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

鲁迅曾在一篇演讲中发问，“娜拉走后怎样”，那篇戏剧以娜拉的离开作为闭幕场景，娜拉到底是得到了自由解放还是迫于经济困难又回来了，易卜生没有回答。

而陈可辛导演的这部电影《亲爱的》之所以能大胆使用两段式结构，私以为一方面是因为李红琴这个角色足够浓墨重彩，与前半部分“田文军寻子”能势均力敌，另一方面就在于提出了拐卖儿童这个社会问题背后更深的现实问题，即孩子找到后怎样？

影片前半部分揶揄了公检法的办事不力，通过“万里寻子会”展现了民间被拐儿童父母的痛苦以及社会对这个群体的冷漠，而重要的戏剧化冲突几乎被集中安排在后半部分，即田鹏、吉芳被找到，李红琴出现之后的情节。

情与法在孩子被找到后进行着激烈的对峙，李红琴不知情地收养两个孩子能否建立法律上的收养关系？孩子依赖李红琴，不肯接受亲生父母该怎么办？对找不到亲生父母的杨吉芳，在福利院的阻挠下李红琴能否胜诉，成功收养？这些冲突在电影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在《收养法》中，几乎可以完美地解决是与否的问题。《收养法》第15条规定，“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李红琴由于没有与吉刚、吉芳办理收养关系，虽然形成了事实上的收养，但法律并不承认这种关系。而且，田鹏被亲生父母找到之后并没有再次被送养，所以李红琴无法收养田鹏。该法第5条规定了收养人需要具备的条件，根据这条李红琴可以申请收养吉芳，但法律却没有禁止福利院以申请收养人无力抚养弃婴为理由拒绝送养。

可是，田鹏以后会不会想念“妈妈”，吉芳想和“妈妈”在一起却被迫呆在福利院，诸如此类关于找回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相关法律却几乎没有做出任何规定，显得有些冷冰冰和不近人情。在法律不提供解决办法的情况下，似乎只能通过情来解决，这也是为什么鲁晓娟最后希望能够收养吉芳的原因。但即便如此，也无法完全弥合田鹏和吉芳幼小的心灵遭受的伤害，就像张译放弃寻找孩子准备生二胎时，却被逼办理第一个孩子的死亡证明一样，法律是规则，规则的改变需要时间，但人心受到的伤害却没法再次愈合。

王开岭在《对悲剧的深沉纪念》里面说“生生死死只有落实在具体的‘个’身上才有意义，整体淹没个体、羊群淹没羊的做法，实际上是对生命、对悲剧主体的粗暴和不敬，也是背叛与遗忘真善的开始。”每年被拐的小孩都不计其数，当新闻不断滚动显示每年被拐儿童的数量时，并不能唤起我们内心的人道主义。他呼吁对个体悲剧的纪念，而这部电影的价值就在于此，田文军和鲁晓娟象征着所有失子父母，电影里出现的所有大人物小人物都是碌碌众生，导演通过具象化一个庞大的社会现实，以一个家庭的丧子、寻子经历，来关怀所有失子父母，让我们直面找到孩子以后亲生父母们面临的矛盾，如此我们方能感同身受，方能有惊心动魄的痛感。

拐卖儿童的现象在当今的中国猖獗无比，对金钱的欲望驱使着犯罪分子不择手段地将孩子从亲生父母身边夺走，这个获利颇丰的巨大犯罪行业在中国社会的夹缝里野蛮生长，无论繁华都市还是偏僻深山。尽管电影中李红琴是一个饱受生育压力摧残的可怜妇女，但对于失去孩子的父母来说，“李红琴”们注定无法原谅，所以必须坚决打击拐卖儿童的行为。而这部电影需要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打拐，而是要去思考到底孩子找回来之后如何重新接受亲生父母，如何融入新的家庭和教育环境······这些是影响孩子之后人生甚至是一辈子的问题，我想也是陈可辛导演通过这部电影想要探讨并引导我们去思考的问题。

这部电影跳出了传统电影善恶对立的套路，所以我真的无法去评论这整个荒唐事件里每个人孰是孰非，也无法轻易得出情与法孰轻孰重的结论。但正如影片里张译醉酒所唱的那首《题都城南庄》，“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中，作者崔护与爱慕的女子终成眷属一样，我也祈祷被拐儿童的父母们所有坚持都能得到回报，所有被拐卖的孩子都能回归正常的生活。

2017.6.7

2022年了，结合最近发生的事情，再看17年我写的这个观后感，嘘唏不已。