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

评分：

6.0 还行

原名：Hannah Arendt又名：汉娜鄂兰：真理无惧(台)

分类：剧情 / 传记 / 地区：德国年份：2012

简介： 1960年，以色列宣布抓捕到前纳粹德国高官、素有“死刑执行者”之称的阿道夫·艾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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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5-08-04

汉娜·阿伦特影评：思考是否能阻止平庸的恶？

《汉娜.阿伦特》这部电影谈不上有多优秀，节奏缓慢，线索也不够连贯。第一遍是在一堂公选课上看的，撑了四十分钟便昏昏睡去。后来暑假里看了几部不错的德国电影，对德国片子好感大增，又回想起这部重新看了一遍。
第二遍仍然没有很惊艳的感觉，也许可能是看惯有强烈戏剧冲突的剧情片的缘故，不是很能习惯这种平淡传记片的表达方式和叙事节奏。不过很难得的是，这片子倒用一个很轻松、简单的形式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原本枯燥艰涩的政治学概念——“平庸的恶”。“平庸的恶”这个概念，是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一书中所提出，“平庸的恶是指极权主义下或者说现代官僚体制中的个体失去了反思的能力，即判断善恶是非的能力，而变成了官僚行政体系中一只被驱动的齿轮。”
就像没有一滴雨会认为是自己造成了洪灾，人们也常常会忽视隐藏在“极端的恶”背后的“平庸的恶”。然而正是这些看似平常的“平庸之恶”支持着法西斯惨无人道的暴行，也正是它让中国的“文革”酿出混乱血腥的恶果，可以说“平庸之恶”酿造了大多数的悲剧，甚至还可能毁灭世界。在阿伦特看来不思考就是“平庸的恶”的根源。正是由于个体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无法意识到自己行为的本质和意义，也不会去反思自我行为，才会盲目服从于权威，让权威的意见取代自己的意见，才会最终犯下平庸之恶。因而她认为，要想根治“平庸的恶”就必须重视和利用思考的力量，提高人们的判断力，让人们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清醒的思考和判断。阿伦特在这里提出的思考，绝不是简单地回想、反思或是自我交流。而是一种高度规范性的，排除所有感情或是其他因素的对于自我的拷问乃至于对于事物的清醒判断。
可思考真的能阻止“平庸的恶”吗？在我看来，答案是否定的。首先，“平庸的恶”并非仅仅是人类心理活动的产物，它的出现还有着其他复杂的社会经济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来自政治体制上的原因。“平庸的恶”常滋生在极权主义的土壤上。几乎所有的极权国家都发生过由国家发动的大规模的政治迫害运动，并且这样的运动在发生时都得到了全体人民的拥护。在极权主义体制中，由于社会制度对于个人有着极强的掌控度和粘合力，就使得个人很容易被社会体制所同化，甘心服从体制的安排，默认体制中所包含的不合理因素。同时由于极权主义体制对于个人的限定，也使得个体只关心在体制内的工作业绩，只在乎是否能获得社会或小圈子认可，而通过绩效考核维持职位或升职则成为了工作最大的动力。极权主义社会通常运用高于法律的意识形态来整合社会，并通过语言腐败或其他多种途径来合理化非理性运动，将其纳入正常的体制范围内，成为普通个体的正常工作职责。普通个体往往难以挣脱强大的体制性束缚做出清晰明确的判断思考。在这种情况下，现代性要素中的核心价值——个人权利被逐步抽离。不仅个人在体制面前变得可有可无，甚至连建立在个人之上的终极关怀也变得不再重要。个人权利缺失使得意识形态凌驾于法律与道德之上。由此个人也丧失了信仰和道德，成了不能独立于群体的存在。换句话说，个人的自主性丧失，道德人格被摧毁，个人就成了政府手中物化的工具。因而不顾政治体制因素，单借助个人的心理力量显然不能完全解决这一问题。
其次，“平庸的恶”也是现代性的必然结果，也可以说是一种“现代病”。“平庸的恶”和“非人化”是作为现代性两大要素之一的工具理性泛滥的结果。工具理性的泛滥一方面形成了高效运转的理性化官僚制度和现代工业模式。但另一方面又使得个人成为了理性化下的牺牲品。理性化促使社会分工细化，个人成了社会大机器中的一个零件，只需要简单机械接受并完成自己的任务，而不需要思考这任务的目的和意义。这就是理性化之下所出现的个人非理性状态。此外，现代性构建中所催生的高度结构化、规范化的官僚制度对于高效的追求也在逐步消解着道德在于政治中的空间。一方面，在现代性发展的过程中，个人权利的扩张使得原本处于公共领域，以保护公共利益为目的的政治逐步蜕变为保障个人权利的工具。那么政治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和道德意义感也在逐渐消失。另一方面，官僚体制在管理中所采取的高度量化的管理方式和考评制度也在进一步消解着人们的创造性与思想力，使人成为高度物化的工具。
因而，在我看来“平庸的恶”无法简单地用思考来阻止或消解。改变这种现象更需要从政治体制着手，在现代性发展的语境之下对这个问题进行更好的探索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