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文尽展她思辨之独立，笔锋之犀利，以及穿透迷雾瘴霭后的冷静客观。她身为犹太人是法西斯纳粹的受害者之一，庭审现场的控诉声，句句迫压她不愿回首的神经，可她最为海德格尔的学生，“思考”的女儿（她曾师从海德格尔，学习“思考”的能力）却不得不不抛却一切情感的迷障，作为一个审视者，她锐利的目光很快就发现这场庭审背后的政治含义。用艾希曼自己的话说就是“我就想一块正反煎炸的牛排，直到炸出你们需要的口味。”对于一个人的审判在无形中上升为对一个体系，一个制度，一个主义的审判。战争虽已结束，但曾经血淋淋的疤痕却没有痊愈。这次庭审，对于所有受害者而言，其实无关乎玻璃房内坐的是艾希曼还是任何一个纳粹分子，那只是个愤懑的发泄口，所有战争的悲痛，残忍，伤害都可以加倍的在此讨还。而以色列政府恰恰利用这一正义的场合（庭审而非直接将艾希曼枪决于布宜诺斯艾利斯），悄然将个人罪行的审判转化为民族情绪的讨债。几场庭审下来，阿伦特倍感疑惑，他对朋友说，“我并没有觉得他可怕。我觉得他就像是一个普通人。”在辩护中，艾希曼否认自己有罪，即便是屠杀犹太人的事实坚如磐石，他仍否认，请看清，他否认的不是事实的存在（这和某国否认屠杀事实有明确区别）而是自身的无罪，其缘由是——这是我的职责。对艾希曼而言效忠上级就是我全部的意义。“我像希特勒‘宣誓’，就如同我如今参加庭审‘宣誓’我会说出事实一样。“艾希曼的辩护中强调自己并没有主观上要杀害任何一个犹太人。这对于受害者而言恐怕已经是不可理喻式的极端抵赖行为了吧，但是阿伦特看到的确实其行为背后的”无意识“，阿伦特描述艾希曼时，用的是banality of evil——平庸的恶（有人考证此处译为恶的”平庸性“更恰当），她的逻辑是因其缺乏”思考“能力，他作为一个人的能力就丧失了，一个非人又怎么会有道德观念？阿伦特的论点已经明确的展示出来了，对，思考。她看清了这场审判的对，仅仅是一个人，而罪名是”反人类“（而非”反犹太人“）在这样的解释之下，其实庭审已经没有的了意义，或者说只剩下政治意义了，或者说政治意义就是全部。因为”对于他的行为，是无法真正的判罪的。“这是阿伦特的结论，而更精辟在于其爱夫的结尾”因此，要是让他活下去，才更需要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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