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3年起，《萨勒姆的女巫》被搬上舞台无数次（02年由王晓鹰执导国话首演），而2014年在老维克剧院由先锋导演亚尔法伯执导，理查德·阿米蒂奇主演的版本简约而又富有爆发力，大舅的出色表演让我真切地随着他每一声的嘶吼、涕泪而沉浸在深沉的痛苦之中。
20世纪40年代，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盛行，受此影响，阿瑟·米勒创作了富有借古讽今意味的话剧《萨勒姆的女巫》,用一种返朴归真的现实主义戏剧形式,承载剧情内容上的现代感。《纽约时报》曾评论《萨勒姆的女巫》为“不仅是一声为自由而吹响的号角,而且是一阙为绝望而奏出的低沉哀歌”
1692年的萨勒姆小镇巫风四起,人人自危。人们迷信神权，神权完全凌驾于人权之上。当女孩们的跳舞和诅咒的行为被发现后，女孩们或因惊吓而晕倒，或带有恶作剧性质的卧床不起，迷信神权的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魔鬼掌控了她们，于是具有“捉巫本领”的黑尔牧师被请来，一场声势浩大的捉巫行动就此展开。女孩子们为了保全自己，开始慌乱地指认“和魔鬼在一起的人”，不断有新的人被供认出来，人们变得疯狂起来，甚至如果不跟在疯狂的队伍中，那么就会成为“人民公敌”，人们在这场行动中迷失了自己，萨勒姆小镇变成了人间的炼狱。
这其中，主使者女孩艾比盖尔曾在农夫普洛克托家当女佣，并和男主人有过暖昧关系。在被普罗克托的妻子伊丽莎白发现后被辞退，她怀恨在心,便借机指控伊丽莎白在施妖术,要杀害她。普罗克托为救出无辜受害的妻子和乡亲们,说服知情者—女佣玛丽出庭作证,遭到艾比盖尔当庭装神弄鬼的威吓。普罗克托为揭露真相,公然坦白自己犯有奸淫罪,引起哗然。但因妻子的袒护，不但没有揭露艾比盖尔的罪行，反而以“勾结反基督教的恶势力,破坏法庭的罪名关进了地牢。
剧的最后，普罗克托想要保留最后的一点尊严，他对妻子伊丽莎白说道：“别再流泪了，现在就是荣耀的时刻，我们将伴随坚定的心，一起陨落!”这让我想到了哈姆雷特的经典台词：“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究竟哪样更高贵，去忍受那狂暴的命运无情的摧残，还是挺身去反抗那无边的烦恼，把它扫一个干净。去死，去睡就结束了，如果睡眠能结束我们心灵的创伤和肉体所承受的千百种痛苦，那真是生存求之不得的天大的好事。选择苟全性命，还是保持灵魂的纯洁与虔诚，这是生与死的抉择，更是一种生而为人的信仰。在人们的疯狂与迷失中，毕竟还有虔诚的灵魂。从某种层面说,《萨勒姆的女巫》体现了以密勒为代表的西方知识分子在后工业浪潮冲击下的精神困惑。一方面,“上帝死了”;另一方面,个人的自我救赎离不开宗教精神的感召,现代人就处在这么一个“二律悖反”的人生困境里,不能自拔。
从剧作美学上看，《萨勒姆的女巫》正如密勒其他作品——《全是我的儿子》和《推销员之死》中所探求的那样,同样拥有远比只是针贬一时的极右政治,更为深远的道德涵义。在调动艺木手段上,首先密勒着力于对人物的刻画和塑造,剧中人物来自生活又提炼于生活,而不是某种概念的化身。其次，密勒摒弃采用印象主义的手法,为了“邪恶主题”的表现没有用整体性的历史纪实式的视角,转从微观的个人化的“视点”切入,以点写面,将整个故事围绕普洛克托、伊丽莎白和艾比盖尔三人之间的关系展开。在原审判记录中,密勒发现艾比盖尔是这场宗教迫害运动的主要肇事者,早先曾短期地在普洛克托家中帮佣,现在她竭力指控其妻伊丽莎白是魔鬼代理人,又千方百计庇护普洛克托。这一事实激发了米勒的灵感,使他构想出她跟普洛克托有暧昧关系这一牵动全剧的重要情节。为了使故事显得真实可信,米勒又把艾比盖尔的年龄从11岁提到了17岁。这种三角关系的设定就为萨勒姆“逐巫”案找到了“导火索”,为艾比盖尔蓄意陷害伊丽莎白找到了适当的“理由”:借助黑人魔法和随后的“逐巫”狂热害死伊丽莎白,以便取而代之。同时,这也使普洛克托像传统悲剧主人公一样有了“瑕疵”和负疚感,所以当无辜的妻子和更多的乡亲被指控为巫,生命受到威胁时,他才会挺身而出,公开自己和艾比盖尔的关系,揭露这场大骗局。
剧的结尾，伊丽莎白对普罗克托说“你不需要别人的原谅，你需要的是你自己原谅自己。你的灵魂只属于自己”《萨勒姆的女巫》让我们在这个疯癫世界里进行自我救赎,而也唯有自己，才能挽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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