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

评分：

6.0 还行

原名：Hannah Arendt又名：汉娜鄂兰：真理无惧(台)

分类：剧情 / 传记 / 地区：德国年份：2012

简介： 1960年，以色列宣布抓捕到前纳粹德国高官、素有“死刑执行者”之称的阿道夫·艾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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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7-01-30

汉娜·阿伦特影评：汉娜阿伦特

在假期的一个上午看完了这部电影，真实的结局让人惋惜。
人们需要的，当面对艾希曼的审判，是愤怒的宣泄，是正义的补偿，而不是哲学的理性思考，故而汉娜的思考是不被需求的。历史亲历者面对审判，他们记忆深处的痛苦是毫无保留的、横冲直撞的，并且是被鼓励的，是的，被社会鼓励的。这种受害者痛苦的表达，让这场既无法弥补已酿的悲剧、又无法给予直接的补偿的审判免于自我陶醉的正义姿态，而成为切实必须的、历史意义的。受害者越是真实、巨大的痛苦，越是能够补正这场审判法律程序意义上的缺陷，以及历史进程上的滞后。所以社会鼓励受害者的痛苦，并且通过倾听受害者的痛苦，无关的人们一同分享审判正义的快感与欣慰。
在潮涌的情感走向下，能够不被社会众情所裹挟而独自思考难能可贵。
尤其是当思考者本也是这场审判中的痛苦有权表达者，从没有任何一个时间，人们对于负面情绪的追忆的包容度如此之高。偏偏汉娜能够以一个哲学家的视角去审视，虽然多少也有着身为哲学家的知识分子的傲慢——这个傲慢不是施加给别人，恰恰是施加给自己的头脑，傲慢以至于不容许轻易随波逐流地跟随舆论，唯有诉诸哲学的理性与冷情。
从纽伦堡审判到艾希曼，虽则痛恨，但我自知无法谴责。
假使将我置于他们的社会历史身份，我是否能够做得更好？你是否能做得更好？他是否能做得更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俯瞰历史，人性与良知顺手拈来，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冠冕堂皇地谴责抨击这些纳粹分子的残暴行为，是因为我们身处于一个人性与良知不被挑战的时代，我们不用面对两难的抉择，所以我们的人性与良知如此强烈随时都可以被唤起，我们谴责得太严厉，但我们的谴责的基础（良心）却太轻巧，未经考验。
法律苛责一个人的恶性有主客观两方面，一个人如果没有主观恶性，在当今社会最常见的情形便是正当防卫、紧急避险造成的损害法益的后果，我们无从苛责。当试图去评价艾希曼，将他的仕途的一切与当今社会年轻人的仕途约分，差异无非是在于他与我们所执行的命令的内容不同，但是他与我们不过也是执行命令罢了。抽象地看待，他的职务内容是执行命令，至于这命令内容、命令执行的后果便不在他的能力范围内，他作为一个盲目的执行者只是去执行了，能对他进行评价的也只有他执行的这个动作——他执行了吗？他执行得如何？
但是，人们急于表明，艾希曼不是机器，人都不是机器，盲目执行恶法便是一种不加审查的恶、一种不加辨别的恶、一种不加拒绝的恶、一种损人利己的恶。所以纵使他的双手并为沾染一滴犹太人的鲜血，他执行命令的恶果——灭绝犹太人——也并非他所希冀的，他声称自己从不是反犹太主义者，但是从希特勒的反犹政策到艾希曼的执行到犹太人惨遭屠戮的后果，这个职务上的因果关系使他背负起了屠戮恶果的历史责任。
责任，哦，别把事情说得那么大义凛然。假如在纳粹的德国，为了生存，为了保护我们最珍视的东西，有的人是生命、有的人是家庭、有的人是友谊，不管你想要保护什么，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中，我们只有蒙蔽双眼，封闭五感，机械麻木、不假思索地去上传下达，这是我们所在的社会链条的那一环所需要考虑的东西。至于犹太人的命运、其他人的命运，他们固然宝贵，但是这些都不在我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他们有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其中有无数我所不知道的人，而我所要保护的对象比如我的孩子我的爱人我的亲人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仅仅有我和一些我所知道的人。我可以假设，那些可怜的犹太人，他们还有千万我所不认识的人能够给予他们奇迹般帮助，而我所珍爱的人们却只能依赖我的帮助，除我之外别无他人。生命是不能衡量的，在电车困境中如此，在这里也如此，我珍爱的几个人或者只有我一个人的生命，定然就轻于数量更广的他人的生命吗？生命不能衡量，但是情感却能衡量，如果两种选择导向的都是生命，在生命本身不能衡量的情况下，试图使用情感来加以评价衡量不是再正常不过了吗……
我并不打算去开脱，但是平庸之恶，广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