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毯先生

《红毯先生》这部电影是一场大型的魔术表演。当观众看完电影，一头雾水说出“看不懂”三个字的时候，反而体验到了电影的主旨，帮助导演完成了这场魔术表演。

宣发时反复强调的“明星秘闻”、“电影圈乱象”、“讽刺与自嘲”，根本不是电影的主题，和电影内容也没有关联。欺骗性的宣发本身就是这部电影的一部分，也是魔术最为关键的一环——“障眼法”。

而电影真正的主题，是“沟通”。更具体一点，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无效沟通”。

当我们观众觉得“看不懂”时，我们就真正体验到了电影主题“无效沟通”；而我们意识到“无效沟通”是电影主题时，我们反而很容易彻底看懂这部电影。

这是极其精妙的电影创作手法，比《心花路放》的时空诡叙还高级了几个档次。宁浩是中国电影导演第一个敢于在春节档使用这种艺术手法的导演。他真的是太 “骄傲”了，骄傲到胆大到妄为的程度，令我佩服。

其实“沟通”这个电影主题，早在预告片时就毫无保留地和盘托出了。电影中的巨星“刘伟驰”找到著名导演“林浩”商量这部电影怎么拍时，“刘伟驰”建议电影的主题是“父爱”，而“林浩”欲言又止，最后强调电影的主题是“沟通”。

这是“刘伟驰”和“林浩”在讨论那部农民题材的戏中戏应该怎么拍吗？

不是。这其实是刘德华和宁浩的戏外戏，他们在讨论这部《红毯先生》应该怎么拍。所以《红毯先生》的主题是“沟通”，但也为主演刘德华加入了一条“父爱”的辅助线。

宁浩用的魔术手法是，在电影叙事中插入了一面镜子，制造了景深错觉。往往当观众以为看的是“戏中戏”的时候，其实看到的却是镜子折射出来的“戏外戏”。

有一个最明显的证据是，我们可以在《红毯先生》的“镜子”中看到我们观众自己。

剧末有一段电影院的情节，几个观众怒气冲冲地走出来，一边骂着这是一部什么垃圾电影，一边绕着一个螺旋形的扶梯走到楼下；他们却在楼底被保安拦住了，观众说“这么近的距离直接走出去不行吗？非得逼着绕这么远”，而保安对他们说“就得从入口走，这是规定”。

宁浩预判了《红毯先生》的观众感想，让“戏中戏的观众”说出了“戏外戏的观众”的心声——为何电影不用 D站的短视频那样，简单、直接的表达方式；却要用这种绕来绕去、莫名其妙的诡叙来挑战观众的耐心呢？

戏中的“保安”代表导演宁浩回答了我们：这是“电影艺术”的规定。“电影艺术”的目标并不是几句话可以说清楚的“答案”，它更重要的是营造出观众感同身受的“体验”，而这种“体验”，必须从入口开始，沿着导演精心设计的螺旋阶梯，一步步地走到底才能感受到。

一旦看到了这面镜子的存在，《红毯先生》的三条主线也就清晰起来了。

第一条主线，是刘伟驰、林浩，想要拍摄农民题材电影，以求获奖的故事。这个故事从镜子里反射出当代中国电影圈的乱象，想必观众都看懂了。

中国电影界从某“国际大导演”开始，罹患了一脉相承的顽疾；他们总要对中国农村脱贫致富、飞速发展视而不见，却把农民拍成愚昧落后、隐入尘烟的，才好迎合欧美人对中国的刻板印象，以求在国际影展上获奖。

接下来资本狂欢下催生的互联网思维入侵影视界，只看重票房号召力带来的预期利润，不尊重电影的艺术价值和社会效应。用从 Logo 开始造车、用大数据写剧本的圈钱思维，污染了电影艺术的创作逻辑。

而短视频行业崛起，更是在啃食着电影行业的根基。比起亲自做危险动作的敬业精神来，不专业的 “liaoliaoliao”更有话题性；故弄玄虚、小题大做的自媒体生态，却比精密规划的电影工业创造了更大的情绪价值。更不用说“渣渣辉”们滥用自己影史的经典桥段，自杀式地迎合着快消娱乐的时代。

这些隐喻在电影中是显而易见的，勾勒出了当代电影陷入危机的时代背景。

在第一条主线的时代背景下，《红毯先生》拉出了第二条主线，那就是中国电影人的中年危机。所谓中年危机，就是人到失去创新能力与学习动力的中年，却迎来了时代的剧变，在深深的无力感中陷入了迷惘和彷徨。

“刘伟驰”的婚姻失败是对电影人中年危机的隐喻。他早年隐瞒结婚，现在却碍于颜面又得隐瞒离婚；那枚结婚戒指拴住的，其实是刘伟驰和电影艺术这份事业的关系。而对 D站美女小编导的那一夜意乱情迷，则又象征着传统电影人对“年轻貌美”的短视频行业欲拒还迎。

这不正好“刘伟驰”中的 “弛哥”，刚刚宣布要进军短视频行业了么？

而这个“刘伟驰”呢，其实也是宁浩自己。刘德华缺一个证明自己事业成就的重大奖项，他著名导演宁浩又何尝不是呢？要不要曲意迎合洋大人评委的偏见，要不要对人傻钱多的新贵资本嬉皮笑脸，恐怕也是宁浩本人常年存在的心魔。

电影中“林浩”指示下的那一脚解气飞踢，其实代表不了现实中的宁浩。现实中的宁浩还困在《疯狂的外星人》给他带来的一系列负面舆论中，以至于让真正骑马摔伤过的刘德华，扮演“刘伟驰”买下那匹“被虐待的马”，来再次回应当初剧组虐待牧羊犬“八一”的那场舆论风暴。

在《红毯先生》铺陈了中国电影界的时代危机，中国电影人的中年危机之后，才引出了第三条主线，来诠释宁浩自己对此的理解。

值得尊重的是，这第三条主线的精神内核是“反思”，这才是宁浩真正为刘德华量身定做的故事。

剧中的刘德华是一名演员，而“刘伟驰”是一个天王巨星。“刘伟驰”工作时才拍一两部电影，而刘德华却不分工作和生活，一直在饰演“刘伟驰”这个明星。

有人曾问电影明星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正确答案是资产阶级。“明星”这个人设是偶像经济里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给电影工业、娱乐业、广告业等一众行业的劳动者用于生产信息价值。而演员则天然地垄断了“明星”这份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也分得了较多的利润。

但与此同时，演员作为一个人，一名劳动者，被自己的劳动产物“明星”给彻底的异化了。

《红毯先生》中的刘德华时刻都在扮演着“刘伟驰”。因此他和妻子离婚了，却还总要戴着结婚戒指；无论情绪多么乖张的时候，一听到报时就得去做平板支撑、保持身材；就连忍不住去 D站小姑娘家想要偷情时，都时刻提防着每个疑似摄像头的红点，生怕“刘伟驰”的品牌贬损商誉。

电影中的刘德华已经被“刘伟驰”彻底地异化，他活成了镜中人，周围的每一个面孔、每一个摄像头、每一面屏幕都像是镜子，把刘德华关在了“刘伟驰”的镜像牢笼中，战战兢兢地苟活着。停车场那一幕，所有汽车的红点都对着刘伟驰闪烁，是这种“镜像牢笼”最为魔幻的呈现。

于是，异化的刘伟驰丧失了作为一名社会人的主体性，他已经无法与人沟通了。

• 他其实早已听不懂人话，别人每一句都需要林助理再亲口翻译一遍。
• 他不知道如何向妻子表达感受，在争吵时只会饰演收拾玩具逃避。
• 他不知道如何教育孩子，听到小孩喊奥利给后只能罚抄不说脏话一千遍。
• 他不知道怎么向农民采风，对真正有创造力的农村艺术家视而不见。
• 他不懂尊重粉丝的热情，把粉丝送来的种猪和宝刀弃若敝履。
• 他不知道小编导美女为何动心，只在乎如何遮蔽一个个疑似摄像头的红点。
• 他不知道停车场的车主为何要跟他作对，一次次挡住他出行的去路。
• 就连最照顾他的林助理一句话说错，他也只晓得一拳打过去。

他只知道扮演那个逐渐被时代抛弃的“刘伟驰”，做这个皮套里工具式的“中之人”；但他却不知道，作为为一名丈夫、父亲、朋友、同事，或者一个遵守社会规矩的路人时，别人是怎么想的，他应该如何做。

《红毯先生》里的刘伟驰，本质上是非常勤奋、善良、自律的人。他在被“明星”身份异化后，丧失了理解他人的能力；可接受这种异化，其实出于他对“表演”的热爱。这是《鸟人》式的精神架构，从叙事逻辑中可以看出。

电影中，刘伟驰为了维护“明星”这身皮套，不敢像正常人一样为自己的过失“道歉”，却在不断地逃避。逃避妻子、逃避粉丝、逃避村民、逃避失望的美女、逃避剐蹭的责任……而他的逃避，却又让本不重要的矛盾不断地升级。幸运又不幸的是，由于明星皮套的价值和权力，他每次逃避都成功了。

可他唯一不逃避的，恰是作为一名演员的“敬业”之心。于是他不用替身，像大哥“陈龙”一样，亲自上演危险的摔马动作戏，并且以负伤感到光荣，自豪地将这一段泄露到短视频平台。

吊诡的是，他最看重的价值——身为演员的“敬业”——却因为“虐马”这个无厘头的理由，给“刘伟驰”带来了职业生涯最大的危机。

刘伟驰唯一接受“异化”的理由开始破裂了，他在接受马东访谈时，也许是第一次没有照着提词器念白说话。从这一刻开始，“明星刘伟驰”则迅速地走向了崩塌，投资撤回、参加影展失败，个人的公关也泥足深陷。

也是从这一刻开始，演员刘伟驰的主体性开始一点点回归了。他不再回避，想要向自己的过错道歉；他撕下了自己的完美形象海报，就像是一个“中之人”撕去了自己的皮套。

这时的刘伟驰，和他领养的那只宠物猪实现了互文。他自己化身成了那头横冲直撞的猪，凭着本能和直觉行动，撞碎了办公桌上一切循规蹈矩的秩序，把公关和运营团队搅得天翻地覆。

而这只猪，恐怕才是导演宁浩心目中，演技最自然、最真实的表演艺术家。

然而，宁浩也是悲观的。公关团队的都在教刘伟驰用猪做文章；但其实每个人内心都在嫌弃、害怕这头横冲直撞的猪。

他们对猪的态度，其实就像电影界热衷拍摄底层农民的苦难，却像对野兽一样，嫌弃、躲避真实世界里热情和富足的农民；也像影评自媒体，反复吹嘘自己多么喜欢优秀的电影，却抓住各种机会嘲讽、羞辱少数真诚创新的电影人。

他们对这只猪的态度，也正如同他们对刘伟驰的态度。

整部《红毯先生》，就是在这样的多重互文中架构出来的。

于是这些以保护为名的控制欲，最终摔死了那头横冲直撞的宠物猪。

而刘伟驰本人，也因此来到了众叛亲离、曲终人散的时刻。站在空空如也的办公室里，没有人再关注着他了。这时刘伟驰踏上了电影边缘镜头里贯穿始终的平衡车，像一个孩子一样地玩了起来。他终于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学会向人诚恳的道歉。尽管这时能对话的，只剩下了自己的儿子；但他终于对儿子，亲口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是“骄傲”。也让这部以“无效沟通”为主题的电影获得和解的结局，划上了一个名为“父爱”的句号。

他终于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学会向人诚恳的道歉。尽管这时能对话的只有自己的儿子，但他在儿子面前亲口承认自己的错误是“骄傲”，也让这部以“无效沟通”为主题的电影获得和解的结局，划上了一个名为“父爱”的句号。

聊到这里，这篇影评还没结束。也许有观众要问，这部电影的主题本身不是挺正面的吗，为何宁浩却要用所谓“极简主义”的手法，将电影想要传递的讯息弄得寡淡无味，毫无“宁氏喜剧”的热闹风格，搞到让观众看不懂的地步呢？

这其实是宁浩隐藏在电影里的第四重主线，是他对观众的质疑。资本干涉也好、短视频泛滥也好、自媒体网暴也好，其实也都是广大观众的审美倾向推动的结果。在电影人远离时代精神，远离观众的同时；观众也在远离真正的电影艺术。

中国电影的时代危机，中国电影人的中年危机，如果本身是广大观众的选择，那宁浩他们也没有任何能力对抗这样的趋势。

也许宁浩对这个判断不确定，所以他才用了这种前所未见的电影手法。在整个《红毯先生》的宣传阶段，宁浩都在刻意迎合流量的审美，用各种极具话题性的营销策略，误导观众对电影的预期。

与此同时，他用极简主义抹去了“宁氏喜剧”里加麻加辣的佐料，却认真在电影里加入了精心烹饪的食材——一个又一个精心规划的长镜头。

比如刘伟驰从现场表演演完，走到导演处一起观看效果；又比如刘伟驰躲在汽车里，偷看林助理和 D站小编导的谈判。都是精心设计过动线、构图、空间转换的长镜头，许多演员需要精密配合，一气呵成。一直以来，这种吃力不讨好的长镜头，才更能体现电影、导演和演员对观众的尊重。

我甚至感觉宁浩给自己打了一个大赌：如果观众果然对这种真正尊重观众的好电影弃若敝履，无效沟通的鸿沟难以逾越，也许他就放弃挣扎，拥抱时代变化了。

但如果我们观众看懂的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