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One Summer of Happiness》中的夏天,高帅富Göran与乡下姑娘Kerstin之间的悲剧爱情故事在现在看来没有任何新意,但是在当时的瑞典乃至欧洲却是一部十足的大片,充满了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探讨,乡村-城市、传统-现代、宗教-世俗、爱情-性爱等矛盾共生的命题随处可见。在影片中,两股势力交织共生,一股是以教堂、乡村等元素为代表的传统旧势力,一股是以城市、年轻人为代表的现代新势力,像这样的矛盾产生在当时每一个欧洲的城市和乡村中。不过影片的主题并不是迎新批旧那么简单,而是和现实问题一样纠结复杂。Göran本身就是好与坏两方面的而结合,他自己都搞不明白自己到底更爱那一边。他一方面代表了现代、自由、平等、斗争等新鲜活力,另一方面,婚前性行为等对传统道德的漠视也使他下场惨淡,结局就是给Göran的最响亮的一记耳光。
当短暂的夏天结束,Göran回到城市,短暂的反抗和自由时光也随之画上句号。
1951年 Arne Mattsson导演的《One Summer of Happiness》和伯格曼的“发迹作品”《Summer with Monika》两部“夏天电影”一起开启了瑞典“性爱电影”(sex film)的新时代,影响至今,《One Summer of Happiness》更是获得了次年柏林电影节的金熊奖。
在当时,瑞典当局对公映电影的审查十分严格,禁止有直接描写性爱场面的镜头出现,希望保持电影银幕干净、安全、高尚。但是这并没有难倒电影的制作者们,他们通过剪辑、暗喻等手法,依然达到了描写性爱的目的——没有直接表现,但是所有的观众都知道发生了什么。在本片中,年轻的男女主人公脱光衣服跳入湖中,镜头缓慢移到波光粼粼的湖面,谁不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即使只露了个胸,这在五十年代的瑞典已经算是十分大尺度的镜头了,需要导演十分的勇气和智慧。同样,《Summer with Monika》中,女主人公连点都没有露,画面中只有她脱衣服时的影子,当这个影子把衣服脱完、从男主人公的头顶跨过后,先前平静的水面突然惊涛拍岸,暗喻的事儿比《西北偏北》最后火车进入隧道的镜头更明显、更直接。
在性的问题上,最令世界震惊的是瑞典50年代对性教育的普及。政府希望通过对学生们的性教育,传播natural sexuality理念和“good” sex的价值观,包括健康、理性、平等、道德等核心元素。随着60、70年代瑞典电影审查力度减弱,越来越多的电影开始表达sex主题,描写sex场面,尺度渐大,方法多样,内容丰富。在Vilgot Sjöman1964年的影片《491》中,更是首次出现了rape、bestiality、prostitution、homosexual abuse(为了和谐请自己有道)等,送政府审查时却一刀未减。同一时期,伯格曼的《沉默》(The Silence,1963)、《我好奇之黄》( I Am Curious (Yellow),Vilgot Sjöman,1967)、《爱的语言》(Language of Love,1969,性教育影片)也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一情形一直保持到70年代初期,热度才开始有所降低,不过通过电影的海外发行等手段,Swedish Sin已然名声远播,与50年代之前英格丽·褒曼等演员所传递的瑞典形象简直翻了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