整个人的自主权就缩限到非常小。

《祝我好孕》剧照

陈育青、苏钰婷 提供

婉真：影片中，是不是你们原本想放都是居家生产为主的产妇呢？丽淑的例子是个意外的状况？

育青：这个影片的主轴，是以嘉霙和嘉黛的助产生活，还有她们彼此之间互相帮对方助产的故事为主。同时，我们也想呈现她们两位的助产工作，因此片中就放了替琬婷和丽淑在医院陪产的过程。

我们也希望让大家看到说，助产师并不是一直工作都很顺利，当然也有会遇到困难和挫折的部分，特别是在目前主流的生产环境里。另外，关于身体自主这个观念，很多观众都会问我们说，你们的被摄者为什么会愿意让你们拍摄生产的过程？给大家看到自己的身体裸露或者不舒服的样子呢？我觉得其实那是一个极高度身体自主意识的展现。产妇希望告诉大家说，这个就是我自己，从我的经验出发，看待身体是怎么度过生产这个过程的。

钰婷：其实我们也没有预设影片要拍居家生产为主。只是很有趣，在一路追寻的过程中，我发现选择居家生产的产妇，愿意被拍摄的意愿是比在医院生产的高很多。我觉得，当你选择了一个非主流式的生产方式，想必一定是做过很多功课了。加上我觉得他们本身都有点倡议者的味道在，所以他们愿意给拍。我们拍摄的对象，虽然有三个在医院，五个在居家生，但是她们大部分一开始都是选择在居家的。我们其实很期待说，在医院也能够像琬婷的例子一样，是高度自主之下，选择孕妇自己想要的生产方式。

《祝我好孕》导演陈育青背着孩子拍摄嘉霙生产场景陈育青、苏钰婷 提供

婉真：我想延续身体自主的这个点去讲。当我看片子时，的确感觉到身体自主的脉络是很清楚的。但目前大多数人的看法，还是觉得生产是医疗行为，所以我们怀孕的第一件事是去医院，觉得那边才有充足正确的生产信息。

我在想，如果我还没有生产经验的话，我应该会一直有一个疑惑，难道这样不危险吗？影片中好像没有解答危不危险这件事情，主要是呈现一群对身体非常自主的人，做足了功课与选择。但是那个功课是什么，其实透过影片我的理解是不够的。为什么在片子里，这类的讯息着墨比较少？你们的考量是什么？

育青：我们一直希望强调，生产跟生病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生理现象，但不是一个疾病。但当生产被放到医院去的时候，就变成好像是治疗身体机构里的一环。但其实，医生跟产妇，应该是医疗跟使用者的关系，而不是医疗跟病人的关系。

生产是一个身体上的状况，需要比较高度的关注，所以我们会说产妇是医疗体系的使用者，会界定为「医用关系」，不是医病关系。生产不是生病，他是一个自然的生理现象，当这样的生理现象，放到整个医疗的框架里面，就会被用治疗的角度去归类。所以才会产生后来这么多，我们觉得需要推动改革的部分。

婉真：从我的经验来讲，我一开始也是不太确定自己要怎么生。可是谈到居家生产的时候，我也有很多的恐惧。

我在想如果这时候有一个妇产科医生，说其实不是一定要照医院这样的流程生产的时候，对我而言会非常有说服力。所以我就很好奇，为什么片子里，这个部分，没有特别强调呢？

育青：一部分是篇幅的原因，另外一方面，我们不太希望，还是有一个权威身份的角色出来，解释这件事情。我们这个短片的企图心不大，只是希望让人看到，生产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我们也不想刻意的去美化任何部分。比如，把露出的器官去遮蔽掉，那个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还是比较直观、比较记录性的去看生产这件情。

影片内容会让人感觉美好，或者让人感觉害怕什么的，我觉得那都跟个人的生命经验会有关系。的确大部分的观众看片会感动的原因，是因为看见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但是也会在这个感动结束之后，有很多的问题浮现。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开放性状态，我们并没有企图要在三十分钟里面，去回应所有的问题。但是我们也同时把这个影片定调是一个教育性质的取向。因为既然它会衍生出这么多的问题，那就让我们有机会来好好的讨论，我们希望放映都是有搭配座谈的，希望映后是一个可以回应，可以讨论的机制。

婉真：所以是想透过影片，引起问题与讨论？

钰婷：对，其实那时候，也是因为申请经费的关系，有一个短版的需求，我们才这样思考的。其实我们一直是用长版的方式在拍。

嘉霙，嘉黛，不是长版的主角。而是我们特别抽取了助产的这一块，以这两个姊妹为主轴，去延展出这个故事。

不过我觉得你提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因为每个人看完的确都会说，安全吗？这样生产OK吗？其实我们也有点故意想要挑动这件事情，就是当你有疑问，但是别人却好好的时候，你可以思考自己过去的经验是什么？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恐惧或害怕？我还蛮喜欢嘉霙讲的，他就说生产是会疼痛的，但不应该痛苦。我们不企图解释太多，不企图告诉别人太多。当然我们也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告诉别人说，在台湾生产有一个很奇怪的生产状况，剖腹率有三成，会阴切割率，可能有九成。我们所有的医疗介入几乎都是世界前几名。

育青：大家很核心的问题，就是关于生或死亡的恐惧。考量安全这件事情。会变成一个你选择生产方式最大的障碍跟门槛。我觉得那跟我们的生命教育有一点关系，因为我们从小都很害怕小孩跌倒、怕受伤，然后尽量可能的去避免身体受到伤害，或者都希望活在一个很安全的范围里面。我们也不太去谈生命教育，也很避讳去谈到死亡，非常恐惧不敢面对。我们有一次去台大医院放映的时候，观众都是未来的医生，他们觉得医疗人员被丑化了，生命价值被贬抑了，认为产妇完全不顾虑安全，有的学生甚至很愤怒。那天回家我就写了一小段文字，我在想，大家都把安全跟感受放在一个对立面。但我觉得这两个状况应该不要对立。如果安全活着，是我们唯一极致的追求，那越来越低的死亡率，跟越来越高的平均年龄，我们就对此感到满意吗？我们有没有可能在安全的前提下，同时兼顾我们身心灵、感受层面的东西。而且不止是产妇，还包括初生的婴儿，他感受到的环境是怎么样，那跟他马上与世界的连结很有关系。我们期待的是一个两者可以并存的空间，所以现在的医疗体系里面，有很多需要修改的地方，居家生产有很多的知识观念要推广。

《祝我好孕》剧陈育青、苏钰婷 提供
婉真：刚刚你提到小孩，我在想，身体自主这件事，其实不止是产妇，在影片里，你们放了很多小朋友的画面，尤其是小鱼，在陪产的时候说的一些话，跟妈妈的互动。所以身体自主的观念，在小朋友这一侧，可以谈一下你们想要传达的是什么？钰婷：这个问题其实可以延续到，这个影片后来遇到的分级问题。其实在分级出来之前，我们就已经收到一些暗示，说会被分成限制级。那时候第一个念头是：为什么孩子都可以陪产了，却不能看到这些画面？
像嘉黛的儿子小鱼，到了妈妈开始阵痛的时候，他突然觉得自己有一个责任了，所以他会去问妈妈，去给妈妈鼓励。
我觉得，这不是很棒的事情吗？如果生命教育不从诞生开始，那要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反而是分级这件事情，提醒了我，对于生产，我们不应该去限制孩子的观看、参与，反而应该努力让他们觉得这是自然的事情，他们才能在从小的时候，就能够理解生命。小时候我们都听过老一辈说，你就是从石头绷出来的，送子鸟送来的，或从垃圾堆捡出来的。
我们总是用一些隐讳的方式，来讲一些我们应该要让孩子理解的事情。我们总是认为他们不理解，但其实真正的恐惧跟害怕，是来自于在大人。
小鱼的妈妈在生产计划书上面写着，如果小鱼要做任何事情，请大家不要阻止他。小豆花出来的时候，他大叫小豆花，我觉得那是他很自然的流露感情。他在里面是没有恐惧的。我就在想，为什么我们大人要恐惧让孩子看到这些东西呢？

《祝我好孕》剧照

陈育青、苏钰婷 提供

婉真：我印象很深的一个段落，是嘉霙在嘉黛快生时，叫的比较大声的时候，跟小鱼说，妈妈这个声音如果发出来会比较舒服。一开始我感觉小鱼是有点担心妈妈怎么叫的这么大声。后来好像嘉霙讲完后，他就比较理解的跑过去安慰妈妈。我觉得那一刻很重要。

小朋友的确有很多事情是不懂的，是需要理解的。可是方式是什么？是禁止他不要看，还是在这种时机告诉他，这是因为什么。

育青：那就是生命教育啊！我后来第二胎会希望有比较人性化的生产，我跟很多有大宝的妈妈想法一样，都是考量到大宝。肚子一天一天大的时候，其实孩子会越来越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也没有这样的生命经验，你要如何告诉她说，这个肚子里面的东西，有一天会变成一个活生生的小孩跑出来。过去大家都很避讳让孩子知道身体发生了什么事。所以几乎百分之九十，就跟大家在医院生产的比例一样高的比例的绘本，谈到生产时，就是有一天妈妈就去医院，就不见了。然后就抱了小宝宝回来。

婉真：可能在怀孕的时候就会一直说，你要爱护弟弟，你要爱护妹妹。可是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这什么状况。一不小心就把生命教育变成道德教育。

育青：对啊，当然那些绘本主要都是希望鼓励手足之情，手足分享什么的。但是她安排的情节，都是一个很冲击性的，就是老大突然面临一个挑战者出现，他应该要怎么样变成一个好的哥哥或者姐姐。

我觉得那很多时候就是生存本能，因为有一个人来跟你争夺资源。

很多妈妈在考虑第二胎生产方式，就是想要让老大有更高度的参与，那会让他们的手足关系的衔接会比较顺畅。

如果可以用鼓励参与，跟引导取代隔离，那会有多好。所以我觉得小鱼的出现，就是一个很适时，也很自然的状况。因为医院真的没有条件可以带孩子去陪产。

当时分级结果的评语出来，看了很令人跳脚。大意是说，里面有产妇裸露，胎盘生产血淋淋的画面，会对十二岁以下的孩子有身心的影响这样。这根本是不了解生产，并且把女性裸露视为一个绝对禁止被看的观念。

妇女新知基金会的秘书长讲得很好，她说女性身体裸露有很多不同的意涵，如果裸露展现的是，她对自己身体的一个自主权，而且是正向，比如那个女人是因为她有孩子她开始要哺乳。这件事情会对妇女是赋予权利的，还是剥削权利的，有很大的差别。你不能因为看到女人把身体露出来，你就哔哔禁止这样子。

钰婷：我记得我们在好孕工作室试片的时候，影片前段在介绍人物，在铺陈的时候，小孩都分心到处玩，唯独他们看到宝宝快要生出来的时候，就会来看一下。他们觉得最有趣的就是那里，然后聚精会神的看完以后，开始人物讲话，他们又跑走了。

小孩参与妈妈的影片拍摄工作，一起成长／陈育青、苏钰婷 提供

婉真：听起来这不止是身体，还有教育的部分。去认定小孩能看到什么的观点，有时候是大人自己的恐惧。这跟性别教育，性教育，好像比较有关系。还有生命教育。很多时候，大人自己的想象，大人自己的框，想要放在小孩身上。

育青：分级遇到的问题，我们其实也准备要正面面对，所以除了让拍摄对象本身不舒服的画面我们有剪掉之外，我们没有为了让分级好通过，就剪掉任何的地方。

我们现在的分级制度，有很大的问题。尤其是对纪录片这一块，并没有一个跟剧情片的区别。我觉得剧情片的取向跟纪录片不一样，你不能用同一个标准去看。所以我们也很希望，透过这个影片，触碰到分级议题的方式，让大家一起开始来想说，我们的分级制度，是不是也应该随着，我们大家对身体观点的不同，或者纪录片形式更多元，放映管道更多元，而开始去有一些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