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与我同桌

评分：

6.0 还行

原名：An Angel at My Table又名：天使诗篇(台) / 我桌旁的天使 / 伏案天使

分类：剧情 / 传记 / 地区：新西兰年份：1990

简介：作家珍妮特（凯瑞·福克斯 Kerry Fox饰）的一生因为苦难而坎坷，因为文字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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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6-11-14

天使与我同桌影评：她却捡起了月亮

我读高中时最爱的一部电影是《卡波特》。

那时菲利普·塞默·霍夫曼还只是一个籍籍无名的二流演员，却为这个天才的同性恋作家带来灵魂。卡波特曾经说 “没有人可以扮演我”，但他若见到霍夫曼想必也不会失望。

为了写《冷血》，卡波特花了几年时间接触和他一样敏感脆弱的杀人犯佩里。他几乎可以说是残忍地诱骗了这个和自己惺惺相惜的年轻人。而采访结束之后，他不再为佩里上诉，目送对方上了绞刑架。在《冷血》的盛名之后，他也终日酗酒，再没有写过一本书。

“我们就像是一对兄弟，只是佩里从后门离开，而我走了前门。”

对于卡波特来说，佩里就像一面镜子。他不知是爱上了佩里，还是爱上了自己。但是佩里的死，就像是他对自己宿命的判词。如果他不是一个作家，也许他本也会是个杀人犯。

我本来以为作家的人生都应该是这样，大起大落，跌宕起伏；但是简·坎皮恩显然不这样认为。

这部自传体式的作品，讲述了著名新西兰女作家珍妮特·弗雷姆的前半生。上世纪的新西兰，并不像我们如今心目中的“中土世界”那样，永远是蓝天白云，明湖如镜。它还残留着殖民时代的烙印，阴郁、压抑、精致，永远笼罩着来自太平洋彼岸的、旧时伦敦的雾。

而珍妮特也确实经历了太多苦难。她目送家人相继去世，还被误诊为精神分裂，被仰慕的教授哄骗进精神病院，接受了长达八年的治疗，甚至差点就要接受前脑叶白质切除术。

这个现在因《飞越疯人院》《禁闭岛》而臭名昭著的手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受追捧程度简直让人无法想象。日本许多小孩子被他们的家长送去做前脑叶切除术，原因仅仅是家长觉得他们“不乖”。著名的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姐姐也接受了这个手术，后半生都变成整天只会发呆的“木头人”。更可怕的是，二战前后，美国政府曾对一批遭受战后精神创伤的退伍军人集体实施前脑叶白质切除术。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遭受了伴随一生的严重后遗症。

但这也是为什么连珍妮特的母亲都同意了为女儿进行这项残酷无比的手术。她在疯人院里孤立无援，最终拯救她的还是她的小说。在手术进行前数日，她的作品获奖，才使得珍妮特被幸免于难。可惜，更为不幸的是，在整部电影的是，这似乎是文学唯一一次对她产生实质的“作用”。除此之外，在简·坎皮恩的镜头下，这个女孩子显得实在太过平凡。

她曾经拥有一个温暖的大家庭，有父母和活泼的三姐妹，她的童年并不是没有阳光。但是她在这些年轻美丽的女孩里总是显得那么格格不入。因为她蓬松的红发、肥胖和笨拙。这几乎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自卑和无所适从。

她曾经有机会做一名教师，那样她想必就不会为生活担忧、可以轻易地找到一个愿意娶她的男人，更加不会被关进疯人院。但是她面对着黑板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最终脱下了那双漂亮的小皮鞋，逃离了讲台。

她曾经有机会嫁给一个敦厚却无趣的男人。对方虽然显然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言谈粗鄙、也完全不理解她的创作，但至少他向她伸出了橄榄枝。但是她并没有留在那个伦敦郊区的小房间里。

她曾经和一个平庸、自我、热衷于夸夸其谈却懂得调情的美国诗人在西班牙拥有一段露水情缘，虽然那时她已经年过三十。她快乐得甚至无心拿笔写作。假如他们真的结婚，或许她会愿意为对方洗手作羹汤，做一个平凡却幸福的家庭主妇。

爱情让她前所未有的自信。当她笨拙地在水里像人鱼一样诱惑自己的爱人时，或许她都不知道自己可以这样美丽，像提香笔下丰腴雪白的美人。但他最后还是回到美国。她和西班牙，都只是假期的消遣。

单单只看这部电影，我几乎不会意识到，一个像珍妮特一样羞涩和笨拙的女孩，对新西兰文学史产生过这样大的影响。她的自卑、脆弱、敏感、内向，让我仿佛透过电影荧幕看到另一个自己。面对所有人都紧张局促，做任何事情都小心翼翼，内心丰富却没有勇气表达，这样的笨拙和尴尬，本来就是个人面对世界时的永恒难题。

成濑巳喜男也曾经在《放浪记》中描述过一位同样自卑敏感的女作家。在影片中饰演林芙美子的高峰秀子，贡献出了非常惊人的表演。她永远佝偻着肩膀，嘴角下垂、法令纹深陷，眼神像怨妇一样惫懒而颓废。

林芙美子出生贫寒、一直生活在温饱线上，文学对于她来说，同样是天赐的财富。除此之外，她和成濑其他的女主角一样，是一朵不能离开男人的菟丝花。于是她流连于一个又一个负心的男人身边，因为不断地被背叛，而被迫独自生活。她人生的每一个转折，都源于身边男子的离去。不同于其他温婉内敛的日本女性，她的眼神中永远充满不甘的戾气。

在成濑的男权世界里，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弱者，但她同样是被天赋选中的人。有一把火在她的心中燃烧，但也仅此而已。

所幸我们有简·坎皮恩。虽然她曾经说过“女性主义是一个沉重的标签”，但她毫无疑问就是一个真正的女性导演。在她的故事里，年轻的女作家珍妮特所面临的每一个抉择，事业、爱情、稳妥、冒险，似乎都同样是我们现在同样时刻面临的困境。而她每一次都选择与传统背道而驰，就像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敏感、内向，却从不胆怯；不吝于反抗世界、追求自由，只是也无法勇敢地表达自己，只能不断地逃离。

无论是《钢琴课》《明亮的星》还是这部《天使与我同桌》，她的女主角永远都是自我封闭的女人。无论她们来自怎样的背景、拥有怎样的生活，哪怕是有济慈那样温柔的爱人陪伴，她们永远都是孤身一人。

只是在所有这些孤独的女孩子里，珍妮特注定是最孤独的一个，或许也是最不幸的一个。因为她是真正的天才。

天赋就好像是一种无法剥夺的本能。即使她生于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家庭，即使她从来没有获得任何人的鼓励和指导，即使被关在疯人院八年，创造的本能依然留在她的骨血里。

但是，这种天赋又何曾为她带来过什么呢？假如她不是这样敏感、自闭、醉心写作，也许她就可以像姐妹们一样，早早地和镇上的男孩子一起，然后生儿育女；当然也不会因此而被误认为患有精神分裂。如果她知道文学的天赋将为她带来怎样孤独的一生，她是否还会欣赏接受这份馈赠？

这个答案我们永远都无从得知。就好像我也不会知道，如果平行世界真的存在，选择了结婚生子、在平凡琐碎的日子里消磨时光的她，是否又会转而渴望做一个自由的女作家。因为平行世界并不存在。这就像是站在天平的两端。艺术家必须是自私的，他们只有足够深地走入自己的内心，才能听清楚那里的声音。你要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就无暇再去听另一个人的声音，更加无法为了接纳他人而改变自己。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公平，人人都要做选择。她们失去的只是一种人生的可能，虽然这种可能恰巧代表着“普世的幸福”，代表着大多数人的选择，但它并不比其他可能更加重要。只是它确实曾经存在过，而她们选择了另一条道路。

我们可不可以孤独并且快乐呢？答案是可以，而且只能是可以。每个人的结局或许可能有千百种，但现在却都只有这一种。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没有办法再回头。

因为一个人不能同时侍奉两个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