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里的中国

摄制组从2012年2月4日到2013年2月10日在杓峪村拍摄，历时373天，记录了杓峪村一年的生活。

这些记录，都浓缩在了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

这部纪录片获得第十五届中国广播影视大奖电影华表奖“优秀纪录片奖”、第二十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中国纪录片”等十多项大奖。

杓峪村位于中国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中庄镇，地处沂蒙山区。当年拍摄时，全村167户，484口人。耕地面积470亩，山林面积2270亩，经济作物以苹果为主。

《乡村里的中国》以二十四节气为时间节点，以村民杜深忠、村支书张自恩、大学生杜滨才等人为主线，记录了杓峪村的一年。

记录了这一年当中，人们的红白喜事，喜怒哀乐。

“我一开始对土地就没有一点感情”

杜深忠是村里比较“另类”的人，虽然也从事农耕，但是一直对精神生活有所追求。

他闲暇时在家里的地上写毛笔字，平常看新闻联播。村里要欢迎驻村干部来时，村支书张自恩还来找他写欢迎词。

杜深忠还常常在家里拉二胡，但是他心心念念想拥有一把琵琶，而一把琵琶的价钱对于家里来说是不舍得出的一笔钱。后来他熬不过心里的执念，还是去琴行买了一把琵琶。原价八百四十，店主肯给到六百九十时，他毫不犹豫地买下了。

回到家里后，他不敢告诉妻子实价，说是花了四百九十买的。后来妻子还是知道了实情，两人有一些“争执”。妻子认为家里各方面都要开销，哪能顾得上那些精神层面的东西。但是杜深忠觉得人除了需要吃饭，精神也需要填补。

妻子虽然表面上看不支持、不理解丈夫的行为，实际上她本人也会唱歌，只是出于操持家庭开支的压力而不得不舍弃在精神生活方面的投入。

其实，在中国任何一个村庄，估计都有杜深忠这样的才人。他和妻子的矛盾，不就是农民在精神需求和物质现实之间的矛盾吗？

有一天，杜深忠的女儿带男朋友回家见家长。杜深忠对于女儿谈恋爱的态度很开明，说只要两个人是相互喜欢，他就同意。

连他的女儿都说他，对别人都还不了解，你就这么快同意了。

在女儿结婚时，他对她说：“这些年你给我帮了不少忙。”女儿让他把钱留着，他坚持要放去女儿的包里。

辛辛苦苦一年，苹果丰收时，杜深忠吃住都在苹果园，守着苹果。

结果苹果滞销，没什么人来采购，最后不得不以非常不理想的价格出售，两块三毛五一斤。七八千斤苹果只卖了一万五六千块钱，而单是成本他都花了七千块。

这件事让杜深忠很苦闷，这些年他们家在苹果树上付出的努力已经很多，但得到的很少，“花十分代价以后得不到三分收入”。杜深忠都忍不住向别人吐苦水：“我觉得熬这个时间我都觉得熬得很心疼。”

同时他也明白，出去打工的话，“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无奈是咱对这个世界太无奈，一出去以后茫然无知，啥也不懂。实际上你真去打工以后，你卖力气也就罢了，你得卖性命！”

在纪录片中，年轻的村民张自军在贵州某工地打工时从高架摔落，不治身亡，留下一个年幼的儿子。下葬时，儿子指着墓坑好奇地问：“那是俺爸爸的家吗？门口怎么这么小。”

这个事情之后，杜深忠感叹：“山里的孩子出去打工，真是个要命的事。实际上农民工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都是逼着出去的。出去是一把辛酸泪。”

他把外出打工比喻为“拿着人肉换猪肉吃”。早年他为凑孩子学费出去打工，一连五年他都在农闲时去莱州，帮玉米贩子收割玉米，每天每亩地不过挣几十元；收完玉米就又去工地搬砖。没日没夜的苦干让他提前衰老了，数载下来，他牙齿掉了13颗。

纪录片还记录了杜深忠教育儿子的一幕。

他对儿子说：“一些人说对土地有感情，实际上我一开始对土地就没有一点感情。这个土地不养人，咱这里的这二亩贫瘠土地不养人。所以说我多么盼望着你（成才）。你别看我一辈子不成功，不成功的教训比成功的经验还说明问题！这是一辈子的心血，一辈子的泪。”

纪录片的导演焦波感叹：“再伟大的演员，也说不出这样的台词！”

或许杜深忠不是对土地没有一点感情，只是因为把所有收获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土地身上，然而结果并不理想，从而爱之深、恨之切。

杜深忠看到一些村里的古树被连根拔起，估计是被卖去城里做绿化，他形容这种行为是“剜大腿肉贴脸上”。

和妻子一起在地里收玉米，妻子说玉米都被獾糟蹋了，他说獾是国家三类保护动物。妻子说，它光祸害人祸害庄稼，它还是保护动物。农民种点粮食容易吗？都让它糟蹋了，农民怎么没有保护的。

挺多这对夫妻边干活边对话的场面，富有生活气息又有点逗趣，很能反映农民的想法。

杜深忠，年轻时当过四年炮兵，退伍后在“中庄乡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又干了六七年。平日最爱读书看报，还参加过鲁迅文学院的函授课和培训班，向许多报刊投稿，可惜均石沉大海。

他身在农村，心里懂的东西可不局限于农村那片天地。

“干一年支部书记，真是赚了一肚子酒来”

杓峪村的村支书张自恩，整天为村里人的事情东跑西颠。他不是一位文质彬彬的基层干部，也会被事情烦得爆粗口，与村民起冲突。

村口因修建小广场砍树时，村民和张自恩起了争执；为了让村里脱贫，张自恩不断地去旅游开发公司寻找机缘；村民张光爱与张光学的纠纷愈演愈烈，张自恩在中间反复“灭火”；更有村民怀疑张自恩贪污，不断上访要求查账。

他很想把工作做好，无论是村民打架的来回调解，还是去拜访王总希望推进村里的旅游项目。他也很苦闷，曾说过大不了辞职，不当这个村支书饿不死，当了也富不了。

要过年了，镇上发给村干部的钱很少，有个村委说连车油钱都不够。张自恩马上说从自己那出两百给他，其他人也有。但是那个人气得连钱都不拿就走了，实际上张自恩本人也很气，很无奈。

作为村支书，过年要去探望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张自恩也没有落下那位怀疑他贪污的年长村民。

在纪录片里，张自恩语带辛酸地总结自己一年的工作：“干一年支部书记，真是赚了一肚子酒来。”

张自恩是一位对工作热忱、常挂着憨笑、在村中费力斡旋的村官。他或许不是工作得很优秀，但在一定程度上是广大村官的缩影。

“我一回家就心烦，烦死了”

杜滨才应该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之一。他在四岁时，父亲杜洪法患精神病，母亲另嫁他乡，他由父亲抚养长大。

他对于家的感情很复杂，对于一些状况很不满，对父亲说过一些刺耳的话。

父亲会打电话跟他说，家里的苹果卖掉了，“没钱了跟我说一声”。

会特意留下一箱苹果，装好了给他带去学校。天刚蒙蒙亮，两父子在路旁等着班车。

父母离婚时杜滨才还小，长大后的他已不认得妈妈的模样。

伯母曾多次问他想不想去看妈妈，她知道他妈妈在哪里。杜滨才都是说以后再说吧。

而在他二十三岁这年，时隔十九年后，他还是由伯母带着去见了妈妈。

所有的情绪都化在了眼泪里。

过年了，村里举办春节联欢会。杜滨才在舞台上唱了一首筷子兄弟的《父亲》，声音哽咽。

台下的杜洪法默默地转过身去，又低头擦眼睛。村民们也听得沉默。

对于父亲的不理解，对于家庭的不满，杜滨才终于找到了方法，与自己达成了和解。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在一年的时间里，杓峪村的村民们都经历了各自的曲折与委屈。

无论有什么冲突与怨恨，到了过年的时候，依然露出开怀的大笑。

正如导演焦波说的：“这块土地上的人，有困难有曲折，但是一直在追求。甚至追求达不到的时候，该欢乐还依然有欢乐。”

“农民吃的苦比我们要多，他们遇到困难比我们多，他们得到相对来说少。所以说我们拍这个片子也想，把农村真真切切的生活状态，农民那份真正的追求和农民的诉求反映出来。”导演焦波曾接受央视采访时这样说到。

《乡村里的中国》这部纪录片拍摄于2012年，距今恰好时隔八年。

现在的农村有些已变了模样，有些依然感受不到外界的变化，但是农村依然有很多故事正在发生。

（文中配图均来自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

2020年04月06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